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市场上关于中国当代艺术领域的研究著作可谓汗牛充栋，这些著作有关于艺术家的、有关于艺术作品的、亦有关于艺术展览的。有意味的是，写作批评专著似乎不能满足某些学者、批评家的胃口，着手编撰中国当代艺术史似乎更能慰藉他们的写作冲动。所以，近年来书写中国当代艺术史正成为一股风潮，大行其道。

　　毫无疑问，无论中国当代艺术有何特点，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是，中国当代艺术的基本范式是西方舶来的，非中国原创的，而且尚未衍生出完整的当代艺术体系。从研究对象来看，中国当代艺术的时间界限也比较模糊，往上溯不到头，往下依旧是个充满诸多变数的进行时，未能盖棺论定。学者吕澎的《中国现代艺术史：1979-1989》、鲁虹的《中国当代艺术史1978—2008》似乎暗示中国当代艺术肇始于1978、1979年间，我想其中原委应与1978年中国开始实行了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有关。但是，难道改革开放就意味中国本土艺术开始面向了西方，走向了国际，开始拥有了当代性吗?其次，对应于整个国际背景，中国当代似乎难以界定，中国过去一百年的艺术发展历程中是不存在一个明确的现代、后现代和当代的时间段的，也没有这样一个线性的发展脉络和逻辑，那么我们如何撰写中国的当代艺术史呢?

　　从历史的撰写者自身来看，当代艺术史的撰写者多为活跃于艺术圈内的批评家，他们似乎很难不囿于现实的利益、江湖的关系、媒体的炒作、个人的成见，去秉持客观、公正、真实的撰史原则。前不久，一位活跃于上世纪90年代的知名影像艺术家向我抱怨说：“XX写的中国当代艺术史中关于上世纪90年代的影像艺术部分对他只字未提，可能是我个人近些年没和他来往……”而这位艺术家创作的系列影像在当时确实引起了艺术界和文化界的强烈反响与关注。这也说明现实中当代艺术史的写作很容易受到作者个人感情等复杂性因素的干扰，遗漏不该遗漏的对象，脱离完整的描述与记录，而显得很势利。虽说事实所构成的历史的复杂性不是任何一种文体所能从容应对的，但作为历史的叙写者，求真的立场与态度仍然是其人生的价值尺度。批评家黄专曾说：“当代不仅因为离我们的价值世界太近而缺乏历史判断所必需的距离感，而且由于对它的史料运用缺少时间的甄别和筛选而显得过于随机和主观。”排除主观因素，摒弃自己民族的、个人偏向等狭隘情结，追求客观、中立、公正的态度于历史写作而言显得非常重要，不尊重历史的事实，认为谎言重复一百次就是真理，不是谨慎的历史写作态度。

　　众所周知，“隔代修史，当代修志”是中国编史修志的优良传统，盖棺之后才能论定前朝的事。学术界一般以50年为临界点，50年范围以内的事情因其处于批评化状态还未形成历史化的材料，故通常将其归为艺术批评范畴，超过50年的范畴方可著史。这一约定俗成的规矩旨在保证历史的真实、客观。然而，自古以来，每个时代都不乏勇于颠覆传统、打破规则，敢为人先者，艺术界亦如是。强行将处在当代艺术批评化状态的东西转化成历史，勇气固然可嘉，但如果没有找到其书写的最恰当方式，一旦让当代艺术史的书写变成势利的“私人写作”，有名无实，这样的史终将成为众矢之的，遭到后人的诟病与唾弃，无法传世。

　　(作者为策展人，艺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