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里江山图》正在故宫热展，也引发持续热议，最近在网上看到曹星原老师《王之希孟：〈千里江山图〉的国宝之路》和余辉老师《细究王希孟〈千里江山图〉卷》两篇文章。前者原载故宫新刊《展记》2017年10月号(总第一期)，后者原载《故宫博物院院刊》2017年第5期，这是两位学者继各自《清明上河图》研究后的又一研究成果。《王之希孟》一文的主要论点是《千里江山图》并非宋画，而是梁清标以后世画作拼接作伪而成，卷后蔡京与李溥光两跋皆是从别处移来;《细究》一文对于《千里江山图》中的地域景致和王希孟的足迹、王希孟入宫以及《千里江山图》的美学和诗意做了探究，认为卷中所画分别为福建仙游，江西庐山、鄱阳湖一带与苏州风景，而“这就给我们细究他所见过的‘世面’提供了契机”。不过，两篇读来，不仅材料证据缺乏，论证逻辑也是很有问题。

　　一、关于希孟并不姓王

　　《王之希孟》一文认为蔡京跋文只是提到画家名为“希孟”，“但是到清朝初年，也就是五百多年之后，却突然由宋荦在《论画绝句》中提到他在梁清标手中见的这件作品的作者是王希孟”，所以此中大有问题，从而断定“希孟并不姓王”，“显然，希孟成为王希孟的过程应该是在蔡京写完这个跋之后发生的事情”。这个结论很是绝对，可能性的答案并不唯此一则。《千里江山图》上或原另有其他题跋而宋荦见之，或宋荦曾见关于“希孟”的其他材料也当考虑在内。宋荦所可能见及的材料以及所有相关“希孟”的历史材料出于种种原因而未被今人所见或者一时所见，这不能用来当作判定“希孟并不姓王”和“希孟成为王希孟的过程应该是在蔡京写完这个跋之后发生的事情”的绝对依据。

　　二、关于蔡京跋文

　　关于《千里江山图》卷后的蔡京跋文，《王之希孟》一文除指出“图与跋的内容之间的关系没有确凿的连接”外，再以其内容“所占据的幅面不过30余公分，这个跋文显然不是按照51公分的画幅的常规进行的换行”，以及跋文绢地损坏严重而与画幅保存状况大相径庭，认为“唯一合理的解释方法是这张跋是后人从其他作品上割下来裱在《江山图》后面的”。就所谓跋与图并无明确的关系这一点，同样，《王之希孟》一文也并没有明确的材料能够否定二者之间的关系。而跋文前两行在三十余公分处换行而与纵向五十一公分的画幅不合的问题，也难能因此就断然得出跋是从别的画作上移来。一是情况有多种可能，二是跋文虽然是在三十余公分处换行另书，不过其所在幅面除了因为最下端的边缘完全损坏而补换了一窄条外，仍然是与画幅本身纵向相当。因此，今所见《千里江山图》五十一公分或近五十公分(不计最下端新补)后隔水上的该跋，若依《王之希孟》一文的观点，则以其在三十余公分处换行这一条放在任何一件画作上都是“移花接木”。换言之，问题的实质并不在于纵向三十余公分的蔡跋与纵向五十一公分的《千里江山图》画幅之间有所不符，而是纵向三十余公分的蔡跋与纵向五十一公分的蔡跋所在幅面有所不符。所以，《王之希孟》文中就此所论只是注意到了前者，却没有考虑到这个不称对于包括《千里江山图》在内的任何一件画作都是不称。如此，认定该跋是“移花接木”本身也就完全没有结论意义。至于紧接画幅的该跋与画幅保存状况差别较大这一问题，也是有多种可能的情况，或此跋原本并非就在其现在所在的位置，更或原本尚有多跋因为破损或原主人射利等原因而被裁去亦未可知。

　　三、关于李溥光跋文

　　《千里江山图》卷后另有元初李溥光的一则跋语：

　　予自志学之岁获观此卷，迄今已僅百过。其功夫巧密处心目尚有不能周遍者，所谓一回拈出一回新也。又其设色鲜明，布置宏远，使王晋卿、赵千里见之亦当短气。在古今丹青小景中自可独步千载，殆众星之孤月耳，具眼知音之士必以予言为不妄云。大德七年冬十二月，才生魄昭文馆大学士雪庵溥光谨题。

　　就其中“在古今丹青小景中自可独步千载”一句，《王之希孟》一文置疑道“难道他看到的真的只是一张‘小景’而不是我们面对的《千里江山图》吗”。李溥光所谓“小景”确实与《千里江山图》不很相类，不过其前句中的“又其设色鲜明，布置宏远”所论则是完全符合《千里江山图》的画面特征，尤其是“布置宏远”与《千里江山图》的构图极其相吻而颇难用于形容“小景”画作。在尚无材料能够证明这段跋文有所问题如非李溥光所写、从别处裁割而来等等的情况下，《王之希孟》此处所谓“无法确定跋文与《千里江山图》的关系”这个认定本身同样无法被确定。

　　四、关于“《千里江山图》卷的取景之源”

　　《细究》一文在此节中将画卷中段的院落认定为“当地特有的祭祀场所”：

　　一个用竹篱笆围起来的瓦房院落，系文人幽居之地，前院有人物端坐，后院中间建起一个高大的穹形草庐，草庐里挂着立轴，它高耸在院落中最重要的地方，必定是一个朝觐之地。

　　不过，以画中所见该草庐的位置乃在正房后，虽然高耸，却很难说是“在院落中最重要的地方”，至于“必定是一个朝觐之地”则更是没有材料依据的认定。而文中之所以会作如此认定，是因为其先就把画中的此段视为庐山，所以紧接其后便论及匡裕兄弟曾于庐山隐居，得道成仙后剩下一个草庐。而文中再提到北宋诗人陈舜俞在《庐山记》中说“通隐桥之西一里有匡君庙”，就此更推断“画中此院落疑是匡君庙，不远处果真有座木桥，会不会就是‘通隐桥’”。然后，继而论为：

　　画中的穹庐不可能是匡氏的遗物，应是后人祭奠他的一种形式。在该图另一个祭祀多神寺院的侧面，也建有穹庐，只是匡神退居末位了。这些局部说明该图所绘此景具有当时庐山地标性建筑的特性。

　　整个这一段的推导逻辑是，匡裕兄弟在庐山隐居成仙而空留草庐，宋人《庐山记》中记载通隐桥西一里处有匡君庙，而《千里江山图》中段院落里有草庐、不远处有木桥，所以这段所画当是庐山。

　　而在具体推导时，文中在谈及卷中此处所画院落和木桥时尚为“疑是匡君庙”和“会不会就是‘通隐桥’”，不过在下一句则就转而颇为肯定道“应是后人祭奠他的一种形式”、“只是匡神退居末位了”，最后更概括为“这些局部说明该图所绘此景具有当时庐山地标性建筑的特性”。所以，不仅其整个推导逻辑很有问题，具体而言，在一段并无确切材料依据的论述中，从前句尚是不确定的推测就直接立转为后句的肯定性结论也实在不合逻辑。

　　此外，既然前面在认定这“一个用竹篱笆围起来的瓦房院落，系文人幽居之地”，那么之后所谓“画中此院落疑是匡君庙”这个推断前后就是自相矛盾。再有，“这些局部说明该图所绘此景具有当时庐山地标性建筑的特性”这个最后的结论也颇是语焉不详。所谓“庐山地标性建筑的特性”一语，既然强调特性，那就应该是文中所提到的匡君庙、通隐桥等在文献记载中的规模、形制、长度等等此类具体情况。宋人在《庐山记》中说“通隐桥之西一里有匡君庙”，这仅仅使人知道匡君庙在通隐桥西一里处。除了通隐桥、匡君庙这两个建筑，二者东西方位及距离，并没有其他的信息可供参考。并且，无论是建筑名称、方位与距离，这都不是“建筑的特性”。而在《细究》一文的论述中，所谓“这些局部”也难能说明《千里江山图》中段所画即是庐山，因为文中所谓“庐山地标性建筑的特性”本来就未被所举所列，而所谓“这些局部”也就没有可以比对的参照。

　　五、关于“希孟足迹考”

　　《细究》一文道：

　　《千》卷并非庐山的写生图，它以庐山、鄱阳湖为主景，囊括了画家足迹所到达过其它地域的景致，这就给我们细究他所见过的“世面”提供了契机。

　　文中随后列出《千里江山图》上所画景致分别为福建仙游，江西庐山、鄱阳湖一带与江苏苏州等地，并且认为这些都是王希孟足迹所至的地方。关于王希孟的生平，《细究》文中也做了大致的推断，“王希孟大概在12岁入了画学”，“大约三年画学生徒结束后”，然后就是从蔡京跋文了解到的被“召入禁中文书库”供职，再后18岁时呈《千里江山图》。而如以《细究》文中所谓卷上“囊括了画家足迹所到达过其它地域的景致”来看，那么希孟只可能是在12岁前去的所谓福建仙游，江西庐山、鄱阳湖和江苏苏州等地。然后又于五、六年后将他的这些行踪画入《千里江山图》。这是一个需要明确思考和判断的问题，直接影响对于《千里江山图》所绘是以实景为依，还是多有参照前代和同代画作的认知。

　　如果《千里江山图》上题为蔡京的跋文确为蔡京手迹，而又没有材料证据能够说明该跋是从别处移来，那么蔡跋与《千里江山图》的关系就不能被否定。至于李溥光的跋文，同样也是如此。从另一方面而言，即使两跋被确定非蔡京、李溥光所书，或者两跋被确定是从别处移至《千里江山图》卷后，这也证明不了《千里江山图》就非宋画或者即是梁清标作伪。就这一点，还要从画作的本身去做分析。无论《千里江山图》是伪作，还是其所绘内容为画家所至所见的实地实景，都需要材料证据而不是仅仅推测，没有证据的推测只是推测而已。探案揭秘之风如今在古代书画研究中小盛，虽然可能较为一些受众所喜闻乐见，不过作为学术研究，还是应当本以胡适所说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