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事秦汉竹简木牍的研究，其实在十多年以前就已经着手展开了。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我在学习书法时，就痴迷于简牍书法那种肆意飞扬无所顾忌的风姿。如果和求厚重求规范的石刻碑志相比，临习汉简实在是一个非常酣畅淋漓、痛快挥洒的过程。尤其是我们平时习惯于从唐碑欧颜入手;写汉隶也是取石刻拓片如《张迁碑》《史晨碑》《礼器碑》《西狭颂》庄严一路，一旦看到如此肆无忌惮的汉简木牍，怦然心动，追慕效仿，忙得不亦乐乎。

　　但环顾当时的实际情况，书法界当然也有对汉简投入的成年书家们的作品展出与书册问世。粗粗看来，却与我心目中的“简牍书法”相去甚远。对应于厚重庄严的汉碑，世俗的理解仿佛必然是走向它的反面——轻盈佻达，任性挥洒;用笔一滑而过，轻薄草率而无任何讲究的技法动作，如顿挫绞衄疾迟轻重伸屈的种种艺术表达，荡然无存，只是一味划过去而已。而字形结构亦是抓住一两个简便的造型，作粗率的概念化的变形和伸延扩张，语汇格调十分贫乏。这样的简牍书法，实在是既缺乏魅力也毫无想象空间，如果它也能构成一个类型的经典样式，那绝对是令人万分失望、甚至是绝望的。对简牍书法现状的不满和失望，构成了我最初步的记忆。

　　于是，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在一次电视教学实况录像中，我特别着意地在摄像机镜头前，用我自己理解的、对真正的简牍书法用笔和笔法体系，进行了具有个人性格的特定解读;并通过实际的书写行为过程，大致展示了它的基本形态。记得我还顺手写了一段题跋，记录了当时的这段试图“反拨”时风的感想。题跋的具体文句因随手记录，时隔近30年，已经记不清了。但当时的这一心情，仍然记忆犹新。因为它饱含了我在其时一种深切的体察、领悟、选择和判断。

　　2009年12月，我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了《意义追寻》大展，其中特别设置了一个子展览，叫《简牍百态》。那是经过了几个月的琢磨斟酌后，才呈现出来的探索性成果。当时的展览是一个超大的规模，构成内容太多;《简牍百态》当然不可能在其中担纲主导，最多是聊备一格。故尔“简牍”一项，也未及展出百件，不过30多件而已。但从章法、字法、笔法三者所作的探索，在简牍一系中自认为还是富于开拓性的。尤其是在通过对简牍的研究思考从而对整个书法的创作形式、笔法、字形诸项进行重新检验反思方面，在我自己的研究生涯中，论收获也是可圈可点的。

　　又是十年过去了。从今年春夏开始，对“简牍书法”的关注又让我燃烧起一种创意的激情。在书店看到有日本二玄社精印的《简牍名迹选》12册，我一口气买了两套;朝夕翻阅，相伴为乐。9月，因为中国文联的公干到长沙，我提出要看看著名的长沙走马楼吴简，于是去了长沙简牍博物馆和湖南文物考古研究所，承馆方所方尤其是李鄂权馆长郭伟民所长热情接待，出示长沙所出土的简牍原物藏品数十件，让我大开眼界。我原先所关注的走马楼吴简倒并没有让我激动不已;但长沙各处出土汉简原物之精美，尤其是里耶秦简，真是让我惊讶万分。这种面对实物、直接上手仔细品味的体验，是过去在参观甘肃的博物馆时看简牍展示橱窗、和一般翻阅精美印刷品时从未有过的。记得当天晚上在酒店，我沉湎在白天手持竹简木牍细致观察讨论笔画姿态的情境中不能自拔，还曾写了一首七律以抒心怀。

　　返回杭州之后，下决心趁热打铁，以一种新鲜的精神状态，再投入到“简牍书法”的研究中去。正逢浙江美术传媒拍卖的邓总过访，提到今年的公益专场拍卖迫在眉睫，有什么具体打算?于是应声而言：就以“简牍书法研究”为主题吧。但在实际落实时，却顾虑到在书法艺术市场中，秦汉简牍的高古很难与今天拍卖市场上的收藏家、买家心目中的“名人字画”相吻合。在出土简牍中，我作为艺术家希望强调的有个性有特征的另类笔墨形式，却未必是拍卖场所期望的。于是，把原有的“简牍艺术形态”的表现，转换成对“简牍知识系统”的表述，完成了这50件专题创作。在这一过程中，尤其需要提出的，是知悉几乎同时9月26日在山东博物馆有一个“书于竹帛一一中国简帛文化展”的大展，但公务繁忙，一时排不出时间。而后得知这个大展的图录，是在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立刻打电话找王立翔社长，承慨允，第一本新出样书先快递寄敝宅，赶上十一长假之前送到，遂使我的“简牍书法研究”系列创作能从容而充裕地实施完成。惜时如金，这是要向王立翔兄表示十分感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