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初，在一系列社会运动的影响下，齐鲁大学顺应文化界“整理国故”思潮涌动的大势，利用美国霍尔基金给予的契机，成为参与哈佛燕京学社国学教育与研究计划的六所教会大学之一，获得15万美元专项经费。

　　1930年，根据文学院教授栾调甫的倡议，在文学院院长林济青的大力支持下，创办了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成为当时全国最早设立的国学研究机构。先后有老舍、顾颉刚、钱穆、严耕望、郝立权、余天庥、王敦化、范迪瑞等知名学者在所研究，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一度成为全国国学研究的重地。

　　国学研究所建立之初，就对图书资料非常重视。林济青去北京加聘师资的同时，还大量收购图书。当时奥古斯丁图书馆在专业书购置上给下属系所相当大的自主权，国学研究所购置的图书不仅对所内人员开放，还为全校师生提供便利。对奥古斯丁图书馆来说，国学研究所第一年添购的图书使其藏书量增长了近两倍，藏书规模符合了教育厅立案视察团向齐鲁大学提出的要求，使齐鲁大学第二年顺利通过立案申请。

　　就购置图书来看，国学研究所在济南时的成绩最大。据齐鲁大学1936年6月统计，馆藏已达11.8万余册。1937年，奥古斯丁图书馆的藏书量保守估计也超过了12万册，其中大部分为利用哈燕社经费购得。这是奥古斯丁图书馆藏书量最丰富的时期。

　　国学研究所不仅对图书馆的藏书数量产生了重大影响，它的研究方向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图书馆的藏书结构和馆藏特色。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在抗战前的研究范围，主要集中在齐鲁文化方面。为教学和科研需要，国学研究所加强了对山东地方志的收集及保存，到1936年，该所几乎收集了山东所有地区的地方志，经过详细梳理，进行编目、制作卡片等，并为其制作封套保存。不仅是山东一省，其他省市的地方史书，研究所也多有保存，这些都是进行北方诸省社会、历史和农村等方面调查研究所不可缺少的珍贵资料，由此形成了奥古斯丁图书馆藏书中的地方志特色。

　　抗战爆发后，齐鲁大学向大后方成都迁移，顾颉刚和钱穆先后担任国学研究所主任，在研究风格上都与前一阶段大不相同。顾颉刚主持所务期间，确定了标点二十四史的工作，聘请所内外学者及在校研究生等承担标点工作，并根据抗战的需要，加强了边疆史学的研究。此后，钱穆、胡福林、张维华等人相继加盟，当时国学研究所确立的研究方向如古代史、甲骨学、疆域史、中西交通史等方面，都是国内学术界研究的热门问题。

　　抗战胜利后，齐鲁大学迁回济南，在这一过程中，图书资料损失比较严重，达20000余册。在接下来的两年中，由于物价上涨，国学研究所经费不足，图书增量很少，以后经费渐得恢复，藏书量一度达到118000余册。

　　1917年，齐鲁大学委派奚尔恩担任馆长，共有图书管理员7人，他聘请王天纲先生办理全馆事务。在他任职期间，为图书馆做了大量工作，总馆之外设置分馆，还策划筹备新馆建设。到1922年新馆落成，图书馆事务渐多，奚尔恩商同校长聘巴达那为主任。虽然在购书经费上依赖国学研究所，图书馆还是想方设法筹措资金。教会大学图书馆在申请经费补助时需要将该馆的情况及申请理由写出，如获得补助，则可增加当年的图书馆经费。

　　奥古斯丁图书馆管理非常到位。“早在解放以前，齐鲁大学图书馆馆藏古籍甚丰，且每书均有青布四合函套，保存之善，堪称上乘。”

　　1932年《齐大月刊》上刊登的消息中曾这样描述:“本校图书馆藏书丰富，在国内诸图书馆中颇负盛名，近图书管理邢述平、张骏明二君，为整理图书起见，特大举检查，结果计自一九二二年起直至目前，共损失中英文书籍八十余册，中文书籍约占三分之一，平均每年损失八或九册，考其损失之原因，多半系年深日久，间亦有被借书人所遗失者，然若与某图书馆于某一年之内遗失五百余册者较，则本校图书馆之管理方法实甚精当也。”

　　尽管图书管理制度非常严格，奥古斯丁图书馆还是充分考虑读者的需要，曾规定:“借书册数，学生以三册或三函为限，教职员无定数，借书期限，分长短两种。长期以一学年为限，短期以三星期为限。”教师指定的教学参考书往往需求量较大，为免所需图书滞留在某个学生手中，图书馆往往将这部分参考书放到阅览室内不准外借，以使更多的学生都能利用图书，但又允许学生在特定时间内外借，这一灵活做法受到广大学生的好评。

　　奥古斯丁图书馆在设施设备上非常完善，有书架、阅览桌椅、书橱、目录柜、打字机、文具柜、电话、暖气管、消防器具等。但当时受到电力不足的困扰，电灯光度稍暗，影响读者阅读，为便利读者起见，添置了一些桌灯，可自由开关，增加光亮，方便读者阅读。这些设施的悉心配备，均体现出以人为本的办馆理念。

　　齐鲁大学由一个规模很小的教会学校，经长期经营，逐渐发展起来，最盛时号称“华北第一学府”，与燕京大学齐名，有“南齐北燕”之称，除有众多名家教授外，图书馆内藏书丰富也是重要原因。此外，奥古斯丁图书馆还先后走出桂质柏、皮高品等中国近代图书馆学界的重量级人物。

　　1922年，中国第一位获得美国图书馆学博士学位的桂质柏先生担任齐鲁大学图书馆主任。后来，他担任国立中央大学图书馆主任，1935年出版《分类大全》一书。1926年，皮高品任齐鲁大学图书馆主任，针对当时杜威十进分类法的不足，他在任职期间收集资料，刻苦研究，为后来编纂新分类法打下良好基础。1928年，皮高品不满齐鲁大学对中外教职员区别对待，愤而辞职。

　　据孟雪梅博士考证，奥古斯丁图书馆解散后，主要藏书被山东医科大学图书馆继承。但据笔者了解，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尽管山东医科大学接收了齐鲁大学的校舍旧址，但继承图书的多少不能简单依据这一点做出推断。因为专业缘故，山东医科大学可能仅限于接收医学院的图书，对其他图书的需求程度并不高。

　　据山师图书馆现有档案记载，院系调整后馆藏图书增至20余万册，扣除此前图书馆已有的5万余册，可以推算出图书馆接收图书约在10万-15万册之间。

　　根据齐鲁大学图书馆1946年年度报告，奥古斯丁图书馆内共藏书近14万册。在解放前的几年时间内即使有所增长，幅度也不会很大。因此，我们可以说齐鲁大学图书馆的图书大部分实际上被山东师范学院图书馆接收，成为图书馆的特色馆藏。

　　据山师图书馆馆藏档案记载，1960年1月份，还有三万多册旧书没有整理，直到1962年，接收原齐鲁大学的中文旧书改编工作才全部结束，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当时接收图书之多。

　　山东大学分取的图书不多，可能与院系调整时山东大学远在青岛有关，南京大学的距离则更加遥远。无论花落谁家，齐鲁大学旧藏都已经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