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了，不代表就媚俗，清贫了，不意味着就能成大师。

　　最近，宝马第18辆艺术车全球首发，由于是宝马，由于这次受邀合作的是中国艺术家，所以，在中国，这第18辆较之杰夫·昆斯的第17辆还是吸引到了更多的关注。但即使这样，在今天高度信息化的社会环境里，无论于商圈还是艺术圈，这都无法再成为一个热点，更无法成为一个“问题”。

　　尤其是在一个互联网经济大行其道的时代，看似“高大上”的艺术早已与“白富美”的商业联袂登场，热热闹闹，情深似海。艺术商场、艺术地产、艺术酒店，如雨后春笋。现在，连乘游轮也可以看画展了，而在素有开风气之先的上海，“艺术商圈”也在官方积极推动下正正式式隆重登场，多家商场报名“2017上海艺术商圈”，竞相引入包括展览、装置、演出、讲坛、手工体验等艺术项目。所以，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艺术与商业的联姻可谓生逢其时，可谓门当户对。彼此双方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欢欢喜喜。

　　商业，尤其是实体商业，借助艺术突破互联网经济的围剿，通过现场体验改善、优化商业环境，从而促进商业繁荣;艺术，走出高冷的美术馆，借助商业，拓展了展示空间和受众群体，既推动了艺术的发展，也提升了大众艺术人文水平。所以，在当代，艺术与商业的联姻，优势资源互补，无疑是契合了时代的发展和进步，可以肯定，是一件好事情。

　　其实，艺术和商业从来就不是冤家对头。古今中外，19世纪以前更为主流，历史上许多杰作都是诞生于商业模式，即甲方出钱，乙方制作。《雅典学院》、《大卫》、《最后的晚餐》等等都是定制作品，即使是一次失败的商业定制，伦勃朗还是画出了伟大的《夜巡》。在中国，吴昌硕、郑板桥根据画幅大小定有明确润格，齐白石甚至细化到多少钱多少“虾”，可是，所有这些看似不那么风雅的商业行为依然难掩他们作品的光辉。但往事永远如烟如雾，如今，我们已经记不起也说不出商业背景下还有谁，还有什么作品被时间定格成为经典。时代不同了，艺术与商业的关系也变得复杂了。尤其在艺术家这里，不知从何时起，艺术与商业似乎成了对立的两个方面，艺术家对于商业显示出的又爱又恨的复杂情绪，更多的是为了表现出一种清醒，一种睿智，还有一种清高，一种尊严。的确，这些对于艺术以及艺术品质有着必然的影响力，但其中情绪的部分往往都会在现实生活面前变得不堪一击。最常听见，似乎也最为客观公正的一句话就是“商业之于艺术是一把双刃剑”。

　　既然是双刃剑，那一定是好坏参半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在今天，尽管谈起梵·高时依然那么感动、激动，但主观上肯定没有一个艺术家愿意日常维生完全依赖弟弟的接济，也不会有人愿意像卢梭那样为一顿没有着落的晚餐走向街头拉琴，幸好他还会拉琴。即使愤世嫉俗孤傲如马克·罗斯科那样，为了不再让他的作品在“四季餐厅”陪资产阶级们吃饭而毁约，撤回作品并退还纽约西格拉姆大酒店的大笔定金，但早年拮据时，“如果谁肯在他的余生里，每月给他600美元，那么他将心甘情愿地将他以前所画的和以后要画的画全部奉送给他。”罗伯特·马瑟韦尔是这样回忆的。如此种种，艺术家们其实是很懂的。

　　比起好处，商业之于艺术的坏处，或者说其消极的一面，因为没有好处那么显性，再加上艺术本体自身的特性，分析起来则要困难得多，形而上得多，且因人因时因地而言。但是，同样可以肯定的是，在古今中外的美术史上，很多杰作都是艺术家在贫病交加时创作出来的，比如梵高，比如高更，比如徐渭等等，所以，艺术似乎与贫穷，贫穷与大师之间有着某种逻辑上的关联， “史家不幸诗家幸”，从中，我们多少也能窥见那藏于帷幔之后的真实。那么，再用马克·罗斯科来旁证一下吧，因为他的作品现在已经价值亿万美元，已经有了现实中的艺术家渴求的商业上的成功。“我年轻时艺术是一条孤独的路，没有艺廊，没有收藏家，没有评论家，也没有钱。但那却是一个黄金时期，因为我们都一无所有，反而能更肆无忌惮地追求理想。”注意!罗斯科提到了“追求理想”，这一定是一个关键词，是坚持的动力!罗斯科接着说：“今天情况不同了，这是个累赘、蠢动、消费的年代，至于哪种情况对世界更好，我恐怕没资格评论。”

　　艺术也好，商业也罢，“联姻”是趋势，艺术家要坦然面对各种各样的“联姻”，不排斥，不拒绝。商业了，不代表就媚俗，清贫了，不意味着就能成大师，这虽关乎到艺术家的判断力和学养，但坚持艺术理想无疑是至关重要的。面对商业大潮，艺术家可以推波助澜，但不要随波逐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