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里头最可能是夏 但真理再往前一步是谬误
2017-08-21 12:10:38 蒋肖斌
二里头遗址:最早的中国
南临古伊洛河、北依邙山、背靠黄河,河南偃师二里头,和它所在的伊洛平原的任何一处村庄相比,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直到1959年夏天,考古学家唤醒了这片沉睡的土地,并揭开了一个尘封的秘密。今年6月,二里头遗址博物馆在二里头遗址近旁奠基,这座东亚大陆最早的核心都邑,将成为未来探索早期中国形成发展的核心平台。
许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于1999年至今担任二里头工作队队长,他的团队是二里头考古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北京的夏日,社科院考古所的办公室,在一屋子考古学书籍的环绕下,穿的T恤上印着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青铜爵图案,许宏向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讲述了二里头遗址考古半个多世纪、或者说二里头都邑三千余年的风雨。
二里头遗址的“中国之最”
乐于向普通人群普及考古知识的许宏,为二里头遗址梳理出很多“中国之最”:最早的城市干道网、最早的宫城(后世宫城直至明清“紫禁城”的源头)、最早的中轴线布局的宫殿建筑群、最早的青铜礼乐器群、最早的青铜近战兵器、最早的青铜器铸造作坊、最早的绿松石作坊、最早的使用双轮车的证据……
如何证明二里头是都邑?许宏表示,判断一处遗址是否是都邑,主要看它是否是权力中心,落实到考古现象上,比如,有没有供统治者使用的王室禁地——宫城,有没有超出了普通人需求的大型建筑。
在二里头遗址已发掘的10余座大中型建筑中,1号宫殿(是宫殿还是宗庙,抑或其他功能建筑,目前尚未定论,许宏更愿意称之为“大型建筑”——记者注)遗址是面积最大的一座,使用时间基本和宫城相始终。这是一座建立于大型夯土台基之上的复合建筑,规模宏大,结构复杂,前无古人,面积约1万平方米——国际标准足球场地也才7140平方米。
许宏说:“世界各区域早期文明史研究表明,从农业文化中诞生的第一批城市,无一例外都是‘王权城市’,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出现的外部依赖型社会——如果全是农民,就不需要依赖外部;而因为有了统治者,他周围一定会出现需要别人来养活的群体。”
而大兴土木,一定是社会复杂化之后,居民有了等级地位差异和社会分工差异,才能管理控制协调的事。有学者推测,1号宫殿遗址夯土的土方总量达2万立方米以上,如果每人每天夯筑0.1立方米,也需要20万个劳动日,再加上设计、测量、取土、运土、垫石、筑墙、盖房等多种工序和后勤、管理等环节,所需“劳动日”以数十万至百万计。
二里头遗址已发掘墓葬400余座,虽然尚未发现“王陵”,但墓葬呈现出明显的等级:随葬有铜、玉礼器的墓,随葬有陶礼器的墓,随葬少量日用陶器或没有随葬品的墓,非正常墓葬。这是当时金字塔式社会结构的一种反映。
史前时期大型聚落的人口一般不超过5000人,与二里头同时期的普通聚落的人口一般不超过1000人,而二里头遗址当时的人口约在2万人,这在东亚地区尚属首见,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国家社会的成熟度。
如果做一个整体定位,二里头遗址是东亚地区青铜时代最早的大型都邑遗址;二里头时代的二里头都邑,就是当时的“中央之邦”;二里头文化所处的洛阳盆地乃至中原地区,就是最早的“中国”。
许宏说:“中国是一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概念。我们说二里头是最早的中国,和说中国有五千年文明史,两者并不矛盾。如果把‘中国’看成一个婴儿,二里头就是他呱呱坠地之所,而此前的文明就像父母的相遇与胎儿的受孕,都是婴儿诞生的前提。”
许宏在《最早的中国》一书中讲到,即便在二里头文化时期,“满天星斗”般的多中心状况也未就此终结,但二里头文化的社会与文化发达程度,以前所未有的强势辐射,使其当之无愧地成为这一时代的标志性文化,可以说是“月明星稀”。
考古研究表明,在东亚大陆,春秋战国时代,中原式直刃青铜剑的分布基本上可以代表文化意义上“中国”的扩展范围,其北、南、西界分别到达了长城、岭南和四川成都平原。这一范围,与二里头文化陶、玉礼器的分布范围大体相合,甚至突破了《尚书·禹贡》所载“九州”的范围。
城市是国家出现、文明时代到来的唯一标志
有一个故事被当事人活灵活现地讲过很多遍:2002年春天,一座贵族墓葬被发现,陆续出土了铜器、玉器、绿松石、海贝等大量“宝贝”。为了保证文物安全,考古队员们借来村里一条大狼狗壮胆,又开着吉普车的车灯扫射,轮流给二里头贵族“守夜”。
随着发掘工作的进行,许宏发现,墓中绿松石片的范围,从墓主人肩部一直到胯部,长达70厘米。而以前一块绿松石铜牌饰顶多十几二十厘米。不寻常的现象引起了许宏的焦虑,文物在工地上多待一天就多一分危险,于是,最终把绿松石遗存整个连土一起运到了北京。70厘米是个什么东西呢?后来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了,是一条龙,一条保存完好的大龙,白玉镶嵌的眼睛就好像瞪着你。这件绿松石龙牌或龙杖也被称为“超级国宝”。
二里头出土的文物都是有故事的,在媒体和人们的传播中越说越神。但对许宏来说,他自称是做“不动产”的考古学家,他最得意的,还是在他手里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和中国最早的宫城。
有人说许宏太幸运,但许宏知道,自己是有一整套思考的。他在做博士论文的时候,就梳理过中国早期城市发展过程,意识到在早期城市中,它外围大的城圈,根据需求可有可无——二里头遗址迄今还没有发现一个大的城圈;但作为统治中心、王室重地的宫殿区,不应该是开放的。
就这样,在前辈已经发现二号宫殿和一条大道的基础上,2003年,许宏发现了宫城东城墙。到了2004年,四面墙都找到了,确认了中国最早的“紫禁城”,面积超过10万平方米,距今3700年左右。
在许宏的表述中,更愿意称二里头为“都邑”,而不是“都城”。原因很简单,与我们印象中中国古代城市一定有高高的城墙围起来不同,二里头只有宫城城墙,没有外城城墙。
许宏在《大都无城》一书中指出,从中国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二里头国家(夏王朝后期或商王朝)诞生到汉代,绝大部分都城在宫城之外的区域是没有城墙的——许宏称之为“大都无城”。
许宏说:“二里头是迄今可以确认的最早的具有明确规划的都邑,后世中国古代都城的营建规划与其一脉相承。”二里头都邑的中心区分布着宫城和大型宫殿建筑群,其外围有主干道网连接交通,同时分割出不同的功能区。制造贵族奢侈品的官营手工作坊区,位于宫殿区的近旁;祭祀区、贵族聚居区拱卫在宫殿区周围。
在许宏9月即将出版的新书《先秦城邑考古(7000-221BC)》中,他引用了国际知名考古学家伦福儒的话:“早期国家社会一般表现为特有的都市聚落形态,其中城市是最重要的部分。”许宏进而论证道:从这个意义上讲,城市(都邑)是早期国家最具代表性的物化形式……城市是国家出现、文明时代到来的唯一标志。
二里头最有可能是夏,但真理再往前一步就是谬误
二里头遗址的发现,要感谢20世纪前半叶活跃于学界的著名古史学家徐旭生。徐旭生梳理了成书较早、可信度较高的上古文献,指出最有可能找到夏文化遗存的两个区域:第一是河南中西部的洛阳平原及其附近,第二是山西西南部汾水下游一带。1959年夏天,70多岁高龄的徐旭生率队寻找传说中的“夏墟”,发现了这个沉睡已久的“故都”。
二里头遗址在发现之初被认为很有可能是“商汤都城”,考古学家邹衡又在1977年提出了“夏都”之说。二里头究竟“姓夏”还是“姓商”,多年来争论不断。
许宏表示,从总体上看,“商都说”和“夏都说”在认知前提和思路方法上大同小异。各方都认为后世文献(大多属东周至汉代)中至少有一种说法是正确的,属于“信史”;而某一考古遗存,应当甚至肯定是某族或某一王朝的遗存。
事实上,中国历史源远流长,文献典籍浩如繁星,但并不能一概视为信史。司马迁在《史记》中记录了夏、商、周三个相继崛起的王朝,但司马迁的年代,距离夏已经千年有余,相当于我们现代人写唐宋史。
而关于夏朝的记忆,春秋时代已经说不清楚了。孔子曾感慨:“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作为夏人后代的杞国,都没有留下关于王朝制度的充足证据。到了战国时期,这个国家说的夏和那个国家说的夏,就根本不是一回事儿,大家都希望在纷争中获取“中国”的正统。所以,即便夏王朝曾经存在过,要想从古文献证明它的确切状况是极其困难的。
而到目前为止,学术界仍然无法在缺乏“当时的文字材料”的情况下,确认哪类考古学遗存属于夏代——除非在二里头或其他重要遗址出了类似甲骨文的文书,自证是“夏”——目前并没有此类考古发现。在没有“实证”的情况下,我们无法肯定二里头是“夏都”还是“商都”,只能确认这是一个广域王权国家的遗存。就像许宏说的,“夏”是中国人拂不去的一个梦。
作为二里头考古队第三代队长的许宏曾戏言:“二里头考古的三代领导集体,大家会说一代不如一代。因为第一代老队长说这是前夏后商,第二代老队长说这主要是商,到了许宏这说不知道。是的,我们只能说二里头可能是夏,极有可能是夏,最有可能是夏。”
许宏说:“二里头是都邑,这一点我十分自信。但我不会说二里头肯定是‘夏都’,真理再往前走一步就是谬误。50%和99%的近似度,绝对大于99%和100%,换言之,50%和99%没有本质的差别,因为都是推测,都无法定论。如果你说夏已成定论,在逻辑上、学理上是有问题的。”
许宏戏言自己有一个“不倒翁理论”:在成为信史前,不能排除任何假说所代表的可能性。许宏说:“我们要区分什么是事实,什么是看法。你的看法是一种可能性,我的看法也是一种可能性,而可能性与可能性之间是不排他的。”
在许宏成为二里头工作队队长之前,关于二里头遗址的归属问题,笔仗已经打了半个世纪,许宏从来没有参与过,他觉得,“与其参与论争,不如尽快提供翔实的考古材料”。自1959年秋季至今的50多年来,二里头遗址的田野工作持续不断,累计发掘面积4万多平方米。而二里头都邑的现存面积共有300万平方米,几代人的发掘面积也就是1%多一点儿,考古探索远没有结束。
许宏引述同为考古专业出身的著名作家张承志说过的一段话:仿佛这个满身泥土的学科,有一句严厉的门规,那就是:或者作为特殊技术工人告终,或者攀援为思想家。在这条路上探索没有止境,我们还在前行,我们企图透物见人,也就是透过那些冷冰冰的遗物,来窥探它背后的古人,探知他们的行为甚至思想。
(责任编辑:房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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