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十年，国内关于“美术学”研究的部分著作、文集书影。

　　“美术学”作为中国高等教育与相关研究机构的学科之一，自其正式建立至今已走过二十余年的时间。其间，经历了高等教育学科体系的整合发展、中外文化艺术的交流互动，及西方艺术史研究、文化研究、社会学等方法论的引入，“美术学”的内涵与外延也发生了相应变化。如果我们将对于中国美术的考察研究放置于当下的世界格局之中，则会显现出学科体系与价值标准的差异、研究方法与观念的抵牾、创作实践与理论研究的脱节、学术研究旨趣与社会现实需求的矛盾等诸多问题。愈是如此，廓清“美术学”的学科范畴及其未来方向、确立其当下发展策略，就显得愈发重要和迫切。

　　学科范畴的拓展与困惑

　　上世纪90年代初期，国内高等美术院校与美术研究机构中原有的“美术史及美术理论”专业陆续改为“美术学”学科，90年代中期国家教委将美术学列入艺术学一级学科名下，成为与音乐学、戏剧学等并列的二级学科。美术学作为学科分支在中国高等美术教育体系中的出现，标志着这一学科专业的正式确立，随之出现的从专业美术学院到综合大学美术院系中的“美术学”系科，及相关研究专著、丛书、文集与教材中以“美术学”为题名的文本著作，也在90年代到新世纪初的几年中成为美术领域的热点。

　　应该说，“美术学”学科在二十余年前的建立，是在中国本土文化艺术领域自身建构的宏观格局中应运而生的。作为一名美术史论研究与教学工作者，笔者在90年代中后期的本科求学阶段也亲历了“美术学”专业学科设立时期的初建、调适与整合，经历了该专业从“美术学”到“美术史论”再到“艺术人文”等学科称谓的变化。也正因如此，笔者亲身经历的相关问题也许可以部分地映射出“美术学”学科遇到的问题。

　　近十年来，作为学科范畴的“美术学”，又经历了涵义上拓宽与泛化的过程。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2009年颁布推行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设置与管理办法》中，“美术学”同“音乐与舞蹈学”、“戏剧与影视学”、“设计学”、“艺术学理论”升级为艺术学学科门类下的五个一级学科，其学科结构也有所增容，涵盖了视觉造型艺术创作与美术史论研究的广泛领域。在学科升级的利好境况下，困惑与矛盾也似乎随之出现：其一，原本作为纯理论学科的狭义“美术学”，变为包含创作实践与理论研究的广义的综合性学科，几乎涵括了原有的美术创作与研究的全部内容;其二，包含理论研究学科内容的“美术学”又与更为宏观的“艺术学理论”学科存在着巨大交集，而“美术学”理论研究实际上又在学科本体层面构成了“艺术学理论”之美术板块的主体。在“升级”与“分格”之间，新的学科语境下的“美术学”无疑面临着新一轮的机遇与挑战。

　　回过头去看“美术学”的学科名称，与艺术实践类博士学位一样，这一概念的创立本身也具有一定的“中国特色”。与它二十多年前在国内始创提出时一样，直至今日，当我们遍览欧美各地大学的学科设置，仍找不到与之相对应的“美术学”的概念，也没有与“美术学”相对应的英文专有词汇(最初的“美术学”常以“Research of Fine Arts”即“美术研究”替代)。或者说，在欧美学界似乎还没有一个可以包含史、论、评全科范畴的类似于“美术学”的专有概念，同时也更不存在一个学术体制与学科管理意义上的“美术学”专业。这涉及中西对这一学科专业理解与定位的不同，欧美国家的美术史研究，以德国、美国为中心更为强调美术史本身的社会文化意义及图像与社会的关系。因此，相比“音乐学”(Musicology)等相邻学科在欧美高校与研究机构中的确立与成熟，西方国家始终有美术史、艺术哲学、美术批评，而无“美术学”。

　　事实上，“美术学”学科在中国的建立与发展，有其合理性与必然性。首先，它与中国本土的艺术研究传统思路相契合，在中国古代美术文献中往往把画史、画论、画评结合在一起进行书写与探讨，“美术学”的学科统合，及对于理论研究与创作实践的混融，恰与中国传统艺术文脉相暗合;此外，当代中国美术教育与研究的学科建构，本不必追求与西方高等教育体系学科结构的严整对应，从中国自身的现实需要与学术问题出发，更有利于中国文化艺术体系的自我确立。但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美术学学科的学术研究与人才培养，应充分考虑这一专业领域的社会需求，及其对于中国乃至世界整体文化格局的学术贡献等问题，而这也正是该学科面对的最紧迫的现实课题。

作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的《中国美术史简编》

　　“进入世界”与“中国学派”

　　进入新世纪的中国美术教育与研究，国际交流与合作日益频繁、深入，在“走出去”、“请进来”的过程中，随着全媒体信息时代的来临，国际化趋向日益加剧。虽然与上世纪80年代对于西方文化单向输入的态势相比，文化语境已有了很大转变，但“进入世界”的诉求，依然是中国高等美术教育界与美术研究学界，乃至美术创作领域的共同目标之一。

　　如何“进入世界”?“进入世界”之后如何“自我确立”?前者对于后者而言意味着什么，后者又能否为前者贡献力量?目前看来，国内美术学学科在各专业的学科互动与融合度方面，已逐渐形成了自身的学科建设、教学与研究特色，某种程度上中国当下的美术学研究与教学结构，已为国外诸多艺术院校提供了具有参照价值的学科模式。以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等国内重点美术院校的学科结构来看，已初步完成从单一的美术学科向“大美术”学科格局的跨越转变，从而实现美术学学科内部各专业之间的互动发展，也形成了诸多新的学术生发点。然而在新的时代语境中，中国的美术学学科面对世界文化格局的变化，亦需做出及时的学术判断与积极应对。

　　首先，是对于传统美术学学科的结构应变与持续推进。针对传统教育模式、教学体系的转型，其挑战在于它是系统性、完整性的调整和创新，这就需要美术学学科充分考虑发展新阶段国家文化战略和社会各领域的总体需要，坚持在现代教育体系框架下提升高等美术教育的竞争力，同时尽可能保持传统延展和与时俱进的兼顾平衡。一方面应持续推进与强化中国画、油画、雕塑、版画等传统美术学科的本体性建构，及美术史论研究的深化，另一方面则需开拓性地加强对于实验艺术、影像艺术等新型学科的研究，使中国高等教育中的美术学学科保有合理的学术平衡和长远的发展潜力。

　　其二，积极面对全球文化思潮、艺术观念的博弈，应对信息化、全球化的挑战。在这样一个形势变动复杂、充满不确定性的时期，中国文化嵌入全球化的深度与广度是空前的，中国自身的变化将深刻塑造未来世界与国际秩序的演变，影响乃至引领文化机制与规则的建立。与此同时，在国际文化博弈的格局中，西方文化仍处于较为强势的地位，当代中国多元文化的交互格局既为现代文化生态的生成提供了有利条件，也使其在保持传统与建构现代文化的抉择中面临着巨大挑战。这就需要国内美术学学科在教学、研究诸方面予以回应，自主确立文化身份，从西方美术教育与学术研究的历史积淀中汲取养分，力求建构美术学学科体系的中国学派。

　　其三，是在新的时代语境下，面向中国本土的现实需求的回应。当下国内的美术学学科须将教学与研究的相关成果进行有效转化，以彰显社会担当和文化使命，增强社会贡献力与文化影响力。这一点具体表现在，加强学术研究与艺术创作本体的融合互渗，一方面促进各自学科之间的相通性、融合性，另一方面在艺术本体层面将学科内部各专业的研究精细化、具体化，使理论研究切实地契合、适应艺术创作的本体脉络。

　　以中国画学的研究为例，笔者以往曾在关于中国美术研究自身建设的文章中提出“重返中国美术研究的‘本体性’”的三条方法路径，即通过对于中国画学理论文献的系统梳理研究，重拾古代画史、画论中绘画创作与理论相互结合的传统，发掘画理、画法的原理性;通过恢复中国绘画研究与文学、诗词的内在关联，把握以文人画为传统主线、写意性与诗性为主要艺术特色的中国美术核心价值体系;通过打通绘画发展源流与其所在社会时代背景的关联，还原考察与认知中国美术史上的诸多现象，将现当代艺术展览文化与美术批评真正纳入到中国美术史论研究的范畴，以规避史论评相互割裂的局限。

　　对于美术学学科而言，愈是强调学科的国际化背景，就愈应强化自身既有的学理与方法，将其深入化、系统化、普适化。在更为宏阔的国际文化语境中，规则与方法的自我生成，是实现一个国家文化价值输出、建构一个学科辐射力与影响力的前提，这取决于对自身学理文脉与多元文化体系的理解，也有赖于文化自信的确立。

　　“融入”与“自立”，是建构中国美术学学科的两个焦点问题，其方向相反相生、互为因果，宛若同一枚硬币的两面。“融入”显现了一种开放包容的心态与合作研究的意识，而“自立”才是实现美术学学科发展、完善的重中之重与当务之急。尤其在全球文化艺术的交融更为深入与便捷的今天，对于当下的中国美术学研究而言，“自立”比“融入”更为迫切，其难度与价值恰成正比。

　　于洋   中央美术学院副教授、中国画学研究部主任

　　(本文原载《美术观察》2017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