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古老的玻璃镶嵌画的现代应用。

　　最近出现的玻璃镶嵌画项目，比如大卫·霍克尼为英国女王做的作品(维斯敏斯特教堂)以及布丽奇·赖利(Bridget Riley)的作品《舞蹈》(海牙市立博物馆)，让我回想起了很多事情。2009年，我要求詹姆斯·于戈南(James Hugonin)和安妮·维贝克·穆(Anne Vibeke Mou)为我的父母做一幅镶嵌画。镶嵌画的地点在诺森伯兰郡小小的圣约翰教堂，项目动工之前，教堂被关闭了将近一个世纪。

　　布丽奇·赖利，《舞蹈》，2016年，海牙市立美术馆

　　和霍克尼、赖利一样，于戈南和穆也没有制作镶嵌画的经验。他们面临的一项更大的挑战是，英国的教堂经常不同意对于教堂内部建筑和装饰的改造。英国有专门的教堂管理制度，称为“Faculty Jurisdiction”，对教堂的改造必须遵循这项制度，但是获得当局许可需要情况说明、公众建议、专家意见等一系列程序，繁琐且耗费时间。这让在墓地上种棵树都得等半年时间。好的一面是，严格的制度确实对保持教堂的原始面貌做出了贡献。我们只是希望管理者能够接受不是明显宗教题材的作品，并且能够对艺术家的意图做出最大程度的理解。

　　于戈南计划将他的一幅绘画作品用玻璃改造成3D版。光线将会穿过两片人工制造的薄玻璃板，玻璃板上有相似的长方形彩色格子。而穆的创作是以绘画为基础的，她想要用钨针(tungsten stylus)在玻璃上画出云朵。

　　詹姆斯·于戈南，《相反的节奏》，2010年，圣约翰教堂，John McKenzie摄

　　这两面窗户，不仅能够成为艺术品，更能成为冥想之物。人们常常将教堂当作冥想之地，很多人去教堂就是因为教堂提供了一个宁静和平的场所，可以短暂逃离光怪陆离的外部世界。而这两个新的设计，还可以和教堂的环境形成很好的呼应：教堂里还有19世纪中期的镶嵌画，嵌在造型奇特的玫瑰形窗子上，以及1950年代家父委托莱昂纳多·埃维茨(Leonard Evetts)制作的三个夏加尔风格的窗户上。

　　我们搜集了类似项目的资料。西格玛·波克(Sigmar Polke)曾为苏黎世大教堂做了12幅抽象风格的色彩镶嵌画(2009年);而现在科隆大教堂南耳堂的镶嵌画是里希特在几年前完成的。里希特为说服教会管理者花了很大功夫，可当建成之后，科隆大教堂的主教对此依旧不满意，说教堂更像是一个清真寺或者犹太教堂。

　　西格玛·波克做的玛瑙窗户，2009年，苏黎世大教堂

　　格哈德·里希特，科隆大教堂的窗户，2007年，科隆大教堂

　　这些评论使我担心。我并不同意主教的观点，但似乎也无法说服他。但如果我采用附近教堂的一些做法，事情可能会变得简单：我可以参考萨拉·罗西(Sara Losh)在1840年设计的圣玛丽教堂。教堂的老式镶嵌玻璃窗呈现出一种碎片化的效果，最后形成的像拼贴式的图案既惊艳又生动。呵!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

　　事实证明，理事会对方案非常满意。他们认为这种形式对诺森伯兰郡的教堂很合适，特别是在圣彼得教堂从17世纪就有了彩色镶嵌画的前提下。2010年，詹姆斯·于戈南去了法兰克福(德国城市)附近的陶努斯泰因(Taunusstein)，和来自德里克斯玻璃工作室的技术工一起制作作品。穆则在她的工作室里创作。

　　安妮·维贝克·穆，《无题》，2010年，圣约翰教堂，John McKenzie摄

　　两扇窗户最终都超出了预期的满意度，项目完成时我们印制了一个小册子。几个月后，于戈南和穆共同赢得了2011年ACE的宗教环境艺术大奖(Art and Christianity Enquiry Award for Art in a Religious Context)。

　　现在参观海牙市立博物馆可以看到布丽奇·赖利的镶嵌画作品，这和多年前博物馆收藏的她的绘画作品相呼应。我敢说这个项目比在英国施行要顺利许多。我希望霍克尼的项目也能顺利进行。(因为霍克尼的项目和女王有关，他估计还得和白金汉宫有一场战斗。)我从不对他的能力和资源感到怀疑，但我依然祝他一切顺利。

　　参考来源：Appolo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