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第四届国际城区影像节（深圳）主题展“图像的框架”在深圳大学美术馆举行。影像节由大乾艺术机构主办运营，起于对独立写作的尊重，以及对展评写作开放性探索的支持，今年我们面向国内外招募5位独立评论员，以期为影像节带来更为客观、多元的、独立的视角。本期文章即为独立评论员周婉京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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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系/列

作者简介

周婉京(Stefanie Chow)，

北京大学艺术学理论博士生。

著有《一个人的欧洲》、《清思集》。

　　中世纪的意大利政治哲学家乔万尼·波特罗在1588年出版的《论城市伟大至尊之因由》一书中提出了“城市伟大文化”的建构与认知：“城市被认为是人民的集合，他们团结起来在丰裕和繁荣中悠闲地共度更好的生活。城市的伟大则被认为并非其所处所或围墙的宽广，而是民众和居民的数量及其权力的伟大。人们现在处于各种因由和时机移向那里并聚集起来：其源，有的是权威，有的是强力，有的是快乐，有的是复兴。” 1

　　二战后的“城市美化运动”与“城市更新运动”，均将“快乐”与“复兴”寄托于政府对城市的改造，其过程大体可被归为：清除贫民窟——邻里重建——社区更新。大规模重建往往与清理贫民窟结合在一起：一方面，清理贫民窟为政府实施大规模改造提供了冠冕堂皇的理由;另一方面，在许多现代主义城市规划师看来，凭借工业革命积累的财富和技术，按照科学规划进行的大规模改造，可以彻底解决工业时代遗留的“贫民窟”这类社会问题。

　　虽然，城中村与贫民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2 二者却同样被“城市伟大论”的光芒所遮蔽。与焕然一新的样板楼相比，城中村像是生锈的钉子一般碍眼地扎在城市化进程的蓝图上，它的存在被视作城市化发展的障碍，即便它的本质不过是“乡村—城市”转型不完全的、具有明显城乡二元结构的地域实体。3

《图像的框架》展览现场，艺术家张星-装置作品《村城》

　　艺术家张星的装置作品《村城》使用了铁锈色对工业泡沫进行涂抹，这种色调本身有一种时间性的指向——反映了90年代末深圳扩张的图景，记录城市如何在土地出让、转让、市场化和住房商品化的驱使下，挤压了村民原有的生存空间。同时，《村城》在空间上模拟白石洲的地理特征，引导观者留意白石洲是如何被形塑成一座“城中孤岛”。

　　从《村城》中的华侨城出发，向白石洲看去，观者会明显感受到楼宇密度的变化。白石洲这一侧，密密麻麻的巷子里是密密麻麻的楼。楼与楼相互“握手”，楼宇间距勉强够单人通行。狭窄的巷道压缩了关系网络，让不同社会生活共同体的叙事在同一个场域中得到充分延展。例如，城中村景观作为文本可以展示卡斯特尔的“流动空间”理论，可以被理解成弗莱德曼“游牧主义”的空间城市，还可以呈现白石洲村民的脸孔——1999年“抢建农民房”高潮过后，村民意识到建房是致富的捷径;政府一路拆除违法建筑，他们一路小心兴建，在这种隐秘的对抗中，他们保持着高亢的情绪。这便解释了为何这片0.6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挤下了2527栋出租房，14万人在此生活居住。4

《图像的框架》展览现场，艺术家张星-装置作品《村城》

　　《村城》中有一堵矮墙，区隔了空间政治的内与外。如果“世界之窗”与华侨城不围聚在此，白石洲不会通过这些“他者”来明确自己不再是单纯的乡村，早已被拖入“由乡村到城市”的转型浪潮。波特罗的说辞同样适用于描述白石洲，毕竟城中村作为“居住—生产”的复合空间，既是“人民的集合”，又可以令村民“团结起来在丰裕和繁荣中悠闲地共度更好的生活”。可惜，许多人过分沉溺在中国现代主义城市规划的愿景里，看不到作为多元文化社区的白石洲，只看到作为“贫民窟“的白石洲。

艺术家黄成作品-《白石洲》

　　艺术家黄成在2015至2017年间先后录制《白石洲》、《湖贝》、《皇岗》三个城中村的声音专辑，大部分背景声音是都市噪音，包括：循环播放的“红歌”、零售店的贩卖声、电动车的轰鸣、海鲜市场供氧机的运作声等。城中村的声音与雅典市集的声音有相似的地方。在雅典市集里，许多活动同时发生，人们到处走动，同时而快速陈述着不同的事情，没有任何一种声音可以支配整体。市集承载着流动的人声与身体，逐渐演变成公共议政的民主空间：雅典人在市集里执行陶片放逐法(ostracism)，规定任何得到6000票以上的人都将被流放10年。

《图像的框架》展览现场，艺术家黄成作品-《皇岗》

　　黄成向往的“鲜活之声”是一种裸声(naked voice)，未经布置、未受修辞污染的声音，带有雅典市集声音的公开与多样性。当他在“图像的框架”主题展览开幕现场进行声音表演时，5 白石洲的噪音被移入深圳大学美术馆。观者安静坐着，听着单一而持续的录音，反而感到场域的不合时宜。美术馆被精心布置成为一个剧场，目的是提供聆听的空间，却让观众变成修辞的受害者，让他们在语言的刻意流动中变得盲从。

《图像的框架》展览现场

观众在聆听艺术家黄成作品-《白石洲》

　　观众应回到裸声的场域，那是城中村的街道。在流动的市集中，人声嘈杂让声音不易辨识，我们只会听到片段的故事，这些故事与我们的想象异轨。想象中的村民应该是愤怒或落寞的反抗者，至少他们怀疑着城市化的进程。但事实上，白石洲人未曾界定过他们的生活，每个白石洲人都有他们专属的说话的空间。在黄成的单曲《一个符号而已》中，白石洲鞋店服务员曾对他说：“如果带有耐克标志的鞋不是耐克，对于使用耐克这标志用于他们生产的鞋，这只是一个图案一个符号而已。”

　　一个符号而已

　　汉斯·贝尔廷在写《图像人类学》时曾提到：“当我们谈到一个图像时，它就带来了另外的意义，因为图像常常会抵抗这样的分类，它甚至有的时候会刻意打破这种实体存在和头脑中的存在二者之间的边界。”6 那么，若将白石洲的城中村景观视作一种图像，我们在张星的装置作品中看到了密度，在黄成的声音作品中听到了裸声，他们的研究方法成为彼此“另外的意义”。这意义的生成，究竟源自“图像”自身的抵抗，还是我们对“图像”先入为主的建构?

　　再问，何为图像?答案似乎与我们对图像的期待有关。有趣的是，城乡二元对立的论述在30年代的国片复兴运动中已有体现，像是电影《桃花泣血记》和《银汉双星》都将乡村塑造成现代都市的救赎地。这类影片的情节普遍是：城市罪恶，乡村纯洁，主角在城市堕落，最终在乡村找回初心。这种乡村固然是30年代电影人塑造出来的，然而他们创作这种“图像”的心理却耐人寻味。他们希望乡村不再是五四时期“前现代”中国的“铁屋子”，他们着手打造“现代中国”的新伦理空间，一个反都市、反摩登的的乡村空间。在一种周期性的建了又拆、拆了又建的话语结构中，城市和历史一样，都以摧毁自己来让自己成长。倘若无法阻止拆建，我们是否可以用“图像”来保存记忆?城外的“他者”是否会笑我们用“图像”来负隅顽抗?

　　人在城市生活，不同的想象方式决定了“图像”将如何释义(或根本无需解释)。而城市的形象亦照应人身，正如建筑历史学家约瑟夫·里克沃特(Joseph Rykwert)所言：“城市形象就是将城市想象成似乎具有某种内在本能的东西，可以不假思索地对外在和内在的压力作出反应。”7 基于想象，我们希望城市不只提供对生产、市场、交通、卫生问题的解答，我们希望它可以铭记希望与恐惧，我们希望有一天我们的希望不止于希望。

　　1.乔万尼·波特罗：《论城市伟大至尊之因由》，刘晨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第3页。

　　2.刘江涛：“城中村本质上不同于‘贫民窟’，因其实际已经成为一个以血缘、亲缘、地缘、民间信仰、乡规民约等深层社会关系网络框架的村落乡土社会生活共同体，具有内聚性的血脉传承和对村落旧址的历史归属感。”见《城市边缘区土地利用规划缘起·失灵·改进》。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第3-4页。

　　3.闫小培、魏立华、周锐波：“快速城市化地区城乡关系协调研究——以广州市‘城中村’改造为例”，载《城市规划》2004年第3期，第30-38页。

　　4.粤人：“深圳城中村镜像：那城那村那人——‘来了就是农民工，买房才是深圳人’”，载《中国工人》2017年第2期，第64-65页。

　　5.“谷神变”成员黄成与金特在2017国际城区影像节主题展览“图像的框架”开幕式表演《城中村之声》，时长30分钟。

　　6.徐佳：“贝尔廷谈《图像人类学》”，载《画刊人》2013年第5期，第40页。

　　7.Joseph Rykwert, the idea of a town : the anthropology of urban form in Rome, Italy and the ancient world. London: Faber and Faber, 2010. 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