赐服蟒衣、飞鱼服、斗牛服、麒麟服之制始于明代，是明代特有的服饰制度。有关蟒衣、飞鱼服、斗牛服、麒麟服的形象众说纷纭，这给传世文物和出土文物中相关形象的定义带来困扰。

　　与前代相比较，明代的龙，形象更加完善，它集中了各种动物的局部特征，由牛头、蛇身、鹿角、虾眼、狮鼻、驴嘴、猫耳、鹰爪、鱼尾等部件组成。而蟒、飞鱼、斗牛、麒麟则都是在对龙想象的基础上衍化发展而成的新形象。

　　从文献资料看，据明沈德符记载：“蟒衣为象龙之服，与至尊所御袍相肖，但减一爪耳。”(《万历野获编·补遗》卷2，中华书局，1959，830页)沈说被今人多次转载，成为“蟒衣”与“龙袍”区别的定论。但纵观中国历代龙纹的变化发展，就会发现“(龙)自秦汉至元多为三趾，明清时多为四趾”(郑军《中国历代龙纹纹饰艺术·前言》，人民美术出版社，2005，2页)。虽然此处的龙趾是所有“居处器用”上的龙纹所见，包括民间器物上的龙纹，但总体上，五趾只是龙的神格拟人化的极端，龙爪的趾数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所以，三、四趾的龙仍然是龙，可见就蟒的形象而言有龙的一切特征。

　　飞鱼，据《山海经·西山经》载：“泰器之山，观水出焉，西流注于流沙，是多文鳐鱼，状如鲤鱼，鱼身而鸟翼，苍文而白首，赤喙，常行西海而游于东海，以夜飞。其音如鸾鸡，其味酸甘，食之己狂，见则天下大穰。”(《山海经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29页)其实飞鱼就是活动在我国东海和南海的鳐目飞鱼科鱼类的统称，但飞鱼只有遭到敌害攻击的时候，才会施展出飞翔的本领，平时并不常见，于是被古人认为是“见则天下大穰”的吉兆。后世在此基础上不断强化飞鱼的神性，据《太平御览》卷939引《林邑国记》载：“飞鱼身圆，长丈馀，羽重沓，翼如胡蝉。”至此飞鱼则完全被神化了。明武宗正德年间，首次将飞鱼纹引入服饰装饰中，等级仅次于蟒衣。明代官服上所绘飞鱼样式，通常为龙头鱼身，此处的鱼身也并非腹圆身促的鱼形，而是通身圆长的龙身，首有两角，身上有鳍、有鳞、有翼、有爪，鱼尾与龙、蟒以云纹为背景不同的是飞鱼通常以水纹为背景。较之蟒衣，飞鱼服与龙袍的区别要略微明显一些，因为飞鱼服上的飞鱼有一对很小的羽翼。

　　斗牛，原本是天上的星宿。宋人陆佃《埤雅》记载：“虚危(星名)以前像蛇，蛇体如龙。”周锡保先生解释：“故知斗牛纹并非真作牛形而亦是一种想象的形象。”(周锡宝《中国古代服饰史》，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392页)通常作龙头有两弯曲向下的牛角，这也是它与蟒纹和飞鱼纹的最大不同。身圆长有鳞，麒麟尾，其地位次于飞鱼服。

　　传说中麒麟身似鹿，牛尾狼蹄，周身布满鳞甲，头上长有一根肉角，不践草，不食生食，是著名的仁兽，现之则有大吉祥。麒麟虽最不肖龙，但声名却仅次于龙。麒麟纹首见于服饰装饰，在唐代延载元年(694)，武则天赐“左右卫饰以麒麟”(《旧唐书·舆服志》，中华书局，1983)。不过唐代的麒麟纹，是以对麒麟的形式织现在整个服饰上，麒麟样子较小。明代的麒麟服有两种：一种是直接在胸背、两肩和膝襕处织绣麒麟纹;另一种是指在官服的补子上装饰麒麟纹样;无论哪一种，麒麟的样子都比前代要大。明代的麒麟纹一般似龙，双角，龙首，狮尾，身有鳞，只是身长较龙为短，与蟒、飞鱼、斗牛基于想象不同的是，麒麟在明代实指长颈鹿，在清人陈璋临摹的明人沈度原画的《麒麟图》中，由榜葛剌进贡的麒麟就是长颈鹿。

　　蟒衣似龙袍，尤其是五趾蟒龙与龙纹难辨真假。但从史籍、文物的钩沉中，仍可见辨别的线索。辨别它们的办法有：一是区分袍料材质、做工;二是区分图案分布与形状。

　　据明史记载，在永乐年间已有宦官和外族首领受赐蟒衣的记录。“永乐之后，宦官在帝左右，必蟒服，制如曳撒，绣蟒于左右，系以鸾带，此燕闲之服也。……又有膝襕者，亦如曳撒，上有蟒补”(《明史·舆服志》，中华书局，1974，1637页)。“永乐十五年，苏禄国三王率众朝贡，(成祖)各赐玉带一，黄金百，白金二千……金绣蟒龙、麒麟衣各一”(《明史·外国列传·苏禄传》，中华书局，1974，8244页)。同样是赐服蟒衣，从文字透漏的信息来看，赐给外族首领的蟒衣使用金绣技术与定陵出土的龙袍情形更接近，而宦官日常服用的蟒服蟒补仅仅使用到织绣技术，单论材料做工就不能和龙袍相提并论。定陵出土龙袍多达62件(王秀玲《定陵出土帝后服饰》，《北京文博》2002年第2期)，有夹有单，质地有绸、缎、罗、纱、妆花、刺绣等，在这些龙袍中出现了整件衣服满缂丝、满刺绣和满妆花的现象，做工之精巧、用料之讲究前所未有，从这62件龙袍来看，随着缂丝技术、螺钿玛瑙的镶嵌技术、改机织金技术在黄袍制作中的大量使用，使得皇权的外在象征黄袍的权威性已不仅仅局限在图案(龙纹)和颜色(黄色)上，纺织技术的提高也为赐服蟒衣、飞鱼服、麒麟服提供了技术支持。明朝的御用冠服制作工艺繁复，一般要经过四道工序：“一是要由挑花匠依据花样计算经纬数，编出花本，作为织造时提花的依据;二是要将丝线染色，牵经摇纬，一般要准备四五种彩纬小管梭与长织梭所用的彩色绒管及片金线、捻金线、孔雀羽线纬管，随时备用;三是经丝牵轴之后，要经过穿棕穿筘，与花本联结，经过试织，理清梭口然后才能开织;四是织时一人在花楼上拉花，一人坐机坑前织造，花纹繁复的匹料，一天只能织2寸，一件5丈长的袍料要织270多天才能完工。”虽然明代丝织业已形成官民竞市的局面，但皇室冠服的织成料在民间仍很难仿制。连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乃服篇·龙袍》中也说：“凡上供龙袍，我朝局在苏、杭。其花楼高一丈五尺，能手两人扳提花本，织来数寸即换龙形。各房斗合，不出一手。赭黄亦先染丝，工器原无殊异，但人工慎重与资本皆数十倍，以效忠敬之谊。其中节目微细，不可得而详考云。”可见宦官和朝臣的赐服中蟒衣、飞鱼服、麒麟服虽图案与黄袍相近，但在用料做工上仍无法与真正的黄袍比肩。材质的区别成为龙袍和蟒龙袍、飞鱼服、斗牛服最显著的差异。另外，北京南苇子坑出土的麒麟补、斗牛补;南京太平门外板仓村出土的麒麟补;传世邢玠夫妻像中的斗牛补;孔闻韶像中的蟒补，文物中显露的大部分蟒龙、飞鱼、斗牛、麒麟纹的图案以补子的形式出现，在出土实物和传世文物中，只有李贞像中的蟒龙袍是满底刺绣单蟒龙。李贞贵为国戚(朱元璋大姐的丈夫)，生前因“性孝友恭谨”深得朱元璋信赖，死后被追赠为陇西王，谥恭献，他的“龙袍”，“龙”虽五趾，但袍色呈淡蓝色，整个“龙”纹图案的布局稀疏，这不仅和明龙袍赤黄、大红不符，而且从技术层面比较容易看出这件五趾的“龙”袍是件蟒龙袍的事实。

　　综上所述，蟒、飞鱼、斗牛皆为龙形的变异。所谓的蟒衣、飞鱼服、斗牛服只是龙袍的衍生物而已，不管神话世界还是现实世界都不存在似龙的“蟒”、“飞鱼”、“斗牛”。弘治元年(1488)，都御史边镛奏请孝宗禁绝蟒衣时说：“品官未闻蟒衣之制，诸谙书皆云蟒者大蛇，非龙类。蟒无足无角，龙则角足皆具。今蟒衣皆龙形。宜令内外官有赐者俱缴进，内外机房不许织。违者坐以法。”(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卷1，中华书局，1959，21页)嘉靖十六年(1537)，群臣在朝见皇帝时，兵部尚书张瓒服蟒。“嘉靖大怒，谕阁臣夏言曰：‘尚书二品，何自服蟒?’言对曰：‘瓒所服，乃钦赐飞鱼服，鲜明类蟒耳。’帝曰：‘飞鱼何组两角?其严禁之。’于是礼部奏定，文武官不许擅用蟒衣”(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卷1，中华书局，1959，20页)。可见无论言官还是皇帝，大家都知道蟒和龙的关系渊源，这种渊源不是自然真实存在的，而是明朝朝野上下人为制造的，统治者对其严禁也好，“滥赏”也罢，其目的都是为了满足穿服者对龙的崇拜和对龙袍的艳羡。另外在明以前，蟒龙、飞鱼、斗牛、麒麟都有祥瑞、吉兆的含义，明帝国综合利用了它们的祥瑞特点，并创造性地使之与龙形发生联系，龙减趾为蟒，龙加翅为飞鱼，龙加角为斗牛，并将其成功地应用于服饰装饰，为中国古代的服饰装饰增加了新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