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目前所见最早的黑釉瓷标本，为1973年江苏镇江丹阳东汉永元十三年(公元101)墓出土的黑釉小罐。江浙地区的东晋南朝墓出土黑釉瓷器较多，而唐代北方诸多生产白瓷的窑口也多有兼烧黑釉瓷的习惯。北宋以后，黑釉瓷器大量烧造，目前已知的两宋窑址中，有三分之一以上都发现了黑釉瓷，且无地域性特点，是南北方普遍生产的一种大宗商品。尤其是黑釉茶盏，产量极大，远比其他器形多，甚至有为数不少的瓷窑只生产黑釉茶盏。

　　▲永元十三年黑釉瓷小罐：这件黑釉瓷小罐，1973年在丹阳县大泊公社瓜渚大队东汉永元十三年墓出土。罐高3.7厘米，口径3.5厘米，底径2.2厘米;圆唇，直颈，鼓腹，腹下内收，平底;胎紫褐色，全器施釉，底部无釉，釉层丰厚，釉面滋润，色黑如漆。值得注意的是，小罐颈部饰有两个对称穿孔，可系绳以挂，应为鸟食罐。

　　盏也作琖，是一种比碗小的器皿，宋代文献亦称为瓯或碗。宋代在饮茶过程中增添各种仪式，“斗茶”活动日益盛行，这时饮茶已不再是为了满足简单止渴的需求，而是达官显贵、文人雅士甚至贩夫走卒普遍参与的一种社交行为。为衬托白色的茶汤以便观察茶色，达到评判茶品质高下的目的，黑釉的茶盏最为方便，故而黑釉茶盏一直为斗茶者所偏爱。在宋代文献中关于黑釉茶盏的记载颇多——

　　苏轼《宋南屏谦师》：“道人绕出南屏山，来试点茶三昧手。勿惊午盏兔毛斑，打出春瓮鹅儿酒。”(北宋·释惠洪《石门文字禅》卷八，《四部丛刊》本，第11页)

　　赵佶《大观茶论》：“盏色贵青黑，玉毫条达者为上。”(元·陶宗仪《说郛》卷五十二，中国书店，1986年，第677页)

　　杨万里《诚斋集》：“鹰爪新茶蟹眼汤，松风鸣雪兔毫霜。”(南宋·杨万里《诚斋集》卷二，《四部丛刊》本，第7页)

　　上述诗文中所述茶盏绝大多数是建窑产品。建窑，即建州窑，位于福建省建阳市水吉镇的后井、池中村一带，唐宋时期隶属建州，故称建窑。建窑创烧于晚唐，繁荣于两宋，是两宋时期生产黑釉茶盏最重要的瓷窑，目前已发现窑址众多。其所烧茶盏在宋代独步天下，甚至可以说对当时所有生产黑釉茶盏的窑场都有较为深远的影响，生产供斗茶之用的茶盏是目前所见品质最高的。

　　▲建窑所在的水吉镇：遗址的具体方位在今建阳市东北境水吉镇的后井、池中村一带，南部与建瓯市接壤。

　　当时，生产黑釉瓷的瓷窑远不止建窑，其他诸如定窑、鹤壁窑、临汾窑、吉州窑都有大量生产。南宋时期，在四川地区(含重庆)都遍布有烧造黑釉瓷的瓷窑，尤其是广元窑、涂山窑、西坝窑、荣昌窑等以生产黑釉为主的瓷窑，无论是器形种类还是胎釉特征都有一定的相似度，也都以生产茶盏为主。与此同时，建盏因其致密的黑胎，导致重量太大，不便长途运输，当地高质量的瓷土又日渐枯竭，加之各地成本低廉的“仿制品”大量上市，导致所谓“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出现，使得建窑日渐没落。

　　四川在宋代是重要的产茶区，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地饮茶之风的盛行，从而导致对黑釉茶盏的旺盛需求。从历年的考古发现来看，这里既有本地窑口的产品，也不乏外地名窑产品，器型丰富，釉面装饰多姿多彩。

　　2012年下半年，为配合四川大剧院的修建，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成都天府广场东北侧古遗址展开考古发掘，此地是成都历代官署、皇家园囿之所在，遗址涵盖了从战国到明代的各个时段，连续性极强，地层堆积状况清楚。在这里出土了以各类瓷器为主的大量遗物，包括多种黑釉瓷，来源复杂，胎釉特征、装饰手法各具特色。

　　▲成都天府广场东北侧古遗址发掘报告

　　从该遗址出土的两宋黑釉瓷来看，以茶盏为主，在当年撰写报告时，窑口主要划分为建窑、吉州窑、广元窑3个。由于以前对黑釉瓷窑场的调查、发掘、研究工作较为有限，所以在界定四川盆地出土的黑釉瓷窑口时，本地产品普遍都归于广元窑，外地产品普遍归于建窑。此外，目前还没有针对黑釉瓷建立一套完整的元素分布或物相组成的数据库，在对四川黑釉瓷的窑口判断上，只能依据外观特征进行简单辨别。这其中就有许多不确定性，甚至产生谬误，需要进一步商榷。

　　其中就包括本文研究的对象(标本2012CTDTN02W02③:1)，其残高4.3厘米，敛口，尖唇，斜弧腹，圈足。灰胎，胎质坚硬细腻;黑釉，釉面十分光洁，釉层较厚，有银白色“油滴”装饰，油滴装饰极小且分布紧密。根据这些特点，首先可以排除此为四川本地瓷窑烧造的可能性。但在《成都天府广场东北侧古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6年，第227页)中笔者将其归于建窑，现在看来也存在明显问题。其造型、胎釉特征确实带有一定的建窑特色，从目前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和流散到日本的传世品(小山富士夫《天目》、藤冈了一《宋代の天目》，《陶磁大系》第38卷，平凡社，1980年)来看，的确有将这类产品归于建窑的案例。但在建阳水吉镇窑址的发掘、调查报告中却又没有这类标本的报道(建窑考古队《福建建阳县水吉镇窑遗址1991—1992年度发掘简报》，《考古》1995年第2期;曾凡《建窑考古新发现及相关问题研究》，《文物》1996年第8期;宋伯胤《“建窑”调查记》，《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3期)。反而是北方的定窑、鹤壁窑、怀仁窑所见油滴盏具有油滴结晶斑点极小，银光色泽很强的特征。

▲山西博物馆藏怀仁窑油滴盏

　　2016年底，笔者有幸得到了一片来自山西怀仁县吴家窑镇出土的残瓷(应为一件大碗)，通过肉眼观察其胎、釉特征，与成都天府广场出土的标本存在极高的相似度。之后通过超景深显微镜、X射线荧光光谱和拉曼光谱对两者做了对比检测分析，实验结果显示两者存在着高度的同一性，当属同一产地的同类产品，并以此证明了成都出土的这件残瓷当为山西怀仁窑产品无疑。

　　怀仁窑，在今山西怀仁县，故名。《大明一统志》有“锦屏山在怀仁县西南二十五里，山旧有瓷窑”记载。目前发现窑址有小峪、张瓦沟、吴家窑三处，始烧于金，历经元明两代，烧瓷以黑釉为主。目前，对其专题研究非常少，仅少量报道提及“山西的油滴边缘不规则，微微塌陷;河南的油滴呈雪花状;山东的油滴边缘呈松枝状”(邱季端、余光仁《关于宋代“油滴天目”的探讨》，《东方收藏》，2011年第6期)。但如何界定所谓的“不规则”、“雪花状”和“松枝状”，报道莫衷一是。这种区分产地的做法，在笔者看来十分主观和不科学。使用高倍显微镜进行微观形貌观察，辅以元素、物相的检测分析来做对比实验，则更加科学、有效，也是今后陶瓷产地研究的一大趋势。

　　关于怀仁窑产品在四川地区的考古发现，之前从未有过相关报道，此次发现当属首例。金代怀仁窑的精品已经远销至数千里外的成都地区，这不仅说明怀仁窑产品，尤其是以油滴瓷为代表的精品当时已具备很高的市场认可度，且怀仁窑在中国陶瓷史上的地位亦需要重新被认识，甚至侧面证明了在宋金对峙的战争岁月里，依旧存在着这样一条“瓷器之路”沟通着南北。

　　(作者为宁波博物馆馆员，本文根据作者今年8月在东亚文化遗产保护学会第六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复旦大学主会场上的发表内容整理)

　　(文章来源：《文汇报》2017年10月13日第16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