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讲座

　　五位中国当代艺术家，在四个城市分居，在一个艺术小组合体，“我”供养着“我们”，“我们”滋养着“我”。洪浩、萧昱、宋冬、刘建华、冷林，12年来相聚政纯办一一政治纯形式办公室，现在相聚深圳。本期讲座特邀《新周刊》艺术主笔孙琳琳走进政纯办，解析神秘的中国当代艺术男团。

　　关于讲者

　　孙琳琳

　　中山大学人类学硕士

　　《新周刊》编务副总监、艺术主笔，报道当代艺术十年。

　　政纯办

　　政纯办是“政治纯形式办公室”的简称,是由洪浩、萧昱、宋冬、刘建华、冷林组成的艺术小组,在2005年创立“政治纯形式”概念,并以集体创作的方式进行工作。政纯办面向世界,聚焦精神世界的建设，将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经济生活和日常生活等等纯形式化，模糊界限，将思考，讨论，足迹，享乐和思想等形成形式，构筑“政治纯形式”概念。2005年政纯办在北京公社举行了第一次展览《只有一面墙》。2006年政纯办在悉尼的 ART SPACE 展出。2007年政纯办参加德国第十二届卡塞尔文件展媒体项目《艺术世界：纸上展览“政治纯形式”》。政纯办的足迹及讨论遍及工厂、农村、学校、革命圣地、名胜、工作室、画廊、博物馆、运动场、车站、码头、机场、酒店、餐馆、酒吧、茶舍、澡堂、娱乐场所、商场和地摊。

　　第二部分：回顾“政纯办”的发展和成员的收获

　　主持人：谢谢孙琳琳今天带来的基于她一系列采访基础之上给我们呈现出的一个脉络非常清晰的关于政纯办12年的来龙去脉。

　　接下来也会有一段时间交给大家跟孙琳琳和政纯办五位艺术家交流的时间。谢谢孙琳琳的同时，还要感谢既全情投入又保持各自，今天的讲座虽然讲的是他们，可是他们不要站在舞台上的政纯办五位艺术家们，谢谢他们!接下来大家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在这里提出，可以举手示意工作人员。

　　听众：五位老师好，我觉得艺术家都挺有个性的，你们怎么把这个关系处理得这么好，有没有什么经验分享?

　　宋冬：大家好，我们五个人，每一个的言说都是政纯办的言说。当一个人去接受一个人的时候，我个人觉得是接受他的全部，包括缺陷。当然，缺陷可能从这个角度看是缺陷，但从那个角度看就是个性。我们五个人是非常不一样的五个人，但能12年还在一起，已经说明了非常多的问题。实际上在我们这里没有一个所谓的强权，就说一个事情必须要怎么样做。因为这个世界，人和人之间的交流，就是相互之间不是以妥协的方式而存在的，而是以一种商议、自由、共存的方式里存在的。这五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你看到的是五个非常不一样的人在一起，而并非是五个按照一样的东西在一起。虽然你看到我们好像都有蓝色，但你会发现这些蓝色是不太一样的。政纯蓝的组成部分，我们把它定义成由99%的蓝加上50%的红。因为每个人有10%自己原来的色彩。

　　12年了，今天我也觉得很感慨。我先说一下今天为什么用这样一种方式投影在上面，大家会觉得这种为什么那么不清晰，一个讲座应该让大家看清楚图像，然后这五个人怎么那么小。其实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是很重要的个体，都有每个人个人的诉求，都是有一种自由表达的方式，应该用一种个人的方式存在在世界上。但我们又是群居的动物。我一个人非常有个性，也很富有，但给我放在一个非常豪华的岛上，让我谁也见不到，我想那无异于是一个监狱，因为无法与人交流。但是在这儿，我们在一个大舞台上，这是一个大世界。

　　你们看到的政纯办所有图像，这边是政纯办12年来做过的事情(见PPT)大家一会儿到三楼会有清晰的图像可以看到。感谢琳琳对我们的介绍。那边的图像，包括我们徽章的来历，以后大家从网站上可以获得更多更细节的信息。因为12年的东西，不可能在这么短短的时间里一一向大家说明。但不清晰本身让我们看到更多可能性，并非是图像本身。我们本身在这儿呈现了一个展览，但大家看到的可能只是这个形式，但是形式的背后可能有很多东西。比如我们看到外面的墙上，那是每个人喜欢的蓝色，用我们的红包换您喜欢的蓝色，大家对蓝色的定义是不同的，那是一个非常自由的表达，相当于每个人拿出了自己对蓝色的选票，放在上面，是他们的选择。放在一起以后大家会看到它也是一种漂亮的呈现，那可能就是一种蔚蓝。

　　肖昱：我们在这儿一个短暂的聚会和认识。我欣赏宋冬刚才说的所有一切，但他不代表我。我作为一个个人，我非常感谢我们这个小组共同走过的日子，而且我也感谢华美术馆。为什么感谢他们?就是因为我今天可以被这么多年轻的朋友认识，从我个人变成了“我们”，跟大家在座有关的一件事情。今天我们全聊的是政纯办，但大家也非常有兴趣让我们在一个屋子里共聚一堂。这个事情让我感到很欣慰，觉得在这个世界上不孤独。我们的人生，除了个人之外还有一个共处的机会，让我得到了一种抚慰。

　　刚才这位同学问你们个性都很强，各位想了解我的个性，就关注我个人的艺术，可以去网上查查肖昱做了一些什么。

　　我说的以上不代表政纯办。

　　听众：每一位老师都有自己的特点，我想了解一下你们在创作当中是不是有分工，灵感是头脑风暴造成的还是怎么样?想听老师分享一下创作的过程。

　　▲ 素器

　　宋冬：创作过程特别简单，就是吃喝玩乐。其实大家都是吃喝玩乐，能吃好玩好乐好，人生就幸福了。但现在可能好多时候并不是每天都心那么顺。但我们五个人只要在一起的时候，就有这样一个幸福的感觉。在一起的时候总要商量着要做点事，但又不是当成方案做，所以聊的过程中很激动，有可能第二天那个激动过去了就不再讨论那些事了。但当我们都特别愿意去呈现一件事情的时候，就有共识去把它做出来。包括这次“用我们的红包换你喜欢的蓝色”，大家都很激动。因为我们可以跟更多朋友相见，现在也建了一个更大的群，这个群是由蓝色大家彼此相连。原来不认识，但因为有某些共同的东西，虽然喜欢的蓝色不同，但用蓝色搭建起桥梁大家聚在一起。我们用二维码和灯箱字放在外面，整个建筑都成为我们的平台。我们特别高兴有很多过路的人，昨天和今天看到很多年轻人过来拿手机去扫。这些人原来我们可能并不熟知甚至并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谁存在，但可能因为这件事情把大家联络到一起。

　　刚才还谈到个人和体系之间的关系，每个人都不一样。大家可以看2005年的我们，每个人都是什么样。那时候大家不知道政纯办，略微知道一点我们个人。但今天更多人知道政纯办，然后发现12年后他们还没解散，就觉得这可能是有点意思的事。对我个人来讲，如果没有政纯办，我想也没有今天宋冬的存在。我觉得这12年当中，我个人的成长是跟政纯办息息相关的。因为政纯办是“我们”，而这个“我们”不是消灭我的“我们”。原来一谈到集体，就觉得太可怕了，那是要限制个人。但在我们的集体中，我觉得这个我是不段被放大。我们没有因为政纯办的存在而消失，而在不断成长。比如像我，越来越胖。人家都在问我你政纯办12年得失是什么，我得到一身肉，丢掉的是我头顶的头发。为什么?心宽必然体胖，给我快乐，那就让我胖起来。我觉得生活也比原来好了，吃什么喝什么都好了，但我是在这个集体中获得的，如果没有这个集体，让我现在在社会上，有可能比洪浩还要瘦。但头发掉了，可能想的事情多了，政纯办也给我思想。这是我们合作的一种方式，但你说里面有没有分工，没有刻意的分工。政纯办让我体会到什么叫奉献。从我小时候学就说你们要奉献，但是政纯办我真的感受到奉献。比如像洪浩，在北京待的时间长了，我们在各地。这个展览是华美术馆和这个年轻的团队给我们特别大的帮助。这个集体不止政纯办这五个人，是更大的集体，没有其他人集体的存在，这些是创作不出来的。比如洪浩自己有大量的工作做，但是为这个小组做了特别多巨细的东西。像这上面，政纯办十年来收的东西，这些东西都是我们集体生活留下的印记。大量的工作，洪浩做了很多。我们的大事记刘建华做了很多。肖昱也是，现在在深圳，原来在北京，也是跑东跑西，谁有时间谁做点事，都是找自己闲的时间做。冷林，大家觉得大老板、创始人。但对我来讲，在我心里面他是我心灵交流者。冷林又是画廊主，但大家都忽略了他艺术家的气质。他在我们这里面就是艺术家。但我们刚开始很多活动都在北京公社发生。分配的方式特别有意思，因为是集体创作，平均每个人出几万块钱，放在一个篮子里，大家就使用这个。如果有所得，如果卖了一件作品，分五分之一。但我们在北京公社做展览的时候，他作为画廊主也要掏五分之一，但是他分的时候可不是分一半，画廊主和艺术家应该是分50%，因为画廊主做了太多工作。但冷林如果要得，也只能拿到五分之一。得到的比他付出的少得多，但为什么还是聚在一起?一定是有超越了那种东西的东西在里面。而让我这12年感触最深的就是那个东西。它不是简单的温暖，不是简单的所谓凝聚力。对我来说，甚至不是坚持这个词，我觉得我们在一起成为了我们的一种习惯，在一起就是一个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