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视《越缦堂日记》稿本与商务印书馆版影印本，结合蔡、李两者的交往，感到蔡元培所删《越缦堂日记》与李慈铭涂改自写日记皆有原因，不宜妄加非议。

　　在“晚清四大日记”的两种主要说法中，清末学者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均位列其中。这部日记在作者生前即已蜚声士林，死后更是倍受荣哀，经蔡元培整理出版之后，《越缦堂日记》风行海内，毁誉不绝，成为最引人瞩目的清末日记文献。

　　李慈铭(1830—1894)，原名模，字式侯，后更名慈铭，字爱伯，号莼客，别号柯山子、桃花圣解庵主、白华绛跗阁主等，晚署越缦老人。浙江会稽人(今绍兴)，著名藏书家、学者，文史造诣深厚，著述甚富，最令人称道的即是积四十年心血而成的《越缦堂日记》。李慈铭在洋洋数百万言的日记中，对朝廷政事、文史考订、诗文著述、日常生活、人物月旦等皆有详说，论事评人往往率性直言，特别是读书心得所记内容尤为丰富，历来受人推崇。《清史稿》曾有评论：“慈铭为文沉博绝丽，诗尤工，自成一家。性狷介，又口多雌黄。服其学者好之，憎其口者恶之。日有课记，每读一书，必求其所蓄之深浅，致力之先后，而评骘之，务得其当，后进翕然大服。”其狷介之例主要是《越缦堂日记》中的人物月旦之语，成为人们诟病李慈铭的内容。

　　李慈铭逝世后，李氏后人和蔡元培、缪荃孙、沈曾植等人积极为《越缦堂日记》的出版而奔走联络，历经曲折，终由蔡元培亲自整理后由商务印书馆于1920年出版《越缦堂日记》五十一册。1936年再由商务印书馆推出了《越缦堂日记补》十三册。前后出版的日记均以影印形式出版，蔡元培对其中文字作了删节。蔡究竟删了什么?为什么删节?似乎还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

　　近日为了筹办“心曲传真——上海图书馆藏稿本日记展”，我检视了《越缦堂日记》稿本与商务印书馆版影印本，结合蔡李两者的交往，感到蔡元培所删《越缦堂日记》与李慈铭涂改自写日记皆有原因，不宜妄加非议。

　　《越缦堂日记》稿本大多分藏于上海博物馆和上海图书馆，是蔡元培整理影印时的底本，保留着当年他亲笔书写的签条。上海图书馆所藏稿本共十五册，记事起于咸丰四年(1854)春三月十四日，讫于同治二年(1863)三月三十日;并附《大事记》，起讫时间为从道光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李慈铭出生)到咸丰四年二月(重抄稿增补至十一月)。其中有重抄《甲寅日记》一册，《丙集下》传录本一册。《甲寅日记》《庚集中》《庚集下》《庚集坿辛集上》《辛集上》《辛集下》《壬集》书衣及《乙集》卷端均有作者自记，《庚集中》书衣有周星誉题记。分装两个云头式锦祾函套中，是上海图书馆装具最考究的稿本日记。这十五册稿本日记时见李慈铭涂抹改易的墨迹，蔡元培的删除签条偶有所见，现录之如下(以下蔡氏签条按张分列)：

　　《乙集》咸丰五年正月初八日：第十二行去“畜产”二字。

　　《乙集》咸丰五年正月初十日：第一行、第二行均去“畜产”二字。第三行去“蝮”字。(图②)第四行去“畜产”二字。《乙集》咸丰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第九行去“之谦”二字。

　　《庚集中》咸丰十年三月十八日：第六行去“厚川”二字，又去“淳”字。

　　《庚集末》咸丰十年十月二十一日：第九行去“慧妹慧妹”四字。

　　《庚集末》咸丰十年十一月初二日：第一行去“素无赖喜导人为讼不齿于乡”十二字。

　　第三行去“适是为暴”四字，又去“皆阴险诈”以下十七字。

　　第四行全去。

　　第五行去“耳”字。

　　《庚集末》咸丰十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第四行、第五行均去“宝田”二字。

　　《庚集末》咸丰十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第八行去“惛弱疲敝”四字。第九行去“皆粥饭僧之罪人也”八字。

　　《辛集上》咸丰十一年二月初一：第二行去“五楼五楼”四字。

　　第四行去“五楼”二字。

　　第九行去“五楼”二字。

　　《辛集上》咸丰十一年五月二十一日：自第三行“王素为害乡”至第五行“可诫也”全去之。(此处蔡笔误，应为第二行，图①)《壬集》同治元年九月敍言：第一行去“蜮”字，去“季贶”二字。

　　《壬集》同治元年十月二十三日：第四行去“季尪”二字。

　　第五行、第六行去“叔云”二字。

　　《壬集》同治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第六行去“蜮”字。

　　蔡元培在上列签条需删的文字旁均划圆圈加注提示，商务印书馆在出版时对此皆作留白处理，以致人们非见原稿而不知原貌，留给了世人许多想象空间。虽未对《越缦堂日记》全部检阅，但从现存的部分蔡氏手书签条来观察，所删文字主要是谩骂之辞和人称。所以，从表面看，蔡元培是在以编辑的角色进行文字的加工处理，实际上其中蕴含了他对李慈铭深厚的感情。

　　李慈铭与蔡元培均是从绍兴步入京城的晚清进士。蔡元培对李慈铭这位乡贤前辈满怀敬意，而李慈铭对蔡元培的才学也颇为赏识。在他们两人的日记中均有交往的记录。光绪十六年(1890)蔡元培赴京参加会试时，慕名拜访了李慈铭，蔡元培在《自写年谱》中曾写道：“莼客先生是我在徐氏的时候常常读他的诗文与尺牍，又常听杨宁斋先生讲他的轶事，所以到京后，最崇拜的自然是他了。”而李慈铭对此次相见也在《郇学斋日记》中记下了“同邑新举人蔡元培来，……蔡年少知学，古隽才也。”(闰二月十三日日记)光绪二十年(1894年)四月廿八日，28岁的蔡元培被光绪帝授予翰林院编修后次月“应李慈铭之请，教其嗣子李承侯，塾课每月讲《春秋左氏传》十余行，每旬课试帖诗一首。当时，李兼主天津问津书院，并代其评阅该书院课卷”(高平叔《蔡元培年谱长编》第一卷，64页，人民教育出版社)。从李慈铭死后，蔡离任塾师而“移居南半截胡同之山会邑馆”(蔡元培《自写年谱》)判断，蔡应是住家教师，虽然仅有半年时间，但彼此关系密切，间有作诗唱和与邀饮。此为蔡元培阅读李氏日记提供了便利。《蔡元培日记》中从光绪二十年六月初七日(7月9日)起始见“读《郇学斋日记》甲”的记载，也有人借阅李氏日记的记录(图③)。

　　对于李慈铭逝世，蔡元培十分伤感，在当时致陶濬宣的信中云：“越缦先生榇已于前五日回南，凌晨往送，惟见吴、鲍两先生而已。翟公死生之感，羊昙知己之痛，百感交集，黯然销魂。”(见《蔡元培年谱长编》第一卷，78页)李蔡之间的同乡师谊情分，使蔡元培对《越缦堂日记》尤为推崇，也深知李慈铭出版的愿望，并为之尽心效力，从“光绪甲午之冬，先生去世未久，其子承侯受沈君子培之敦促，欲先刻日记，属余分别签识，付钞胥写之，甫竣，承侯即携以南归，未及校”(蔡元培：《刊印<越缦堂日记>缘起》)。直到1919年“五四”之后，蔡元培被迫离京南下杭州时，与商务印书馆落实出版方案后，再次亲任审稿编辑之责。据李慈铭《孟学斋日记》甲集敍言，“先生本意，自甲寅至壬戌十四册(家藏者实只十三册，沈悦名君寄来半册，尚缺半册也)，取其考据议论诗文踪迹稍可录者，分类孴之，以待付梓，而其余则未可公布。”(同上)由此可见李慈铭的设想是出版选编本，其余“或投之烈炬，或锢之深渊，或藏之凿楹”(李慈铭：《孟学斋日记》甲集敍言)。他自知“平生颇喜骛声气，遂陷匪类而不自知。至于接牍连章，魑魅屡见，每一展阅，羞愤入地”(同上)。于是，李慈铭在世时对所写日记开始“更编甲乙之次”，涂改早年的失当之语。据他在光绪二年二月初六日的日记所载：

　　偶取庚申《日记》检一事，因将其中怒骂戏谑之语尽涂去之。尔时狎比匪人，喜骋笔墨，近来暂一翻阕，通身汗下。深愧知非之晚，然言之玷尚可灭，弁之愆不可磨。幸清夜自思，犹知依循名义，拘牵绳检，无大过于身。今去此谰言，便觉心目为之一快，附记于此，以警将来。

　　所以，《越缦堂日记》上涂改的墨迹随处可见，这也正说明日记只是有待定稿的草稿。但李慈铭却常将日记借与他人阅读，在当时已被传抄，因此，对于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誉之者给予了由衷的敬佩，非之者也发表了讥讽之言。刘体仁对李慈铭在日记中的骂人之语特作了如下概括：

　　谓左湘阴为“耄昏”，李高阳为“要结取名”，阎朝邑为“兽心狗冠之徒”，张南皮为“佥壬祸首”，张丰润为“妄人”、为“宵人”，陈闽县为“轻险之士”。又谓南皮、丰润为“鼠辈”，闽县之劾张靖达为“狐埋狐搰”，王湘绮为“江湖佹客”，吴愙斋为“吴下书画清客”，赵撝叔为“妄子”，于晦若为“风狂”，周星诒兄弟称为“周蜮”，犹以为有怨也。(《异辞录》卷三)

　　蔡元培十分清楚《越缦堂日记》的状况和李慈铭对日记的处理方法，也了解社会上对日记的批评意见。在《越缦堂日记》的出版过程中，他虽然采纳了钱玄同等人照原稿影印的劝告，但还是作了必要的文字处理，这与李慈铭生前涂改文字的意图正有相通之处。如果天假人寿，李慈铭也许还会继续涂改他的日记。

　　蔡元培1919年7月在杭州整理《越缦堂日记》时曾作《读<越缦堂日记>感赋》，由衷地表达了对师辈李慈铭的尊崇：

　　卌年心力此中殚，等子称来字字安。岂许刚肠容芥恶，为培美意结花欢。史评经证翻新义，国故乡闻荟大观。名士当时亦如鲫，先生多病转神完。

　　《越缦堂日记》出版后，蔡元培曾表示：“有此结果，后死者之责，稍稍尽矣。”在此，我们不难理解蔡元培删改李氏日记的一片用心了。

　　来源：文汇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