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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书店与我的人文素质

2017-10-03 04:56:46 刘黎平

  初来广州,我27岁,刚从一个农村教师转变为暨大古代文学硕士研究生,成就感满满,那时我的心情,真正是“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谁知这风吹着吹着,小船儿还不到三山仙境,迎头却一瓢冷水,差一点说翻就翻,那冷水是文学院的老师泼的。

  其时,我手里正捏着一本《唐宋十大词人集》,在文学院的办公室里,拿给讲授宋词的导师看,表明自己做学问很努力。

  谁知道老师翻了一页,就老大不客气地说:“我们必须用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图书,版本错了,学问也错了。你们的一位师兄,在硕士论文答辩的时候,因为其中一句话引用的版本不权威,整篇论文全被否了,手写的五万字,全部重新来,写到哭。”

  师兄师姐的论文,手写的我见过,如今国宝似的陈列在资料室,看上去字字珠玑,没想到字字血泪,一个引用之误就打翻一船妙文。

  我惶恐起来,问:“合格的研究文本在哪?”

  老师指明了其中一个去处,除了天河购书中心以及林和中路的省新华书店(如今已不在该处),还有北京路有一家,旁边有家著名的太平馆西餐馆。

  于是去,且同去,和几个同专业的哥们,如果按现在的线路,应该坐地铁一号线到公园前站。而那时,我们则是坐22路到广卫路,然后走路过去。

  在北京路,我当时惊艳了一下,就在路口对面高楼上,一幅巨大的广告画飞流直下,上面是花团锦簇的陈慧琳,我脱口而出:“林青霞!”

  自此,我的暨大求学岁月,很多都是在北京路度过的。追女朋友追得很挫,不免寂寞,一寂寞就去古籍书店打发时间。在这里,我知道什么了是上古和浙古,以及商务印书馆,更加知道了版本是一件关系学术生死存亡的事情。

  多少个周六日,我站在书店二楼的书架前,五千年一部灿烂文化史,等着我检阅。看累了,去人民公园逛逛,听人唱粤曲,然后在隔壁那家西餐厅坐下,安享牛排。

  “你用的《全唐诗》版本不严谨,必须再求证”,很多时候,导师不厌其烦地在我的论文上划着红线。十二小时之后,我就出现在古籍书店的书架前,摩挲着那套中华书局的《全唐诗》,一处处查找,做笔记。其实,学校图书馆也有《全唐诗》,然而,我和古籍书店的这一套混出感情了。爱她就娶了她,真情挡不住,于是,一叠厚厚的《全唐诗》终于出现在我宿舍,我见《全唐诗》多妩媚,料《全唐诗》见我亦如是。

  2001年,我进入报社,当经济部编辑,却发现经济新闻报道和古代文学研究走的是同一个路子,每一个数据,每一个分析,都必须经过严格核实,记者半夜三更从被窝里起来,轻则三五两句核实,重则推翻重写,能把记者,尤其是女记者写哭,就跟当年引用错版本的师兄师姐一样。

  有些教育,未必是为你当前所学的专业而准备的,专心做好了,很可能是为你的另一条道路做好准备。如今,我还是经常去古籍类书店去转转,看着杜甫、李白花儿一般罗列在书架上,根本没想到他们是我走上新闻道路的推手。

(责任编辑:洪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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