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讲座主要谈符号学在视觉文化研究中的应用。西方学术界的艺术研究在20世纪经历了一个从艺术史到当代艺术的纵向推进，到20世纪末则横向扩展，使现代主义的精英艺术研究，超越了形式主义的内在局限而扩展为后现代的“新艺术史”研究，以及进一步的视觉文化研究。在21世纪初，视觉文化研究旨在超越内在研究与外围研究的二元对立，其超越之一法，便是当代符号学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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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应用使当代符号学在今日学术中的“处境”问题得以突显。与此相关，符号应用的要义是再现(representation)，涉及符号意指。于是，当代符号学的处境，便可从再现这一概念的处境谈起。我且从一幅画入题：纽约观念派画家马克·坦西(MarkTansey, 1949-)的近作《柏拉图的洞穴》。

　　柏拉图的洞穴寓言出自其《理想国》，这部书可以说是西方文论两千多年发展的渊源。柏拉图的寓言是多义的，但从视觉文化的角度说，我关注洞穴寓言的再现问题。何谓再现?坦西的画告诉我们，再现就是用一个画框，去把某处的景像，呈现到另一处，成为图像。坦西所画的，是洞穴口的两个人，将画框扔进洞穴里的深渊，也即抛弃再现。但是，在画框脱手的一瞬间，洞外的强光将这两人抛投画框的身影，嵌进了画框，并与画框的影像一道，投射到了洞穴的墙壁上，成为抛弃画框的图像，再现了抛弃之举。

　　坦西画出了洞穴寓言的悖论：再现即便是假象，但也无法抛弃，而我们正是通过假象来认识真相的，并进一步认识再现这一概念。再现的此一悖论，恰如我们删除电脑里的垃圾文件，需要将其拖进“回收站”，但若删除“回收站”，哪怕仅是删除作为回收站之再现的那个垃圾桶图标，我们面临了将该图标拖往何处的问题。这一悖论与柏拉图关于再现问题的另一寓言“床喻”异曲同工，二者皆涉符号的再现功能。符号学是什么?从传播和媒介研究的角度说，就是关于再现的理论，是对再现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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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现代符号学起于一百年前的索绪尔和皮尔斯，所以现在有学者认为符号学过时了，不属前沿学科。针对符号学的如此处境，我不打算举证何为前沿学科，而看重历史意识，希望学者们能以发展的眼光看待符号学。

　　在20世纪中期，罗兰·巴特是现代符号学的集大成者，他以结构主义思想来延伸符号意指的过程，对亚里士多德、索绪尔、皮尔斯都提到但都未阐述的符号延伸问题，做了明确的阐述。

　　但是，如果我们停留于巴特的符号概念，那么符号学的确老旧。然而在巴特之后，符号学经历了德里达的挑战，并在解构主义之后，浴火重生，借后现代思潮而进入当代学术领域，并贯通外围研究与内在研究，成为后现代之新艺术史和当代学术之视觉文化研究的重要方法论。在这样的历史发展意义上说，这才是符号学的当下“处境”，并有“当代符号学”之称。

　　视觉文化研究在大体上有三大谱系，一是艺术史和当代艺术研究，二是哲学美学和文学研究，三是大众文化和传媒技术研究。但是，这三者并无绝对的界线，米歇尔和米尔佐夫都从艺术史研究走向了传播研究，同时保持了艺术史研究的基本理念，例如对图像之文化意义的阐释。荷兰学者米克·巴尔(MiekeBal, 1946-)也相似，她将文学叙事引入艺术研究，并借符号学而转入文化政治。由此，巴尔在视觉文化研究中，将符号学推进到了今日学术的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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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克·巴尔1946年出生于荷兰，后来求学于阿姆斯特丹大学和乌德勒支大学，攻读法语和比较文学，以福楼拜叙事研究而获博士学位，随即执教，并于1987年成为乌德勒支大学符号学与女性研究教授及系主任，后兼任美国纽约州罗切斯特大学女性研究教授和视觉文化教授，退休前是阿姆斯特丹大学的文学理论教授。

　　巴尔著述甚丰，所著有荷、英、法、西、汉等多种版本，包括《文化政治的时空逆转》(2016)、《思考电影》(2013)、《难言的政治艺术》(2010)、《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1985，2009)、《米克·巴尔文选》(2006)、《漫游人文学科》(2002)、《引述卡拉瓦乔》(1999)、《双重曝光》(1996)、《符号意指》(1994)、《解读伦勃朗：突破图文二元论》(1991)、《叙事方式》(1991)等重要著述。

　　巴尔的学术领域覆盖了法国文学、文学理论(叙事学)、艺术理论(符号学)、艺术史、当代艺术、视觉文化、电影研究、女性主义、圣经历史等学科。同时，巴尔也是一位艺术家，近年专注于电影制作与观念艺术的实践。

　　巴尔的视觉文化研究，关注图像符号。这不仅是通常的静止图像，例如绘画，而且更是动态图像，例如静止绘画所描绘的事件，即图像符号的叙事性。巴尔的电影研究极有成就，但此处所论之图像符号的叙事性，是指绘画作品中静止的图像符号所具有的的叙事特征，巴尔称之为事件符号和符号事件。正是在这一点上，巴尔贯通了形式主义的内在研究和非形式主义的外围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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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贯通取决于研究的着眼点，并由此阐释图像的意义。按照一般的符号传播模式来说，前现代着眼于社会历史和作者生平的符号语境，现代主义的内部研究则着眼于符码本身形式语言，后现代着眼于文化政治和读者视角，巴尔的着眼点则是从读者视角来贯通前述所有着眼点。在这贯通中，我们可以总结出巴尔的四大关键词：读者导向、事件符号、聚焦、换框。

　　所谓读者导向，是强调读者之于阐释的主导作用。在此，巴尔借鉴了精神分析的观点，认为分析师对患者症候的解读，喻指读者对作品的解读，也指其对作者意图的解读，以及对作品与作者所涉语境的解读。换言之，读者导向的符号阐释，是从读者视角而将作品、作者、语境统合起来，使三者服务于读者的阐释。巴尔的读者导向与后现代时期的接受美学或读者反应批评并不相同，因为巴尔不因为强调读者作用而贬低作者、文本、语境的价值。

　　所谓事件符号，是以叙事性来贯通画内画外，涉及图像中的视角、视线、视点的关系。就画面之内的人物关系而言，凝视是一种交流，通过人物间的互动关系，可以揭示潜在的事件，即作品所直接描绘或间接指涉的事件。更重要的是，画面之外的观画者自有其视角，由此观之，画中图像成为其视点，二者之关系划出了视线。这是内外相通的互动，具有叙事性，也即读者叙事。于是，画外读者的阐释，使视线的变化成为事件。

　　所谓聚焦，来自文学叙事学。巴尔的聚焦之说，针对热奈特之叙事理论的外聚焦、内聚焦、零聚焦之分，并将其简化为内聚焦与外聚焦二者，进而提出谁在观看、观看什么、怎样观看等问题，强调了读者在观看中的重要性，更以此贯通内在研究与外围研究。

　　所谓换框，是读者阐释的具体方法，大致有三个步骤。其一，分析编码者预设的图像框架，或称画框，是为阐释的语境;其二，将图像从这一画框中拆下，也即将其剥离原属的语境;其三，将被拆下的图像装入另一画框，从而在不同的语境中求得新的阐释。作为语境的画框，涉及互文性和主体间性，以及图像修辞和话语逻辑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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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尔是西方学术界研究视觉文化和图像阐释的前沿学者，其文学叙事学早已译成中文，但其视觉艺术研究却仅有转述而几无汉译。我关注巴尔的艺术理论已近十年，并自2011年起，开始翻译巴尔关于艺术史、当代艺术、视觉文化研究的重要著述。在2016年，我从巴尔的代表性著述中，选出九篇长篇论文，并组织翻译，编成了巴尔文集《符号叙事：艺术研究与视觉分析》(四川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力图向中国学术界深度介绍巴尔的当代符号学和图像阐释学，我称之为“视觉叙事符号学”，此说得到了巴尔本人的认可。

　　这部译文集由三部分构成，包括符号理论、符号方法、符号实践，每部分各有三篇代表性文章。这些文章分别选自巴尔写于90年代前期的“新艺术史”著述、90年代后期的当代艺术和视觉文化研究著述，以及21世纪初的视觉研究和文化分析著述。

　　编译巴尔文集的目的，除了填补学术空白，也是为了探讨当代符号学在中外学术生态中的当下处境，并见证符号学的发展。这恰如马克·坦西描绘的柏拉图洞穴寓言，也如删除电脑屏幕上的“回收站”图标：抛弃和删除的行为，正好是个悖论，反倒说明了符号学的必要性和不可或缺，而米克·巴尔关于图像符号的著述便是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