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越来越多的艺术从城市进入到乡镇，出现了一些嘉年华式的或者坐台式的方式，所以在做类似的活动时，我们要明白艺术进入到这样的系统当中，如何保持独立?如何做出特色?当代艺术项目进入到这样的环境当中，它的目的是什么?”策展人冯博一谈到当下的艺术乡建时讲到。

　　近两年来，艺术作为改造乡村的一种方式，开始越来越多的介入到乡村建设当中，比如乌镇艺术节、道滘艺术节、贵州雨补鲁村改造计划、首届国际竹建筑双年展、60%公共艺术计划、2016阳澄湖地景装置艺术季、2016中国(长沙)雕塑文化艺术节、2017隆里国际新媒体艺术季、“凤凰艺术年展”等等。一方面是大量艺术节和艺术小镇的出现，另外一方面，是资源的重复，“越后妻有”作为艺术改造乡村的典范，对于当下中国乡村的升级改造无疑具有很好的示范作用，但像“越后妻有”一样，对乡村各个层面进行改造和激活，具有持续性同时形成巨大影响力的项目和模式目前还没有出现，这背后的原因值得深思?同时也期待中国是否会产生我们自己的“越后妻有”?

　　到乡村去，到人民中去

　　2017年8月18日，2017隆里国际新媒体艺术季在北京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发布会公布了本届艺术季的主题“艺术、乡村、不确定的空间”，本届艺术季将邀请国内外20位艺术家，带着他们各自不同的文化背景，进驻隆里古城进行为期数月的创作，作品将于10月1日在艺术季展览开幕时呈现。

隆里古镇景观

隆里古镇景观

　　艺术季总策展人爱默杨谈到本届艺术季的举办时讲到：“中国的某些乡村承受着现代化进程中最糟糕的那部分——低廉的材料、千篇一律的复制、不顾自身文化历史逻辑的简单抄袭等。如果没有干预，乡村的未来是可以预期的。今天，隆里的很多乡村，都处在各种商业开发的转折点上。是沦为商业社会的消费工具，还是成为支持文化和理想观念表达的公共领域?我们把隆里当作一个艺术介入社会现实、推动公共利益发展的机会。”

越后妻有景观

　　十天之后，2017年8月28日,“凤凰艺术年展”新闻发布会在中国国家画院召开，展览汇聚中国、法国、意大利、德国、卢森堡、瑞士的19名艺术家的200余件作品，包括国画、油画、雕塑、装置艺术、影像艺术等，首届“凤凰艺术年展”以“超当代”为主题，分新媒体艺术、当代水墨艺术、当代油画、雕塑艺术和新手工艺五大展区，展览同期还将举办凤凰国际艺术高端论坛，评选“凤凰艺术奖”，在“凤凰艺术之夜”晚会上向获奖者颁发。

　　湖南湘西州委书记叶红讲到：“湘西处于四省市交界区，有220个文化品牌，这个区域经济、旅游发展中，文化艺术的作用不可替代。通过举办‘凤凰艺术年展’的当代艺术活动，要把家乡建设的比诗还美。”

　　总策展人张晓凌介绍，凤凰艺术年展将每年举办一届，“我们的目标是将凤凰打造成中国当代艺术的新高地。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文化成为制约我们发展的一个短板，因此我们需要打造属于自己的文化艺术小镇。”

越后妻有景观

越后妻有景观

　　十八大提出把推进新型城镇化作为今后十年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2016年7月，三部委联合发布《关于开展特色小镇培育工作的通知》提出到2020年，培育1000个左右特色小镇，以及各种政策性文件陆续出台，特色小镇的建设开始如火如荼的展开，今年以来，美丽乡村、特色小镇、旅游小镇建设热火朝天，到乡村去，到人民中去俨然成为了一场“运动”，当然说是“运动”可能有点过，但作为一项浩大的全国性工程，从上到下，从南到北都在推动，政府在做，企业也在跟进。

　　从2007年“许村计划”开始，中国的艺术改造乡村已经有十年的时间，而日本的“越后妻有”从2000年第一届算起，我们只差了7年的时间，现阶段，不管是政府政策的支持，还是艺术家资源的积累，我们都不差，但从影响力和现实效果来说，我们并没有产生可以比肩“越后妻有”这样的项目和乡村，这是为什么呢?

　　十年时间，我们为什么没有产生中国的“越后妻有”?

　　“许村计划”发起人渠岩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表示：经过10余年的发展，艺术乡村建设呈现出两种态势，一种是国家治理，如“特色小镇”“美丽乡村”“新农村”等;一种是旅游开发，但这其中多交织着资本和权力，这两者的介入会使治理的目的不再单纯，很容易会把乡村治理当成“政绩”和“生意”。因此，乡村建设和改造就成为破坏乡村的美丽杀手。

　　从横向的比较来看，以日本为例。日本面对的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经济衰败带来的乡村凋敝，只限于经济问题，不存在信仰问题、道德问题;而且日本是私有制，每一个村庄的房屋都不准拆除，可以通过艺术的途径来唤醒外界对乡村的关注，来增加它的活力。

越后妻有呈现作品

越后妻有呈现作品

　　但中国不同，我们不但要解决乡村凋敝，还要解决文明的复兴和信仰的复兴，以及更深层的危机，这是和日本不一样的。因为面对的文化问题不一样，所以采取的策略也不一样。如西方的艺术家，他们面对的是环境问题、人类基因遗传、科技智能化的问题。但中国面临的还是一个不均衡、不平等的问题。所以，中国的乡村比任何国家的乡村更加复杂。从纵向发展来看，现在的乡村问题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要大。

越后妻有呈现作品

　　10年前，渠岩在创作影像作品《权力空间》《信仰空间》《生命空间》的过程中，发现了乡村的问题。当时，大部分人向往、拥抱城市，没人承认乡村的价值，当时的乡村也并不像今天这般受学者重视。渠岩介入许村时，它地处山西腹地，在太行山深处，是国家贫困县，也在等待被开发、被城市化。他当时发现两个最重要的问题，一是乡村的价值，二是国家按照遗产的方式来判定乡村价值，判断是否达到文物的标准，如乔家大院、平遥古城等，乡村申遗成功后紧接着就是经济开发，有些地方农民甚至被赶走外迁，而这样的结果就跟乡村、跟农民没有关系了。

　　“但如果只考虑经济发展，再好的文化遗产也会变质。因此，不能以经济的眼光或文物的衡量标准来判断乡村的价值。这些乡村是村民的家园、村民的信仰之地、血脉传承之地，难道仅仅因为不够文物级别就要被拆吗?许村地处高海拔且一年的无霜期很短，农作物产量颇低，大部分青壮年常年外出打工以维持生计，似乎这里的村民唯一能快速致富的方式就是等待拆迁。”渠岩讲到。

隆里新媒体艺术节 爱默杨的作品《Darkness》

隆里新媒体艺术节 马氏现场表演声音作品

隆里新媒体艺术节 郑路作品《等待戈多》

　　因此，他就以许村为样板来跟踪研究。首先，以社会学的方式对当地的经济方式和人口进行了调查，也调查他们对生活的期望，包括住房和生活方式等。但使他诧异的是，在调查的过程中也一些村民表示期待来拆迁。渠岩很困惑，为什么对他们对家园没有热爱?传统的中国乡村追求的是落叶归根，是生命价值主体的呈现，是香火文明的体现。基于这些，渠岩便跟当地的政府和村民建立了一定的联系，希望通过许村来探讨今日中国乡村问题及文明危机的根源，寻找中国文明的原码，并寻找出复兴许村的切实可行的办法和措施。

　　渠岩将许村作为反思中国文化的平台，2011年提出了“许村宣言”，次年开展了“许村论坛”，邀请了中国乡村建设的专家、农村问题专家、建筑师、规划师来探讨中国乡村的问题。目前，“许村计划”已经走了近10年，在艺术家、许村村民以及当地政府的相互信任和积极互动下，至今仍在延续，但他们也在避免过多的艺术介入，许村还是许村人的家园，而不是艺术家为主的“艺术村”。

　　渠岩讲到，在做许村的时候，协调政府、村民和艺术这三者的关系非常难，村民看见利益，政府要我们做到有政绩无风险，艺术家要有文化建构、有当代艺术的属性和先锋性，就像米奇尼克所说的那样“灰色的民主和金色的妥协”，有些东西必须妥协，但也没有必要完全让步。

　　未来，我们是否会产生中国版的“越后妻有”?

　　那么艺术介入到乡村该如何做呢?我们是否能够产生中国版的“越后妻有”呢?在独立撰稿人，同时也是2017隆里国际新媒体艺术季的分策展人之一的寥寥看来，产生中国版的“越后妻有”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甚至是在未来的三五年时间：“当下的艺术改造乡村，有政府的政策的支持，丰富的艺术家资源，尤其是出现了像隆里国际新媒体艺术季这样的，注重学术性、在地性的项目，我觉着过个三五年出现，应该问题不大。”

艺术介入后的许村

艺术介入后的许村

　　其实，隆里国际新媒体艺术季在2016年的时候叫做隆里国际新媒体艺术节，虽然只是一字之差，背后反映出出来的是策划和实施理念的不同，艺术节更像是一场嘉年华，热闹过后留不下太多的东西，像这样的活动全国有很多，在隆里举办可以，换一个地方举办也适用，为了做出特色和差异化，本届做出了改变，将艺术节变为艺术季，邀请国内外艺术家进行驻地创作，更加主动地进入到当地的文化、历史当中，创作出真正属于这片土地的作品，这也正是策展人寥寥看好这个项目的原因。

　　在寥寥看来，乡村建设不是把城里的美术馆搬到乡村做一个展览那么简单，那还是艺术圈的事儿，跟村民是没有什么关系，对于封闭的农村文化来说，艺术项目如何给当地带来经济的改变，在当地实施的过程中，让村民参与其中，在合作的过程中慢慢建立起一种现代化的意识，像合作精神、契约精神等等，可以直接从中获得利益，这是比较现实的艺术改变乡村。

艺术介入后的许村

艺术介入后的许村

　　白盒子艺术馆馆长孙永增也同样认为，中国一定会出现“越后妻有”这样的项目，近两年来，白盒子艺术馆也举办了大量的公共艺术项目，比如“映·景”公共艺术雕塑展、三亚海岸雕塑展、宝溪驻留基地等等，在孙永增看来，现阶段，中国的城市和乡村都面临着升级，艺术家、设计师、建筑师，他们具有全球化的视野，同时具有人文关怀，在介入乡村时，可以从很高的高度的去规划设计，从而避免重复建设，可以更有效的利用和保护乡村资源，同时他也强调在地性。

　　而要做到这一切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前提，那就是对乡村价值的肯定，在渠岩看来，肯定乡村文明在中国历史中的重要性和独特性。中国的乡村在今天尤为重要，虽然面临全球化的问题，但它和西方的乡村不一样，西方的现代文明是城市的文明，是古希腊时期地中海工商文明的现代延续，即使全球化导致有些乡村凋敝，其文明的本源还在城市。而中国的文明是在乡村，如果乡村被破坏了、消失了，那这个国家的文明也就消失了，所以，乡村问题不是简单的乡村问题，而是城市问题。我们近代100年来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传统文明如何面对西方现代文明的冲击，而当前所讨论的全是如何应对这件事。这件事如果不解决，完全按照经济的方式治理乡村，有些还将西方所谓的民主概念引入乡村治理，这些全是现代化的逻辑，并没有真正触动这个民族、乡村的真正问题。

许村

　　“今天，很多人一窝蜂地介入乡村，同样带着城市化和知识分子的优越感来‘改造’乡村，但我认为，首先要承认乡村的价值和重要性，因为中华民族灵魂和信仰的整个体系是从乡村而来。我们不能再用西方的现代化理念来改造中国的乡村。今天的乡村之所以凋敝，年轻一代之所以不愿意回乡、不愿意种地，就是因为我们的教育让他们奔向城市，他们认为城市才是天堂。所以，如果我们不把乡村还原成家园，谁都救不了乡村。”

　　隆里艺术节分策展人王东也有同样的看法，艺术在介入的时候，艺术家是自愿和主动的进入到乡村，为自己艺术生涯，艺术创作提供一种不同的语境，还是说乡村在自身的建设过程当中，确实需要艺术和文化的力量?不管是策展人、艺术家还是批评家，我们从城市语境进入到乡村的时候，不可避免的带着精英文化的理念和视角，想要对他们进行启蒙：“记得第一届隆里艺术节的时候，我问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奶奶，您能看懂这些作品吗?觉着她可能完全看不懂，很多时候，我们把村民和观众放置在了一个想象的空间中。”

　　从民国梁漱溟们对乡村进行改造开始，我们有过几次乡建，但最后的结果似乎都不太理想，关于乡建，不管是政府还是乡民，环境变得更好，生活变得舒适对于他们来说很重要，除此之外还需要做什么?用什么样的方式做?他们并不知道，在中国宏大的社会转型的图景上，乡村一直处于失声的状态，艺术改变乡村，对于我们来说或许是一次机会，期待早日出现中国版的“越后妻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