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绍基致李星沅信札册》共计七十七页，二十四通，曾经湖北王文心旧藏。何氏此册信札受书人系自己之世交兼姻亲李星沅，年岁亦仅长于己两岁，对之作书，自能神怡务闲，心手俱畅。同时，李星沅科名又早于何氏，且深得当朝倚重，何氏对之作书，又不免有矜重之意，不仅措辞讲究，极少涂乙，于尺牍中平阕书仪诸种，也丝毫不苟。至于书法更为当行本色，可谓毫发无遗恨。何况笔墨精良，信笺雅致，如此信札，堪称合作。

　　何绍基(一七九九-一八七三)字子贞，号蝯叟，湖南道州人，道光十六年进士，官至翰林院编修、四川学政，为道光、咸丰间著名书法家及诗人。

　　何氏书法，生前即享盛名，不少时人碑志，即为梅曾亮撰文，何氏书碑，①此外，何氏亦屡被同年友推举为书写长者寿序册的不二人选，至于平居为友人作书，更是不计其数。曾国藩谓其字“必传千古”，②而咸丰帝两次召见何绍基，垂询所及竟也包括书法。③正因何氏书法如此为时所贵，寸缣尺素，人皆宝之。

　　何氏传世墨迹，向来以对联、册页、长卷、条屏等为人所耳熟能详，以上各种也是作者有意以艺术品形态公之于世的。除此以外，尚有日记、信札、题跋等件，虽然对作者而言，并非刻意的艺术创作，却同样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而且后者因其内容所涉及的丰富历史信息，不但使作假几乎不可能，而且更具有纯艺术品所没有的人文、历史价值。本文要介绍的何氏致李星沅信札册就属于这种情况。

　　该信札册共计七十七页(长二十三点五厘米，宽十三厘米)，二十四通，曾经湖北王文心旧藏。

　　李星沅字子湘，号石梧，湖南湘阴人，道光十二年进士。曾任江苏巡抚、云贵总督、两江总督等，卒谥“文恭”。李氏为晚清继陶澍等人之后出身湖南的著名封疆大吏，深得道光帝倚任。李、何两家可算世交，何绍基父凌汉，官至户部尚书，对李星沅这位乡后进兼年家子曾有提携期望之情，据李氏自述：“先大夫于老丈(笔者案：凌汉)为甲子同年，余九岁时即拜谒于双圃表母舅寓，迨乙酉乡荐入都，奉教日益亲，初入词垣备承指授。”④“忆戊戌夏初侍病榻言别，期望甚殷。”⑤道光十八年，何绍基子庆涵娶李星沅女李楣，何、李结为儿女亲家，交情更胜昔时。直至咸丰元年李星沅去世，两人书信往还不断，这一情形在何、李两人的日记中均可得到佐证。笔者目前所知见的公私收藏何氏信札中，以受书人为李氏者为最夥，总数在四五十通，超出何氏致许瀚、黄宗汉、杨翰、吴云等其他知交的信札总和，几乎与何氏所作寄子弟书相埒。这种情形既与当年何、李两家密切的关系相符，也要归功于李星沅作为受书人，从一开始就有意成为何氏信札的最初藏弆者，才使这批信札得以完整保存至今。

　　下面试论这批信札的价值。

　　1、信札的珍贵史料价值

　　该批信札作书时间从道光二十年三月至二十四年一月，对应着作者何绍基丧父之痛以及服阕后任职国史馆的大致轨迹，其中既有何、李两家人生活起居的家常琐屑，也有官宦生活的种种况味，间亦及于湘籍友人的近况，还有关于鸦片战争等国是的论议。

　　比如，道光二十三年三月一札，何氏提及大考之事云：

　　试之日，点名三次，监试王大臣搜检篮包，从辰至酉，厉声呵叱，狠如狼虎，较前次光景大是悬殊，读书稽古之荣乃是如此!虽以基之专意馆职，不思外转者，到此亦不觉心灰气短矣。不审知爱如阁下，将何以辱教之乎?高等者纵得超擢，然资俸浅者，下次自仍当攒眉入社，亦何足为荣，求免辱且甚难矣。

　　同月又一札云：

　　侍自大考侥幸后，不复以考差为虑，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信然!信然!长天大日，仍复录录(碌碌)应酬，止三六九到馆办书，稍得习静耳……海秋、月乔俱为考差攻苦，谈及排律、白摺，津津有味，国家功令能帖服英雄若此，可一笑叹也!

　　同年四月一札云：

　　……考差尚无日期，想到此间，有百般难处，外顾内顾，茫茫汗汗，想阁下能悉我隐衷，不以皇华、星使、名贵、高华等语见奖也。

　　同年六月一札云：

　　外间日以皇华相望，而侍转以远道为虑，得老人日日欢笑，不得差亦正不恶。再能拨冗看书，即无量福，止恐小生福薄，未必能得此清闲浓厚之味，认真领略耳。

　　以上数札，足可让我们明白，何氏为何甘心国史馆这样清贵之地而不曾外转，原来别有隐衷!其中既有一介书生对国家功令的厌倦，也有失怙后一木难支的窘境，还有老母在堂而面对外任的患得患失(直至何母去世后，何氏方外转四川学政)，这些情状在何氏诗文集中未尝罄露。

　　又如，何氏二十三年六月一札云：

　　海秋与侍文字之交廿年，无少芥蒂，不意因考差不甚得意，于长白师前将侍大加炮制，外人传为异事，而海秋直认不辞，近来踪迹颇疏，亦大不可解矣!

　　这是笔者迄今所见，关于何氏与汤鹏这两位湖南名诗人产生嫌隙的仅有记载。

　　又如，二十三年六月一札云：

　　现在京师创立顾亭林先生祠堂，系基承办工程，捐赀之人不多，而捐项却不能少出，春浦、东卿两先生及辛阶、方赤俱五十金，阁下或百金或五十，或竟慨捐数百金，候示及登薄也。

　　何氏曾“集同人勼资创建顾亭林先生祠于城西慈仁寺之隙地，”⑥此札正可将何氏募捐之事坐实。

　　2、信札的极高艺术水准

　　在清代书法史上，何绍基固然以其晚年化篆隶人行的碑派书风而载入史册，然而其中年帖学的深到之处，亦非晚年成就所能掩。

　　何氏中年书风，以颜字为基调，时或参以欧、苏及《千字文》(智永)、《定武兰亭》笔意。细论之，又可分为大小楷、行书。

　　何氏大小楷，或为碑铭、序赞，体格庄重醇厚;或为册页、题跋，气味古雅隽永。其中尤以小楷为何氏绝诣，近代王潜刚以为“蝯叟小真书较大真书胜数倍”、“古雅可爱”，⑦如此水准，有清一代，已罕有其匹，然而何氏平生对小楷最为矜重，无一懈笔，亦不轻为人作，故存世无多。

　　何氏行书最经见，其中大行书如对联、条屏，更为鉴赏、收藏者所热捧，此类作品文句典美，形制堂皇，可玩又可观。何氏存世墨迹中，此类作品无疑为大宗，据何氏日记载，何氏日书对联三五十副的情形屡见不鲜，有时甚至多至上百副!⑧产量如此之丰，固然说明何氏精力过人，但也意味着另一个问题：如此漫然应之的书写，难免有草率之笔，因而并不能反映何氏书法的真实面目。其中尤其是对联，字数较少，后人刻意模仿，未必不能乱真。其实何氏在世之日，已有赝品流传，所谓“世上争传蝯叟书，可怜真赝费猜摹，”⑨其中对联当尤属重灾区。如此一来，若要凭借何氏这类大行书以窥其书风，岂不应了俗语：假作真时真亦假。

　　笔者以为，何氏中年行书的最佳样本，不在大行书，而是小行书，信札、日记即是。其中，何氏日记中之精品已有影行出版，⑩而其信札则因总量较少不具规模而关注者寥寥。

　　其实，何氏笔迹中，信札的艺术价值较之日记，有过之而无不及。何氏日记，因其纸张版式皆固定，且因内容似流水账，书写时无章法款式的变化，加之纸墨也未为精良，用笔时有草率之处，所以艺术价值难免要打折扣。

　　信札之作，古人即有“尺牍书疏，千里面目”之谓，其本义固然强调书法如同人的脸面，以至受书者能在千里之外，如接作者风采，然而究其原因，正因作书之时，作者已有与知交千里如晤一室之感，方能笔下含情，顾盼生姿，与日记之寡情少味不可同日而语。

　　今观何氏此册信札，对方系自己之世交兼姻亲，年岁亦仅长于己两岁，对之作书，自能神怡务闲，心手俱畅。同时，李氏科名又早于何氏，且深得当朝倚重，何氏对之作书，又不免有矜重之意，不仅措辞讲究，极少涂乙，于尺牍中平阕书仪诸种，也丝毫不苟。至于书法更为当行本色，于是点圆使转，无不精熟裕如，可谓毫发无遗恨，较之大行书，在笔法技巧的表现上更为淋漓尽致。连小楷书中那种醇厚古雅之气，也隐约可见。何况笔墨精良，信笺雅致，如此信札，堪称合作。

　　另外，何氏一生标榜悬臂回腕笔法，据其中年信札可知，此笔法迥非何氏书风全貌，至少，在小行书的书写中，何氏仍采用传统帖学笔法。

　　史载东晋王献之作佳书与谢安，谓必存录，这是对自己书法的自信，观何氏信札，正有这份自信。何氏当年殿试时，“廷对策亦以颜法书之，十二刻而毕，为长文襄、阮文达两师相及程春海侍郎师所激赏，已置第一，旋以语疵落置十一。”⑪何氏险些获中大魁的资本正是书法精妙，方此数十年间，何氏颜式尺牍的那种精熟，是足以睥睨同侪的。

　　后人谓何氏书以中年为极则，持这一观点的人对何氏晚年在碑派书风的开拓熟视无睹，显然有失于偏颇，笔者以为，何氏书法实践上的中年帖味与晚年碑意，两者实难轩轾。但若要找寻其中年书风的标本，不可舍其信札而旁求。

　　(作者单位：南京艺术学院)

　　注释：

　　①何绍基《怀都中友人》，《洲草堂诗钞》卷十三，《续修四库全书》一五二八册，上海古籍出版社，第六九O页。

　　②曾国藩《曾文正公家书》卷一，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第一辑，文海出版社，第一九一四O页。

　　③何绍基《西砖日记》稿本，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藏，湖南美术出版社之《何绍基墨迹》亦有节录。

　　④李星沅《李星沅日记》袁英光、童浩整理，中华书局，第二七页。

　　⑤李星沅《李星沅日记》，第六二页。

　　⑥何绍基《重刊<宋元学案>书后》，《东洲草堂文钞》卷五，《续修四库全书》一五二九册，第一七一页。

　　⑦王潜刚《清人书评》，崔尔平编《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上海书画出版社，第八三一页。

　　⑧道光二十四年四月十二日，写对七十余副。道光二十五年十月七日，写对八十余副。咸丰二年九月八日，写对一百零七副。

　　⑨何绍基《题翟明所装字卷》，《东洲草堂诗钞》卷二十七，《续修四库全书》一五二九册，第九O页。

　　⑩《何绍基书种竹日记》，陈松长编，上海书店出版社，一九九八年。《何绍基手写日记》，选自李宗侗主编《中国学术名著》第七辑，台北世界书局，一九七二年。

　　⑪何绍基《题旧临<坐位帖>后》，《东洲草堂文钞》卷十一，第二三六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