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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昌讲堂3422期】张冰:从文学的背景理解丹托

2017-09-13 08:52:15 樊玮

  导语:

  近一百年来,各种终结论并不鲜见,艺术终结论也不例外。然而,当1984年美国著名艺术批评家、哲学家阿瑟·丹托提出艺术终结论时,仍然震惊了艺术界,并且大洋两岸都有回响。为纪念他对艺术领域做出的突出贡献,中央美术学院特地举办了这次研讨会,深入探讨20世纪中期美国艺术从欧洲存在主义世界观向美国实证主义的转型。此次研讨会的主要目的有两个:首先,聚焦20世纪40年代后期至60年代丹托曾经历过的美国纽约艺术领域的大转型,并重点讨论艺术家为摆脱“英雄焦虑症”而掀起的运动。其次,探讨丹托理论对中国当代艺术家的创作有何影响,尤其是这些理论如何应用于起点截然不同的中国艺术体系中。

  主讲人介绍:

  张冰:西南大学文学院教授

 

张冰

  主题:丹托的艺术批评

  第三部分:从文学的背景理解丹托

  张冰:大家上午好!我是学中文出身的,我从文学的背景来谈一谈对丹托的理解,在我读博士的时候,我选择了丹托作为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那大概是2005年,到今天也差不多是十年的光阴,在这儿十年当中,我从开始去接触丹托的思想,到慢慢地去了解他的东西,了解他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我发现了在中国出现了这样一个现象。

  实际上在1991年的时候,国内的报刊杂志上就已经开始有关于丹托的介绍,比如说在91年国外社会科学中,在介绍域外的书信时候就指出了丹托是当代研究尼采的一个重要的哲学家,在1994年跟我们有关系的,比如说王德胜在国外社会科学中就已经发表了,翻译了丹托的一篇论文叫做《美学的未来》,同样是在1994年的时候,诸迪在《当代西方艺术哲学》中已经开始提到了丹托的艺术界的思想,也提到了他艺术终结的思想,然而有意思的是当时并没有引起中国国内的注意。

  而今天当我们一讨论到丹托的艺术终结的思想的时候,我们喜欢把他的开头说在是2001年欧阳英翻译的《艺术的终结》在中国出版,当欧阳英把《艺术的终结》翻译过来之后,很快从2002年的时候开始,中国学界当中就迅速地对这本书,包括丹托的艺术终结的思想就开始做出回应。在我们的学术期刊上我大概搜了一下,从2002年一直到现在,我们可以搜到的有关丹托为主题的文章有150余篇,博士、硕士论文接近于30篇,大家可以知道,大概就是十年的时间,而对于一个西方学者的观点我们能够如此关注,我觉得这是一个需要去探讨和思考的一个现象,这是第一个。

 

阿瑟·丹托

  第二个就是当我在做这个博士论文的过程当中,包括这几年,其实我也不间断地还在对这个话题进行思考,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发现中国学者他的行文非常有意思,除了纯粹的文章,只要是我们讨论艺术终结,开头我们一定要提到 “艺术的终结”是当代有一位美国的哲学家叫做丹托的人提起来的,接下来大家再谈的时候,马上这个东西就没有了,关于丹托的思想就没有了,大家就开始往下说,包括我的一些朋友,当我们讨论到丹托的时候,很多人对这个话题的解释就出现这种现象,大家提到丹托,但是真正去讨论“艺术的终结”的时候,实际上又偏离了丹托那个指向。

  这样一种现象的出现是国内学者大多数不了解丹托,或者说从我们今天比较学术的生态的角度来说,好多人其实就没有读过丹托,他就这样来写,是不是一定是这样,我想这个如果不把它简单地理解成我们大家没有好好地认真去读这个人的著作,也许他恰恰是中国学者在接受丹托这个思想的语境,这里面究竟说明了什么,我想这是一个很值得我们去思考的话题。

  既然是这样的,我希望我的发言主要是有两部分来构成,一个是我从最简单的角度来谈一下我对丹托的理解,然后引入到丹托在中国的接受,因为是一种很简单的理解,所以不是像刚才刘悦笛先生相对来说是一个全景的扫描,我可能会强调他其中的某一些部分。

  先来看一下我个人根据丹托的著作对丹托做出的理解。在写于2005年的一篇文章当中,丹托真正说来我的艺术哲学中的想法起于40年前。沃霍尔把我从教条的休眠中敲醒了,这种休眠导致我对于当时发生在艺术界的事一无所知。而在60年代早期席卷于艺术界都已经是那些非艺术的作品了,他们与生活之物简直无从区别。这是丹托在讨论如何开始关注艺术界和艺术界当中哪一些话题引起了他的兴趣,让他走近艺术界这样一个情况。

 

安迪·沃霍尔《布里洛的盒子》

  我们从他这段话中能够归结出来的丹托本人的一些艺术哲学方面的思想特征是这样,引起丹托艺术兴趣最早的是沃霍尔的《布里洛的盒》,而这个是我们大家经常在讨论的,这件作品的突出特征是他与生活之物在视觉上很难看出差别,丹托对沃霍尔作品做出解释的1964年,当时主流的艺术理论其实是格林伯格的现代主义绘画理论,那么格林伯格对波普艺术实际上不是特别的重视,但恰恰是在那个时候丹托却敏锐地感受到了艺术界正在发生的新变,然后对此做出了一个积极的回应,这也就是说丹托能够后来很迅速地被艺术界所接受,包括被我们所发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但是我们要说的问题的另一面,尽管丹托对当代艺术的发展非常敏感,但是对《布里洛的盒》的某种程度上的顾念,实际上也限制了他对艺术思考的录像,因为某种程度上你会发现丹托的很多的艺术哲学的一些结论都源自于他对一部作品的认知或者是感知,我们来归结一下丹托能够迅速地在艺术哲学界当中占据显要的地位,得益于他提出的艺术终结的观点,对当代艺术解释的一种有效性,以及这一提法对当今知识界的冲击力。实际的情况就是这样的,我们要是平时说一句相对来说比较温和的话,很难引起大家的重视,如果说一个相对比较极端的话,或者说这句话有一点点的危言耸听,我们会很容易发现它,当然发现以后再去讨论他究竟在说些什么,所以我觉得这是丹托很有意思的一个地方。

  在我看来丹托艺术终结的思想领会的关键环节其实是在于他所面对的艺术历史语境,以《布里洛的盒》为代表的前卫艺术,他们给现代艺术观念实际上提出来的一些屌诡的难题,比如说其一,与生活之物在视觉上没有办法区分,这是对以视觉为基础的现代美学体系的整个挑战;其二,这些艺术品实际上又进入到了博物馆,借助了现代的艺术观念和艺术体制,确保了艺术品的地位,这带来了一种情况就是现在很多的艺术品一方面在颠覆着传统的现代艺术观念和体制,但另一方面它的确立和成立,实际上又依赖于这种观念和体制,这种既颠覆又依赖的态势实际上增加的是解读的困难。

 

布里洛的盒子

  丹托的艺术终结观念他抓住了正好就是这一点,一方面他放弃了从视觉角度解释艺术的现代模式,寻找的是艺术品背后的要素,然后他借用了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当中的意义及用法的一些思想,把语境的理论带入到了我们艺术的定义中,另一方面他对前卫艺术品对现代艺术观念存在的依附特质又接受了过来,转换成了对理论的依附,然后就是艺术的哲学化、理论化这样的一种走向就提供了解释的依据,这是我们说到他的一个情况。

  那么当他把这样一种理论化和观念化倾向放到了他自己的理论当中去的时候,带来了他对艺术定义的一个理解,就是当理论进入到艺术品的形成,就意味着艺术品不再能够通过自身的实体存在而获得确定性和合法性,反而变成了物品与艺术理论的复合体,那么丹托的这种定义实际上某种程度上是在把那个实物再取消,后来他让他的艺术定义某种程度上就变成了一个观念,这是我觉得是很值得去思考的地方。

  然后当艺术被论证成只是一个观念的时候,丹托就以另一种方式回到了黑格尔,当然他要比黑格尔走得更远,在黑格尔那个地方虽然存在着三段论,但是艺术依然是艺术,哲学还是哲学,但是在丹托这个地方,哲学不是一种外来者介入,不是介入到艺术观念,通过艺术来表现时代精神,而是艺术自身发展的一个必然结局,所以艺术终结于哪里,终结于对自身哲学本质的认识。

  回过头来,我对丹托做一个整体的个人的一种理解。实际上从他这样的一个艺术终结观念来说,丹托最重要解决的实际上还是当代艺术的理论化、观念化倾向如何出现的问题,这种理论化体现在很多方面,比如说反视觉、反美学,然后表现越来越抽象,正如丹托所说的是一个宣言时代。因此我们对他的艺术终结的观念如果要来理解的话,一个比较好的方式,不要从消极的意义当中去理解,他不是在取消艺术,而应该从积极的方面去看,他试图对当代艺术提供的是一种解释,因此这是一个有建设性向度的理论。

 

黑格尔

  当然丹托某种程度上来说我觉得他游走于传统和现代,他通过黑格尔主义论证了当下艺术理论化倾向出现的必然性,他对于当代的话题回到了黑格尔,他对黑格尔的解释中,实际上又借助了很多的分析哲学的东西,所以他等于是这样的一种情况,他借助黑格尔那样的一种历史主义,最终他想达到的是什么呢?在一个反本质主义的时代如何实现本质主义,就是这样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一个很有意思的思想。这是我个人对丹托思想的简单的理解。

  那么中国对艺术终结的话题究竟是怎么进入的。实际上中国学者在谈论“艺术的终结”话题的缘起,他不是从丹托开始的,一般情况下学界常常把《文学评论》2011年的第一期发表上的西里斯·米勒的一篇文章叫做《全球化时代文学还会继续存在吗?》,这一篇文章往往看成是一则标志性的事件,那么这篇文章在中国的传播其当时的接受语境不是文学还会继续存在吗?而是刚开始的那个全球化时代,也就是说在2000年前后的时候,中国正在关注的话题是全球化,在这样的一个语境当中出现了这篇文章。但是很有意思的是这篇文章传入到中国,大家最初接受的时候是由于一个全球化的语境,但是很快大家就开始从后边进行解读,文学还会继续存在吗?变成了这样一个情况。

  在12年的时中国学者中很快就开始对米勒的这个文章进行回应,包括很多的在文学评论中,在文艺理论研究中,国内比较重要的一些刊物上都开始有中国学者对这一话题的一些理解,很有意思的是如果说我们回到西里斯·米勒的这篇文章,你会发现西里斯·米勒他当时说在特定的电信技术王国中,整个的所谓的文学时代将不复存在。那么他当时讨论的时候其实在话题当中是技术媒介带来文学的巨大变迁,那么我们国内的学者在回应米勒的这个观点的时候,并不是都从电子媒介的角度,电子媒介与文学之间关系的角度来讨论这个话题,而是旁及了很多的观点。

  比如赖大仁当时的观点就是把米勒的观点定为电信时代文学的文化研究转向,这样的一些变化带来什么?中国学者对米勒的回应实际上都是基于自己的立场,或者说是根据本土的文学领域中出现的新的态势来审视米勒的观点,与之对话。在这个情况下,我们所反映出来的对文学危机的一些理解,比如说文学的边缘化,比如说图像转向,比如说网络文学的勃兴对传统纸制文学的冲击,比如说文化研究的兴起让更多的人不再去讨论文学本身,而开始讨论各种文化现象,带来了这样的一种文学研究对象的漂移。

 

《艺术终结之后》

  这样一个情况可以说是文学领域中出现的新问题,才使中国学者、中国知识界能够迅速地接受艺术终结这一提法的一个背景性的东西,恰恰是由于这个背景,最终才会带来当丹托提出艺术的终结,尤其是欧阳英去翻译这本书的时候,这本书英文的原名叫做《艺术的哲学剥夺》,但是欧阳英翻译的时候用了里边的一篇主题性的文章,就是《艺术的终结》,当他一提出这个话题的时候,迅速引起了中国学者的共鸣。

  由此我想带来的一个结论性的东西是什么呢?实际上早在丹托的艺术终结观念传入中国之前,国内的文学领域从文学的基本样式到文学在社会当中的位置和价值取向,再到文学理论的研究范式等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需要得到解释,它们与传统文艺理论之间的那样一种紧张也需要一种话语来得到释放,艺术终结的观念当然更最有代表性的丹托的思想正是在这种语境当中被引入中国。

  回过头来,我们再来反观由于丹托思想的引入,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对当时或者说到今天文艺理论方面的讨论,就是对于艺术终结或者是文学危机这样一个话题的讨论究竟带来了什么?

  那么在我们看来,比如说丹托思想进入到中国之后,中国有关文学危机的美学和文艺学思考实际上是在发生着变化。首先,关于文学危机的命名,在90年代的时候我们对于文学危机的命名除了危机外,还有困境、尴尬、死亡、消亡、衰落等等,当然很少见到大家使用终结一词,反之,当时间跨入到了新世纪之后,刚才我所提到的这些词汇虽然也还是在被使用,但是学界使用最多的是终结,很明显这与丹托的思想引入是直接相关,因为当时的时候作为艺术和文学领域当中以终结命名的书就是欧阳英翻译的这本丹托的《艺术的终结》。

 

阿瑟·丹托

  其次,这种命名上的统一对于中国学者的相关讨论实际上非常重要,他在总体上提升了这一个议题的世界。把艺术的终结明确提出来就在一定程度上提醒了中国的知识界,目前学界正在讨论的文学危机实际上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属于当下全球终结语汇当中的一部分,当中国学者修正和统一对文学危机的命名,把他理解成艺术终结的一部分之后,一定程度上也促成了中国学者的相关讨论,他被吸纳到一个更加普遍性的、世界性的命题当中,反之这个世界性命题正在讨论的内容也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中国学者的视野,那么在新世纪之后,除对文学危机进行讨论,在这一命题的名目下,艺术的终结、日常生活审美化、西方艺术的终结、城市美学的兴起等等,中国学者都在这一命题下进行了关照,也加深了中国知识界对艺术终结命题的一种认识。

  恰恰由于我们是从文学的角度来切进艺术终结命题,就带来了我们对丹托的接受过程中为什么会出现疏离,为什么会出现我们提到了丹托,但实际上我们在讨论中又在游离丹托,恰恰是由于背景上的一种错位。我能够给大家提供的解释是这样的,从艺术家族的成员构成当中,艺术当然包括了文学,但实际上我们讨论艺术的时候,艺术构建的主体或者说构建的机制其实是视觉艺术,当我们论及到艺术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艺术,视觉艺术,而非文学,丹托所做出的这种终结论断,他基于的实际上是二十世纪先锋艺术的发展与变化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直接可以对等和叠合的。

  在中国我们最早关注到的是在文学和文艺学领域出现的多重危机,曾经有学者指出,在中国这样的一个语境下,日常生活审美化是一个文学命题,其实我们可以把这句话再拓展一步,某种程度上来说,艺术终结命题在中国最初兴起的时候,大部分人是做文学出身,从这个角度来说,他最初也是文学命题当中的一个命题,以文学危机以及学科重构为论述重心的这样一种知识,他就更容易如我们对危机、对终结的思考,而丹托是从艺术的角度去切入,他与当下中国文学的关切之间实际上存在着疏离,正是这种疏离才会在中国的学者笔下出现这样一种情况,谈“艺术的终结”当然要谈到丹托,因为他是当代的提出者,但是话锋一转,我们开始讨论的是中国文学的终结问题。

  反过来,对于艺术的情况我不是很了解,但是我愿意提供一种思考,就是相对来说中国的艺术界中很有意思地是中国当代的艺术也接受了西方很多的影响,然后中国当代的艺术也出现了一些理论化和观念化的倾向,但不一样的一个地方就在于中国学者在接受西方影响的时候,实际上他没有接受60年代艺术概念的那种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冲突所带来的紧张感,所以也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那样一种紧张感、危机感,这是我的初步的想法。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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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樊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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