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距今已经有了34年,真是不知不觉。那一年,是我的研究生二年级。在林树中老师的带领下与阮荣春同学一起考察敦煌到新疆一线的丝路石窟,这在南京艺术学院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如此遥远的教学活动。

　　那时候是如何到达那遥远的地方已经全然失去了记忆,一定是坐火车、长途汽车加拖拉机以及步行,因为当时我们还没有资格乘飞机,想都不要想,包括林老师,当时还是副教授。那时候很多地方都没有路,已有的路也不是今天平整宽阔的柏油路,而是高低不平的砂石路。行前,经美术系主任陈大羽和副主任张文俊教授签字同意,在系办公室主任李国杰老师那里借了系里的一架135相机,这好像在当时的美术系也是很少有的。记得那时系里只有两架相机,而管摄影的那位年轻老师是最不愿意外借的,因为他是靠相机吃饭的。无疑,胶卷也是有限的,拍什么都是考虑再三,反复权衡。一般来说,林老师让拍什么就拍什么。主要是当时都没有钱,买胶卷是一笔大的支出,加上还有回来后的冲洗。而到了当地,即使有钱也买不到胶卷。这也就成了今天找不到当时一张合影的原因,想想都是非常遗憾。

　　30多年后留存在记忆中的克孜尔石窟的印象只有三个方面:一是那历经岁月和沧桑的柳树以及几间破房子;二是要爬差不多两三层楼高的木梯子才能到达峭壁上面的洞窟,而木头梯子是最原始的,摇摇晃晃,每一级是高高低低;三是石窟内那菱形的壁画结构是其他地区的石窟所没有的。当年这里是一片荒芜,所谓的戈壁绿洲与今天的生态不可同日而语,而要攀登很长的木头梯子如果有恐高症的肯定不敢上,因为摇摇晃晃,尤其是到达顶上窟内的那一级最可怕,没有扶手,只能勉力把住门框,奋力。

　　如今,当年的那些柳树基本上还健在,只是比以前看到的更加沧桑。韩乐然先生于1946年和1947年两度进入龟兹古国的克孜尔石窟,是第一个自主考察、研究、保护克孜尔石窟的中国人。他对克孜尔石窟进行记录、拍照、临摹、编号,并采取了初步的保护、管理措施,功不可没。韩乐然先生原来在这里住过的破房子已经没有了,而他在窟内壁上的题记还在,“余读德勒库克著之新疆文化宝库,及英斯坦因著之西域考古记,知新疆蕴藏古代艺术品甚富,遂有入新之念。故于一九四六年六月五日,只身来此,观其壁画琳琅满目并均有高尚艺术价值,为我国各地洞庙所不及。可惜大部墙皮被外国考古队剥走,实为文化上一大损失……为使古代文化发扬光大,敬希参观诸君特别爱护保管。”题记的旁边有简单的事迹介绍,其中就有一张他曾经住过的房子照片。难以想象的是,今天的克孜尔石窟研究院,馆舍一应俱全,包括对公众开放的餐厅,都表现出了时代的进步。

　　克孜尔石窟新修的栈道与挡雨篷也形成了鳞次栉比的新外观,而陈列馆与研究院也见证了30余年来的保护和研究的成果,此时更感念前辈韩乐然先生的伟大,更敬佩几代人坚守的精神。而石窟内依旧的盗痕累累,与那些如今身处德国和俄罗斯的龟兹壁画,基本上都能在原处复原。这一切都说明了国家的发展与强大对于传统文化的保护很重要。

　　克孜尔石窟连接着敦煌,表现了中国石窟艺术的缘起与发展,也展现了融合与汉化的历史过程。仅就拜城、库车等地区的石窟来看,中国在新疆地区的石窟艺术的成就是中华民族融合与创造的重要代表,是中国石刻艺术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