香港导演吴宇森执导的电影 《赤壁2：决战天下》设置了这样一个场景：在曹吴两军剑拔弩张，大战将至之际，周瑜和诸葛亮、关羽、张飞、鲁肃等人玩起了投壶游戏——— 从一定的距离之外，把箭投进一个口小肚子大的壶中。张飞，关羽、鲁肃三人，一支箭也没投进去。张飞气愤不过，抱起一大把箭，狠狠地朝壶扔去，还是一支不中，全落到壶旁边的地上去了。张飞不高兴地说：“这壶口大一点不就好了吗!”。诸葛亮笑道：“壶口再大，你也扔不中。”关羽说：“投壶是文人雅士行酒令的游戏。我们正在打硬仗，没有这种雅兴。”但轮到周瑜时，举手每投一支箭，都稳稳当当地投进壶里去。张飞大叫：“都督，你怎么能投得这么准呀!”周瑜平心静气地解说其中的秘诀：“专注。”一个人心静就可排除杂念，将箭投入壶中。

　　投壶，最早与古人热衷的射箭密切相关。奴隶社会是非常重视射箭的。奴隶主生了个男孩子，要在门上挂一张弓，并用六支箭向天地四方各射一支，表示这个男孩子长大了，要使用弓箭去征服四方。早期在各种大的宴会上都要进行射礼。自天子、诸侯及至大夫、士，各有不同的射礼仪式。到了春秋末年，奴隶主阶级已经腐化堕落，许多人拉不开弓，射礼不能进行;于是就把射箭改成为投壶。投壶，就是把没有箭头的箭杆投到酒壶中去。这样一改就省力多了，用不着费劲拉弓，也不需要平时练习，到时拿起箭杆就投。各国诸侯很欢迎它，于是投壶就代替了射箭礼仪。

　　《左传》记载：晋昭公大宴诸国君王，举行投壶盛仪。壶中满盛红小豆，使箭不能跃出，每投一次，不得重复，可以轮回。这里所描述的情景，明确指出是为国礼。

南阳汉画像馆藏《投壶图》

　　《史记·滑稽列传》中记录了齐国的一个上门女婿淳于髡，此人能言善辩，爱用隐语寓言讽谏饮酒无度的齐威王。公元前371年，楚国派兵侵犯齐境，淳于髡借赵国的兵吓退了楚军，威王便在后宫摆酒感谢，席间问他能喝多少酒。淳于髡卖关子说，喝一斗也行，喝一石也行。

　　怎么讲呢?淳于髡说，若是咱俩正襟危坐，我喝一斗便醉;“若朋友交游，久不相见，卒然相睹，欢然道故”，能喝五六斗;如果是在乡间酒肆，“男女杂坐，行酒稽留(喝个没完)，六博投壶”，百无禁忌，饮八斗而醉;如果是“日暮酒阑，男女同席，履舄(鞋子)交错，杯盘狼藉，堂上烛灭”，能饮一石。最后，淳于髡话锋一转：所以场面越乱喝得越多，喝得越多场面越乱，“酒极则乱，乐极则悲;万事尽然”。

　　投壶自诞生起就是跟饮酒分不开的，在淳于髡这里，投壶的参与成了饮酒之“乱”的一方面。这种观点春秋时期的人肯定不同意，其只能说明，在战国乡间，投壶的礼数失去了约束力，能够男女同坐，握手言欢不受处罚，眉目传情不遭禁止，正是儒家所谓“礼坏乐崩”。当然，乡间是乡间的玩法，贵族圈里的投壶仍然相对严谨，不过，春秋以前的繁文缛节确实已经没了市场。南阳汉画馆的《投壶图》中只有五人，未见司射、司正，败者瘫坐一旁，胜者继续联欢，禁忌似乎并不多。

西汉绿釉投壶

西汉投壶

　　礼教淡化的“低门槛”和趣味性造就了投壶后来广泛的群众基础，秦汉以后射礼被废，投壶完全变成了宴宾娱乐。从汉代起，投壶的新旧两种玩法应该是并行的。贵族文士重视投壶过程中所蕴含的礼仪文化，民间看重的则是竞技和斗酒的乐趣，投壶可谓雅俗共赏，贵族和平民各取所需，男女杂坐投壶行酒是市井玩法，雅歌投壶则是士大夫玩法，一俗一雅，并行不悖。

　　两汉时期最有名的高手要数汉武帝的倡优郭舍人，他发明了一种新玩法，叫做“骁”，汉代的投壶不再内置小豆，箭可以弹出来，因此郭舍人可以将一支箭投入壶中，箭反弹出来接住再投入壶中，如此往复一百多次。《西京杂记》记载，郭舍人靠着这个绝活发家致富，“每为武帝投壶，辄赐金帛”。郭舍人的“骁”式玩法被研究者称为新式玩法，近于杂耍。

　　其后，人们对投壶的改进并未停止。从晋朝开始，投壶的壶口两边增设了两个小耳，壶耳是与壶口并列的，箭矢也可投入其中，因此，这时候的投壶花样增加了很多，技巧也随之提高。

五代 周文矩《重屏会棋图》所绘投壶

　　晋朝左光禄大夫虞潭在《投壶变》中就记载了当时许多投法，比如，投入左耳或右耳的箭，箭身斜倚在耳口形同腰间佩剑的情况，叫做“带剑”;箭身斜倚在壶口的叫做“倚竿”，投的箭“圆转于壶口”，停止后成为“倚竿”的，叫做“狼壶”;箭尾先入壶口的，叫做“倒中”，等等。而时人之所以要给投壶的各种情况起这些名字，是因为不同情况得分是不一样的，投壶归根到底还是要为“斗酒”服务的。

宋 铁投壶

宋 龙泉青瓷贯耳小投壶

　　这种雅俗并行的局面，在宋之前倒也相安无事，顶多有些文人表达一下对投壶古礼的推崇，却并未流露对民间玩法的不屑。但到了宋代，饱受理学熏陶的文人们坐不住了。他们认为投壶原本是一项高雅的礼节性游戏，如今却沦为市井游戏，有悖古礼的发展，因此纷纷著书立说，提倡恢复投壶古礼。其中，喊得最响、影响最大的就是司马光。

　　司马光本身也爱好投壶，并且很有研究。他认为，当时流行的投壶玩法不合礼制，多为奇巧侥幸的投法，也就是蒙着投的。所以他对投壶进行了改革，写出《投壶新格》。此书对既往的投壶活动进行了总结，同时点出，投壶虽然是一种休闲活动，但也是圣人用来教育人们修身治心的“礼”，可以“养志游神”，也可以“合朋友之和”，“饰宾主之欢”。

司马光《投壶新格》中的部分投壶之式

　　最重要的是，司马光自己罗列了一套规矩，对投壶的礼节、用具、规则重新做了规定。比如，第一箭投入壶中，叫做“有初”，得分计为十算;第一箭投入壶耳，叫做“贯耳”，也作十算;“倚竿”，以及箭尾先入壶中的“倒中”，以前是算分的，司马光认为这是瞎蒙，不合礼仪，所以不给算。司马光的新规，在投壶界的影响力不亚于《资治通鉴》，得到了当时士大夫的推崇，一直为后代所遵循，投壶也更加兴盛。

明永乐青花卷草纹投壶

明宣德至成化 高浮雕云龙纹铜投壶

明万历 西洋舞人形铜投壶

明宣德 掐丝珐琅缠枝莲纹投壶

明 铜饕餮纹投壶

　　及至明清，投壶虽然在民间又曾出现过令人叫绝的新花样，有140多种投法，比如被称为“仙人指剑”的背投，以及明代高手苏乐壶的招牌动作“三箭齐发分中三孔”，但都是只作观赏，并不能入宫廷贵族宴乐活动的主流。

《明宣宗行乐图》投壶特写

　　宫里的投壶还是很严肃的，今天北京中山公园内有“投壶亭”，是明清两代帝王投壶演礼的地方。宫廷画师濮阳人商喜所作《宣宗行乐图》，其中就有明宣宗朱瞻基投壶的场面。仔细观察，皇室所玩的并非四耳壶，而是司马光所倡的双耳壶。壶中已中三根红箭，朱瞻基手握第四支红箭蓄势待投，旁人所投的三支蓝箭全部未中，掉在地上。参照司马光的标准，除了一根“倚竿”不算分，另两箭分中口耳，朱瞻基最后一投即便不中也已大胜，如果不是画师刻意拍马，足见朱瞻基投壶水平相当了得。

　　投壶直到清代仍十分风行，民国时期社会剧变，投壶因为浸淫封建礼制而突然销声匿迹。其间，尊孔复礼之风曾起，四省联军司令孙传芳在南京提倡投壶，拉拢一些知名学者参加。然而，此时投壶已成了封建礼教的象征，鲁迅就对章太炎参加投壶很不满意。而这一次，也成了投壶在历史大舞台上的最后一次“抛头露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