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博物院收藏有佚名画家所作《八相图》。这幅《八相图》并未出现于古代书画文献著录中，在其他文集中也不曾记载。民国时期故宫博物院珂罗版《故宫书画集》中亦无收录。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文化部文物局成立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对全国各大博物馆藏画进行鉴定、编录，其成果《中国古代书画图目》中影印了此幅《八相图》，并在卷末附有基本信息。二十一世纪初编纂的《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中有余辉主编的《晋唐两宋绘画·人物风俗》，其中再次收录了此卷，并附有相关介绍信息，释读出题跋，在此基础上辨别出八位名相，并对画作的特点作了简单概括。近年浙江大学、浙江文物局承担编纂的《宋画全集》再次收录了该幅作品的高清图版，并附有图版说明，但基本为《晋唐两宋绘画·人物风俗》中的内容。

　　该幅作品所描绘的“八相”，《晋唐两宋绘画·人物风俗》中识读为周公旦、张良、魏徵、狄仁杰、郭子仪、韩琦、司马光和周必大。学界对此并未提出疑义，笔者先前也基本认定该作所画为此八相。许浩然《一幅南宋绍兴年间的秦桧画像—故宫博物院藏〈八相图卷〉考辨》一文，首次提出了第八位名相为秦桧的观点，并作了相关考辨。

　　对这样一幅名款残损、图章全无、又乏古代文献著录的作品，目前仅有基本识读和一篇研究性论文。而该作还有许多疑问尚未解决，如画作名称、画作的作者、创作年代等。本文不揣冒昧，对这几个问题以初步考证。

　　一、画作中文字的基本信息

　　虽然《晋唐两宋绘画·人物风俗》已经有对画作题跋的释读，但个别识读有错误，对八相的识别也并未给以推导过程。故本文重新抄录，加以句读，再作分析。现将画作中文字内容从右至左分为十个部分，依次标注为一至十。

　　第一部分文字不可辨识。画作自右向左打开，画心部分起首四字由上而下书写。前两字残损超过三分之二，后两字虽存右半部分，但与左边之间有重新装补的痕迹，虽然裂痕形状勉强和左边吻合，但不可辨识，汉字中并无此二字。与周边对照，右半部分绢片明显为他处所有。推测或是画商牟利，将他处残片置于此处;亦或为当时重新装裱的失误。

　　第二部分文字内容为：“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下视成王，叔父之贵;师表万民，吐握待士;思兼三王，经制毕备;群叔汹汹，流言纷至;天威彰显，闻望无愧;盛德元勋，下蟠上际;式图丹青，昭□(示?)□(后)□(世);若揭日月，诏彼稚昧。”

　　文字描述的主人公是 “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为西周时期的周公旦，记录他握发吐哺求贤若渴、创立典章制度、摄政并平定叛乱、威德远布四方人的事迹。绘此画作的目的是向四方昭示他的德行并起到示范作用。该部分内容第四行的最后三字处有残缺。经查找，其残损部分仍保留在画作上，只是被错误地装补到了第一部分文字处。

　　第三部分文字内容为：“巨飚扇海洪波翻，指鹿为马无腆颜;泗上亭长起应天，子房杖策来自韩;圯上老人书一编，佐汉兴王无后艰;客有为□(我)□(橈)楚权，请借前箸输忠谈;南宫偶语事寝阑，即日劝驾西都关;羽翼已成储嗣安，愿与赤松求神仙;高名万世长铿鍧，再拜清风何所言;望之俨然即之温，奇伟魁梧焉足论。”

　　根据史书记载，可知本部分文字描述称赞的主人公是汉留候张良。写秦朝末年张良来自韩国，借助圯上老人黄石公所赠《太公兵法》，辅佐刘邦起事。这里选取了他的几个事迹：反驳郦食其的策略、建议奖赏有功之臣、劝服刘邦移驾长安、帮助吕后和太子孝惠巩固地位、功成名就后隐退等。赞扬他的万世高名，虽为妇人之貌，却远胜奇伟魁梧的大丈夫。本部分文字第三行倒数二、三字有残损，但是根据史书记载可补足，模糊二字分别是“我”“橈(桡)”。

　　第四部分文字内容为：“自期稷卨，致君尧舜;愿为良臣，展尽底蕴;正观之治，几于成康;外户不闭，行不赍粮;想其堂堂鹗立，犯颜进谏;虽逢帝怒，神色不变;信乎百世之下，论世尚友;雄姿凛凛，传于不朽。”

　　这部分文字称颂的是贞观时期的名臣魏徵。谈及魏徵如稷卨这样的名臣，“贞观之治”堪比“成康之治”，记录在魏徵治理之下有夜不闭户而远行时又不必携带粮食的淳朴世风，以及他堂堂正正犯颜进谏的诤臣风范，这些皆传于不朽。

　　第五部分文字内容为：“宇宙雰雺兮孰与清，日月薄蚀兮孰与明，清而明之兮，命世之英;大厦将欹兮，其谁支;神器将坠兮，又谁举之;支而举之兮，命世之奇英;与奇兮惟梁公，为子孝兮为臣忠;北斗以南兮，人谁与同;取日虞渊兮，洗光咸池;授五龙兮，夹以飞蒙;耻济谋兮，功盖一时;貌图丹绘兮，如玉如金;风度温然兮，贻后人;十袭之藏兮，爰丕显于斯辰。”

　　翻检史书，我们会发现这里面描述的国之栋梁、忠臣孝子、忍辱负重规劝武则天将庐陵王李显立为太子使政权又回到唐代宗室手中的一代英豪是“梁公”狄仁杰，描绘梁国公之画像，目的是将他的风采传递后人，这样的图载值得珍藏。

　　第六部分文字内容为：“唐德中否，群兇肆起;尚父鹰扬，于彼朔方;克复两京，三河肃清;整我六师，大振威灵;单骑见虏，压以至诚;忠贯日月，德通神明;二十四考，中书政成;式图貌像，仰止仪形;英姿粹蕴，凛凛如冰;维昔方虎，中兴周室;诗人歌之，二雅纪德;再造唐祚，汾阳允武;用垂颂声，以绍厥绪。”

　　被封为朔方节度使收复长安、洛阳两京，平定河东、河西、河南叛军，单骑免胄见回纥，为中书令期间主持官吏的考绩二十四次而被尊为“尚父”的是唐朝的郭子仪。绘画者希望能够像当年纪念中兴周朝的方叔、召虎一样，给郭子仪“式图貌相”，让后人赞颂他，并完成他未竟的事业。

　　第七部分文字内容为：“□□□□，□□□□;□□(言?)□(谠)□(论)，垂于千载;道貌温然，如玉之清;神气凛然，如水之澄;武库森列，词锋峥嵘;默然□(不)□(语)，□(人?)□□□。”

　　这一部分的文字残缺甚多，根据内容判断所描绘的主人公颇有难度。而判断这段文字所描述的主人公，主要是依照第十部分的文字内容。通过排除法，可得知这段文字所颂赞的是韩琦。史书记载，韩琦任官期间敢于诤言谠议;严肃的外貌却给人温和的感觉，如玉如水;家中藏书颇丰，所写文章品格不凡。

　　第八部分文字内容为：“于皇上帝，降祚炎宋;爰锡真儒，郁为时楝;真儒伊河，时维司马;如柱如石，克建大厦;退居西洛，十有五年;著书立言，成名自天;既相君实，欢声洋溢;农安于田，妇安于室;复我良法，式循祖宗;进良退奸，坐致融融;四方仰止，图像克肖;饮食必祝，家至户到;食采温国，著名凌烟;元勋巨德，英图莫传。”

　　这一赞文描述的是北宋司马光。北宋时期的良才为伊河之地的司马光，进为栋梁之才，退则著书立说，再次拜相时又一次辅佐君王造就了繁荣安定的景象。因此，理应为司马光传图写照，受到后人尊重。

　　第九部分文字内容为：“太师公相画像赞。天之苍苍，其命灼然;将兴太平，必生真贤。堂堂益公，起江之东;受天间气，出建大功;节义凛然，归秉国均;建万世策，交欢宝邻;长乐正位，清朝偃共;四时协和，万邦咸宁;道大不器，德全难名;高勋巍巍，日月并明;皇帝神圣，师臣赞襄;多历年所，相得益章;图形凌烟，褒赞有光;其永相予，雍容庙堂;风采德威，外传四方;真汉相矣，岂惟王啇;南山之高，岩岩其石;民怀姬公，师保之德;千载具瞻，与山无极。”

　　根据文字内容，这描述的是太师公相画像，他被封为益国公，其功勋可比日月，且与皇帝交往融洽，品德风采足可与山川一样长久影响后人。先前识读者根据文字内容的第一行“太师公相画像赞”及第三行“堂堂益公”确定此主人公是同为益国公、太师的周必大。在许浩然的文章中，他提出此主人公是秦桧而非周必大的四点理由：第一，“起江之东”与周必大原出河南郑州管城的籍贯不符;第二，周必大卒后赠太师，而非“太师公相”;第三，在宋代身任宰相、官太师、封益国公，同时又为江东之人者仅有秦桧;第四，“节义凛然，归秉国均;建万世策，交欢宝邻”是言其被俘金国，后回南宋担任宰相并主张议和等经历。

　　基本来说，许浩然之文考辨的是有道理的，只是第一点中提到的“起江之东”，也与周必大有关系，周必大出生于江东长洲(今苏州)。学者们之所以会混淆周必大与秦桧，是因二者信息比较接近，在相貌上又无确切描绘。故宫博物院南熏殿旧藏周必大像与该画作中的秦桧像或可作一对比，周必大面相仁厚，秦桧似显城府。

　　第十部分文字内容为：“(抃)尝观周宣王得申甫之徒以致中兴，董仲舒称之曰天佑周宣为生贤佐;唐明皇得姚宋之贤以成至治，史臣赞之曰天以姚宋佐唐中兴;夫人君得人以济大业，论者必归之于天者，何哉?愚知之矣，天欲启太平之运，□(则?)必兴大有为之君;辅大有为之君则必有不世出之臣;故商宗之得于梦，周王之应于卜;凡古之圣贤，得君行道，建功立名，卓冠今古;究其所以，然□□□;□(抃)家藏周室汉唐以至我宋重臣画像凡八人，是皆道德之尊，才略之远，功业之高，使百世之下，望其风采，耸然畏而仰之，有不可企及;自非天降大任，命之以济天下，畴克尔哉。然则周宣唐宗之得贤佐，论者归于天，为可信矣。恭惟。

　　“太师公相心传大道之微，身任天下之重位，为帝王之师则;

　　“全太公留侯之大略，上以尧舜其君则;

　　“体郑公之直道，远谋以安社稷;

　　“有狄梁公之忠，重望之得人心;

　　“有司马温公之德，至于立大勋业;坐至太平享福寿之隆，延世数之远，固将度越汾阳，而与周公、韩忠献并驱者焉。仰惟。

　　“□(盛)□(德)□□□□□□□□□如此，盖天实生之以光辅。

　　“□□□□(共?)□(庆)□(抃)□(朝?)□□□□□□□□□□□(庆?)原川增，固未有艾，皆上帝有以阴□献□仰祝。

　　“□(庄)椿□(之)□(寿)□(云?)□ □□□ □酉十二□(月)□(门)□(人)□(右)□(朝)□(奉)□(大)□(夫)□(谨?)……”

　　这段文字的前五行，作者举例论述贤臣与明君之间的关系。从第五行末开始言创作者家藏周汉唐宋画家八幅，都是德行非常高尚之人。从第八行末的“恭惟”开始，则言太师秦桧既有张良的大略，也有魏徵的直谏，还有狄仁杰的忠心、司马光的德行，甚至可以超越郭子仪，而与周公旦、韩琦并驾齐驱。有这样杰出的名臣实在是先帝的功德。随后是画作的创作时间和作者信息：“门人右朝奉大夫在□酉年十二月。”

　　二、作品的作者与创作年代考

　　《八相图》的落款处缺损了时间、作者等关键信息，又没有印章和画史的著录，加上画风的疏简和朴质的书风给人不够精致和高雅的印象，目前对该画的研究尚不足。

　　《八相图》乃故宫博物院于一九五七年从外收购，具体信息不得而知。《中国古代书画图目》《晋唐两宋绘画·人物风俗》《宋画全集》都将此作品以真品收录其中，尤其是《中国古代书画图目》中鉴定组的诸位专家对此并未有不同意见。虽然尚需告知真伪的基本证明过程，但大致说来真迹的判断应属无误。该幅作品有部分残损和修补，不过基本保持了原画的风貌。画面的文字、画风和题跋以及卷质等都可以作为断代的依据。现笔者拟透过文字信息试断定创作者和具体年代，并对此画的真伪做进一步的说明。

　　⒈画作名称“八相图”商榷

　　在三本权威的书画集录中，都将此图命名为“八相图”，其命名的基本理由是上面绘有八位名相。从这个角度看，“八相图”的名称并没有问题，不过忽视了其他信息和内涵。

　　根据画面中第十段文字中的说法，其“家藏周室汉唐以至我宋重臣画像凡八人”，这些人在道德、才略、功业方面都是百世罕见，故加以图载，赞以赋文。由此判断画家的创作意图，或是家中独藏有这八人的画像，故图绘之，实则有另外的含义。

　　首先从画作的组合分布看，其他七位名相都是面部朝左，题赞在左侧，只有秦桧的面部朝右，题跋在右侧，这一组合最为特别。第二，从画作中每人的赞文看，秦桧的赞文内容最长，占用的篇幅最大。八人的赞文都是从上往下书写，上缘接近画心上缘，下缘各不相同。其他七位名相的赞文距离底部有三分之一，而秦桧赞文距离底部只有五分之一，似是秦桧的地位更为重要。第三，赞文的内容和后记中有“全太公留侯之大略，上以尧舜其君则;体郑公之直道，远谋以安社稷;有狄梁公之忠，重望之得人心;有司马温公之德，至于立大勋业;坐至太平享福寿之隆，延世数之远，固将度越汾阳，而与周公、韩忠献并驱者焉”。分析得知，创作者认为秦桧集合了张良、魏徵、狄仁杰、司马光众名相的优点，并超越了郭子仪而与周公、韩琦并驾齐驱。就客观事实而言，这一记述对秦桧的贡献做了较大程度的夸张，甚至带有逢迎之意。

　　落款中提到了创作者的身份为“门人”。该幅画作首先具有学生对老师的恭敬之情，其绘制此画的目的是以其他七位名相衬托秦桧。因此，此画命名“八相图”虽是最为直观的方法，但将秦桧与另外七位名相等同，忽视了创作者对秦桧的突出与强调。画作虽为八相，实赞秦桧，因此用“名相图”更为合适。

　　⒉作品的创作年代与创作者考证

　　如前文所引，《中国古代书画图目》将《八相图》列入宋代作品目录中，《晋唐两宋绘画·人物风俗》《宋画全集》将《八相图》明确给以南宋作品的信息。从文字内容反映出的师生情谊可基本确定该作品为南宋时期所作。题赞文字中在宋代的避讳写法也可进一步证明，如第四段文字中的“正观”是为避讳宋仁宗赵祯对“贞观”的改写;第五段文字中“渊”字是唐朝写法的沿用;第六段文字中“克复”不能写作“光复”;第十段文字中“商宗”是为避讳赵弘殷对“殷宗”的改写，等等。

　　许浩然文考辨出该画创作的时间段为绍兴十七年(一一四七)至绍兴二十四年(一一五四)之间。理由如下：第九段文字中有“益公”，第十段文字倒数两行有“仰祝庄椿之寿”和“十二月”的字样，而秦桧生日为十二月二十五日，故该画为其生日之前的作品。秦桧卒于绍兴二十五年(一一五五)十月，故作品的创作时间应不早于他被封益国公的绍兴十七年，不晚于去世前的绍兴二十四年。这个考辨基本来说是有道理的，那么究竟是哪年绘制的呢?

　　判断作品的具体时间需要根据画作中第十部分文字最后一行左下角的落款。落款部分的绢质与其他部分相连，且书风统一，依据通篇文字内容判断时间是相对可靠的。具体来看，画作落款的时间处，缺损了天干的信息，仅保留了地支，为“□酉十二□(月)”;作者信息处残损更为严重，但尚可辨识，为“□(门)□(人)□(右)□(朝)□(奉)□(大)□(夫)□(抃?)”。朝奉大夫为宋代官职名，不为其他朝代所有，也可断定该画作当为南宋时期所作。

　　画作中只记有创作者的名字，缺少了姓氏，且名字于第十部分文字中出现了三次，分别位于第一行的第一个字(a)、第五行的倒数第十一个字(b)、倒数第三行的第六个字(c)。这三字均字体小、模糊，又似被水晕开，仿佛是三个不同的字。但是，分析这三个字，依然可以得出有效的信息：三字都是“抃”字。

　　在古代，写给皇帝的奏章中经常出现名字小一号的情况，作为门生旧吏在为自己老师画像赞时，将自己名字写小一号亦属正常。具体而言，a所在的第一行近三分之二的字都是后来补写，先前的绢片表层已经脱落。后补字体与周围字体风格接近，而略显生涩，推断应为顺着原有笔痕所写，所以内容连贯，文风统一。至于第一个字，本就较小，时间又久远，残损之下难免出现不确定的书写，a处“抃”字的偏旁部首模糊，但后面的二十字则非常肯定。b所在的第五行同样是在严重破损的基础上顺着笔痕重新描写，本处的“抃”字非常明确，虽然墨色较淡且有晕开的痕迹。c处绢片为原有部分，非后来所补，只是该行上面大部分都残损过甚，一行的左右两边都有严重缺损，此字因字体偏小得以相对完整地保存下来，只是部首略有残缺，同样似是晕开过了。

　　三字有共同特点，右边都是“卞”字，且晕开字体风格与周边他字有所不同。但这并不代表这三个字完全不可信，因字痕之外并没有涂改的痕迹，判断应是这三字和原有文字极为接近，所以才既覆盖住了原有笔痕，又没有多余的笔迹。

　　史书所载南宋时期右朝奉大夫名字中带“抃”字或与“抃”字形相近的只有一人：陈抃。南宋范成大所著《吴郡志》记载：“右朝奉大夫陈抃，绍兴二十六年(一一五六)闰十月初二日到任，二十七年(一一五七)九月初八日，改除浙西提刑。”陈抃其人在《宋史》等史书中并无记载，对于他的信息，在《吴郡志》中还记载有：“陈抃，右朝散大夫，绍兴二十七年(一一五七)十月初二日到任，二十八年(一一五八)正月宫观。”其余信息并不知道。

　　陈抃是该画的作者，是有可能的。作为同时代人的范成大在《吴郡志》中的记载是可靠的。另《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载有：“签书枢密院事曹辅遣太学录杨愿上书帅府，太学生汪若海、陈抃等继至，权领门下省吕好问、监察御史张所亦遣人以蜡书来上。”该书记载的历史时间段为建炎元年(一一二七)至绍兴三十二年(一一六二)，那么此陈抃与《吴郡志》卷七中所载应为同一人。

　　根据天干纪年的信息和秦桧封益国公到去世的时间推断，一一四七年至一一五四年之间以“酉”为地支的年份只有癸酉，是年为绍兴二十三年(一一五三)，秦桧虚岁六十五岁。在传统习俗中，逢五过生日具有特殊的意义，所以基本确定该画创作的时间是绍兴二十三年十二月，秦桧六十五岁生日之前。

　　作者的落款为“门人右朝奉大夫”，可判断绘制该作品时陈抃的官职为右朝奉大夫。陈抃在绍兴二十六年时，就已经是右朝奉大夫，距离作品的绘制时间仅有不到三年时间。史书中虽无陈抃是秦桧门生的记录，但当时的“门人”是广义上的门生。值得思考的是，陈抃在绍兴二十七年已为右朝散大夫，何以多年之后不升反降，朝奉大夫与朝散大夫官职虽都是五品，但官阶上略低一阶。因史料记载缺乏，我们无从得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