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北京商报 的采访：

　　“艺术批评是根据批评者一定的世界观、审美观和艺术观对艺术现象做出分析和评价，其主观性大于客观性，体现了写作者个人的强烈个性和态度。越是具有独立态度和观点的批评，越是具有批评的价值和可读性，那种四平八稳、八面玲珑的批评并不是批评。”

　　这段话似乎是对艺术批评比较理想化的定义，而在当下严重市场化、资本化的艺术环境中，艺术批评的现象和批评家的身份也在改变。有人说，现在的文章多为吹捧，多是专业术语堆积，看不懂，批评家变成了策展人到处接活儿。而在文化观察家周文翰看来，目前艺术评论的种种现象正是它多元化的体现，在各种弊端充分显现之后才有改变的可能性。

　　商报：近期，您的《对艺术批评的批评》这篇文章在网络上受到了行业内的很多关注。同样作为一名文字工作者，您是否站在局外人的角度上来看待当下艺术评论的各种现象?

　　周文翰：前几年我经常为海内外报刊和网络写艺术方面的评论文章和专栏。做文化和艺术产业咨询方面的工作以后，写作时间就少了，偶尔凭兴趣为之。不过，这也让我有机会可以拉开距离观察当代艺术评论的“生产机制”为何是如今这样，算是站在圈外看圈内。倒不是说要赞扬谁还是攻击谁，而是看种种现象背后的形成脉络、走向，以及有什么新的可能性。

　　商报：您认为艺术批评在中国是一个怎样的发展进程，导致它变化的原因是什么?

　　周文翰：总体趋势当然和中国社会文化体制的变迁是同步的。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原来计划体制下的协会——学院——专业体制逐渐松动、变化，到上世纪90年代后期，市场化趋势加剧，艺术市场和媒体市场都在快速发育并向商业化发展，艺术批评的生产也有越来越强的商业交易属性。这种生产机制的变化主要基于中国经济社会的市场化、商业化，具体说当然就是艺术市场和艺术生态体系的商业化和市场基础扩大。 比如收藏家、投资者、大众媒体、时尚媒体等加入进来以后，艺术批评家当然就不再具有以前那种权威性了。

　　商报：学术与市场的争论一直不断。您认为，艺术批评家是否有必要去了解市场，基于市场做出更有针对性的判断分析?

　　周文翰：实际上，目前已经没有持有统一价值观、学术观点的“批评家群体”了，而是有好多个批评家群体和个体。谁愿意参考市场信息发言也成，谁愿意研究艺术史、风格演变也成，有时候互相讥讽一下也好，但我认为没什么真正的矛盾，因为现在艺术界本身就是四分五裂、多元化了。

　　商报：晦涩难懂、大量的引用词汇和哲学化是很多读者对艺术评论文章的反映。许多人认为，很多艺术评论已经不是纯粹意义上的中文写作。对此您持怎样的看法?

　　周文翰：这是某些人借公众名义设置的假问题。因为在多元化和分层的社会系统里，有不同的知识生产体系、风格体系，大家也有选择如何写和读什么的权利。你认为太晦涩就别读而已，肯定有适合你的东西。可能学院刊物上的或者学院内人的艺术批评文章更晦涩一些，而面向大众的批评文章更通俗易懂一些。

　　每位批评家有不同的背景和面对的读者群，他有自己的写作策略和风格，读者也有自由选择读或不读的权利，因此这个问题不值得读者和旁观者发愁。就批评家们来说，如果想让更多读者读懂或者吸引更多读者，那就要写得更通俗或者更具挑逗性，比如学陈丹青那样老愤青说闲话好了，别去抱怨其他人写得难懂就是罪恶。写得深刻的也别抱怨别人平易就是罪。这种风格、深浅的争议很无聊。

　　商报：您认为艺术评论可以让大众参与进来吗?批评家是否有把艺术推向大众的义务?

　　周文翰：在网络和社交媒体时代，大众当然可以参与进来发表个人意见并在交互圈子里传播，但每个人的参与也只在各自社交圈内，不像以前说大众参与就是几百万几千万人读一篇文章看一张画。艺术批评家愿意向公众解释艺术史、艺术作品当然好。这依赖于艺术教育体制、美术馆体制和媒体等发挥合力，谁愿意都可以做，但这不是全体批评家的“义务”。

　　商报：资本的进入是使当代艺术火热的主要原因。您认为资本对艺术批评有着怎样的影响?

　　周文翰：当前中国资本力量可能是最强势的，所以可以用交易方式定制批评文章，也可以影响很多媒体的报道、评论方向。这是现实，比欧美要赤裸裸得多，有点粗鄙资本主义的架势。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资本的理性。正因为批评文章可以轻易买到，所以批评文章的导向性就下降了，或许这其中就有改变的可能性。

　　商报：目前的艺术创作和艺术家的身份变得越发模糊，“跨界”现象屡见不鲜，艺术家往往身兼数职。同样，许多批评家也兼顾着策展人、画廊艺术总监、收藏顾问等角色。您认为这两种现象有没有关联性?

　　周文翰：我也跨界了，所以有点体会。这主要是艺术行业在急剧转型、高速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特殊需求”。一方面是行业需要很多中介角色和复合人才;另一方面是人们都习惯野蛮生长，抓一把是一把。这可能要持续一段时间，但也要看到，市场有自动矫正的功能，专业化、职业化的发展也很明显。比如做的比较好的画廊主、艺术家就不愿意再多花心思写文章，因为写文章明显没有和藏家聊天推销作品的回报率高。

　　商报：近期，在微博上出现了不少艺术批评家之间的“论战”，引发了众多“粉丝”的围观，但似乎关于道德化的批评往往更能得到大众媒体的呼应。对此您如何看待?

　　周文翰：我挺讨厌一些微博和大众媒体上涉及艺术价值的争议，好多都是极少数人和极少数媒体对模糊议题进行有意的“设计”而已。吵到最后就成为了价值观大比拼，比良心比道德什么的。

　　这可能和当代大众媒体、社会媒体突然发达以后，“道德话语”的突出有关，以前持有不同道德观、价值观的人可能就碰不到、或者无法传播，但现在人人都可以在微博上发几句牢骚，让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冲突、价值观冲突好像变得激烈了，其实私下可能没那么严重，都挺混沌的。那些声调最高的道德化批评的困境在于，在价值观分裂的时代，不管你说的多高调，别人都可以不听不理，于是他难免再加强声调，要么弄得自己气急败坏，要么求助围观者或其他权威施加压力。其实挺没意思的。

　　我认为，任何人在抡自己的道德棒子之前首先要警惕的是这根棒子本身的来源、使用，别认为自己天然就站在道德高地上俯瞰。

　　商报记者 周晓

　　20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