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7年10月21日   地点：武汉美术馆5楼学术报告厅

　　学术主持：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校区美术史论教授 沈揆一

　　“墨攻——首届武汉水墨双年展”是武汉美术馆继2011年推出 “水墨文章”系列展览后，对水墨话题的又一次有力发声。这场为期半年的展览由“启”“承”“转”“合”4个单元展和两个平行展组成，旨在梳理与呈现宋元以来水墨艺术传承演进的内在脉络，并针对时弊提出水墨发展中的新问题。

　　展览期间，相关的理论研究也在同时进行。为配合本次双年展，武汉美术馆特邀国内外专家20余名，围绕“中国水墨画的脉系及思想之变”的主题撰文。在最后一个单元展“合：融汇与变通”开幕后，于10月21日举办了为期一天的国际学术论坛。论坛分为上下半场，40多位批评家、艺术家、理论家、文化学者围绕水墨的“历史与身份”“媒介与边界”两大话题，在武汉美术馆学术报告厅展开深入探讨。本稿根据各嘉宾的发言综述而成，为嘉宾所述观点之提炼。

　　水墨的文化性身份与当代性身份

　　针对水墨的文化身份问题，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校区美术史论教授沈揆一首先从现代中国的山水画谈起，“无论是19世纪传统山水画为应对海派绘画的冲击做出的爱国主义调整，还是20世纪为拯救中国画而做的现代化建设的努力，以及当下对于传统的解构与重组，当代水墨从传统走到今天并不是一种文化的偏离而是历史的选择。”沈揆一表示，“以水墨为媒材的艺术不再只是修身养性、陶冶性情的栖居之地，它和当代艺术中其他门类一样，直面人生、自然、社会的各种问题，同其个人和周遭的环境进行对话和交流，与当下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变动直接相连。”

　　广州美术学院美术史系教授李公明则以当代水墨论述中常被视作争论焦点的“中国性”为切入点，试图从理论层面梳理“中国性”概念与当代水墨的内在关系，他说：“当代水墨的‘中国性’问题，其实就是中国当代水墨艺术如何从正当的‘中国性’概念中吸取精神资源以及如何从‘本土性’概念中获得现实感的问题。这显然不是关于工具媒材与技术性的考量，而是中国当代艺术如何上升到文化自觉层面并与全球展开对话的核心问题。”

　　“发现水墨，亦是发现传统，更是发现中国。”湖北美术馆馆长冀少峰在水墨身份的问题上也阐述了自己的认识，“武汉美术馆选择以水墨为主题举办展览，背后隐藏着的是深深的中国性与前瞻性，解放的水墨无疑在当代文化语境中找到了有效的表达方式，并愈来愈以一种差异性的民族身份参与到越来越广泛的国际文化交流中。”

　　文化身份的选择离不开宏大历史叙述的背景，在探讨近代中国画理论话语之变及其基础与成因时，《美术》杂志副主编盛葳指出，身份的问题不仅涉及今天的现实，而且涉及我们对历史的重新改写。他认为“中国画”的问题并不仅仅是艺术史和艺术理论内部的问题，而取决于艺术史、社会史和思想史三者的互动。

　　历史与精神

　　来自美国的David Brubaker教授从荆浩的《笔法记》出发，对水墨画实践中呈现的传统美学元素进行了新的诠释。他以西方学者的研究角度来理解中国的“质”和“气韵”。他认为画作首先需要蕴含“气韵”(即精神共鸣、气韵生动)，方能呈现与自然的统一性。其次，体现气韵或统一性的画作还必须包含能够彰显“气”(精神)和“质”(本质)的真景。这种天人合一的观点在现代生活中也具有实际价值，为我们今天的创作提供了一种独特的研究视角。

　　本次武汉水墨双年展第一单元“启——中国绘画的思想与笔墨”的策展人，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副院长黄小峰以晚清扬州画家王素的《村居纳凉图》这幅入世题材的作品为例，对于中国传统绘画中最重要主题之一的农民、农事、农村做出了探讨和分析。他评价这幅作品为“在美术史上可以串起一条18世纪以后关于城市通俗文化或者世人对农村生活的想象的作品”。

　　西北大学出版社学术总监高从宜从饶宗颐的《中国西北宗山水画》入手，提出了“中国的精神根源、文明根源、信仰根源实际上是来自于祖国的西部”的观点，并在论文中通过“反弹琵琶，反者道之动;敦煌壁画，凸现唐之美;知白守黑，追溯墨之本”三点来印证这个说法。在高丛宜看来，饶宗颐提出的西北宗概念抛开了董其昌的南北宗论，而把西的方向突出了，这对水墨文化的深化有了很大的推进。

　　应变与革新

　　《中国美术报》执行总编辑王平谈到百年来中国画概念的衍变时指出，在中国画这个概念之外，还衍生出“新中国画”“水墨画”“现代水墨画”“当代水墨”“实验水墨”“观念水墨”“学院水墨”“都市水墨”等诸多概念，如今又有了“新水墨”这个概念，他认为老问题似乎还依然存在，但新的问题又被提出。对此，王平从语言本体的角度对各个概念的内涵及外延做出了相关的辨析。

　　中央美术学院副教授于洋从水墨的姿态、立场和现代美术史的书写角度出发，对水墨文脉与时代生活的关系进行了定义。他认为水墨传统与时代生活的关系不仅是一个传统与拓新的问题，它更重要地体现在拓新的程度、方向与态度，且关乎某种集体性的审美趣味。而水墨艺术的传统性与时代性之间，也不仅是简单的“适应”“契合”问题，更折射着笔墨语言与表现内容与时代平行、参与当下人文生活、社会观照的诉求。

　　英国诺丁汉大学当代视觉文化与批评理论教授Paul Gladston从个案分析着手，以付小桐的艺术作品为例提出了个人思考，他认为：“付小桐的作品不仅仅是有意识地从传统中国画技法减除笔墨的使用，并且通过这种尝试，它们还构成了对中国文人水墨画与传统理学父权社会秩序之间关联的批评性介入。”

　　在梳理中国现代美术史的过程中，中国美术馆副研究馆员魏祥奇重新考察了今天从事水墨艺术探索的新创作，并试图去发现更为丰富和完整的“现代水墨”的美术史叙事。“当代艺术其实是很固定的概念，简单来说是上世纪60年代西方变革时出现的政治批判和社会批判的观念。当代很多艺术家只是用水墨来讨论一些哲学化的东西，而没有把它放进社会学的框架里去，这些艺术家基本上属于观念艺术家。理解艺术创作的核心永远是人的问题，不管是创作‘现代水墨’，还是创作‘当代艺术’，艺术家们都是在尝试触及生命内在至高的精神体验。”

　　中国美术批评家年会副秘书长段君对于魏祥奇谈到的当代艺术及Paul Gladston所说的付小桐艺术提出了不同见解，对于观点的分歧进行了激烈的碰撞和交锋。他首先指出当代艺术并不仅仅是社会学和政治学的外延，它还有很强的观念性，观念艺术除了自身语言的更新，还和整个时代有很强的关系，这两个是不能分裂的。此外，对于Paul Gladston的阐述，他认为“将付小桐艺术与有些概念的关联显得有些牵强附会。不应过度拔高付小桐艺术，因为当代一些新水墨不让人满意的地方是过于沉溺细节的制作，过度依赖创作所耗费的时间，这本是当代水墨本体上的优势，今天已经成为一种劣势，容易走入局限。”

　　困局的反思——让水墨回到水墨

　　“可以说在当下，中国‘新水墨’和‘新中国画’形成了两个并列系统。要反思的是‘新水墨’确实有很多问题。”武汉合美术馆执行馆长鲁虹从自己的策展经历谈起，对都市化进程中的水墨艺术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具体来说，由于它在超越过程中过多借助了西方武器，所以导致‘新水墨’中相当一部分作品和中国传统文化失去了联系。尽管用了笔和墨，用了宣纸，但实际上还是很西化。怎么样形成自己的东西，又是当代的，又是中国的，这是我们要提倡的。”

　　《世界美术》杂志编辑赵炎从媒介回路开始，引发了关于当代水墨发展实践和理论双重问题的思考。他表示水墨的观念化转型与技术化转型都面临着旧有标准与批评是否生效的问题，在水墨与其他艺术进行对话时，除了能提供传统的哲学、美学、精英主义思想观念之外，是否还能充当当代文化创造力的推动剂，这是值得思考的。

　　艺术批评家、清华大学艺术学博士郝青松表示，“在以水墨为中心的讨论中存在至少两种阐释的误区，一个是水墨本体论，妄想一种没有中断并自然接续的水墨历史能在现当代艺术中独立存在。另外一个误区就是水墨民族论，臆想民族主义的水墨情结，使之艺术形象化，进而拒绝西方和现代普世价值观。”通过对水墨本体论和水墨民族论的反思，郝青松提出了“世界观更新是当代水墨的唯一出路”的全新观点。

　　随后，本次水墨双年展单元展“合：融汇与变通”参展艺术家黄敏、张培林、吕大江、丘挺、李惠昌等也参与了论坛的讨论，他们的发言来源于艺术实践中的直接经验，这种直接的经验为研究当代水墨提供了更为客观也更为真实的素材，也对当下水墨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墨攻——首届武汉水墨双年展”总策展人之一，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副馆长王春辰从本次策展理念出发，提出了“让水墨回到水墨”的学术构想。他说：“在这次的‘合：融汇与变通’中，我并没有将更多元的水墨艺术形式在展览中呈现出来，而是将绘画作为主体，所以我们今天所讨论的主题也是‘中国水墨画的脉系’。这是一个在学术上、国际上得到认可的具有自足性的独立体系，我们从本体去讨论它，无论是从语言、笔墨还是其他的角度，都是有意义的。”

　　武汉美术馆艺术总监高小林从双年展的结构设计、办展理念出发，对水墨传统与创新的关系进行了阐释。“我们想通过双年展‘启、承、转、合’4个单元的设计，让大家看到一个更加明晰的水墨发展脉络。最近几十年中国艺术发展最重要的现象，就是水墨从中国传统艺术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艺术门类。水墨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又充分地将西方艺术观念和文化融于自身。”此外，他认为融汇与变通应是水墨的特点——融东西之汇，变今古之通。

　　最后，武汉美术馆馆长樊枫对本次论坛做了总结发言。他说：“今天对水墨精神上、材料上、哲学上、意识形态上的探讨分析，对于水墨发展十分有意义。‘武汉水墨双年展’得以顺利完成，是艺术家与理论家共同努力的结果。未来，美术馆有责任也十分有信心做好接下来每一届的‘武汉水墨双年展’，这不仅是对美术馆品牌展览的精心打造，更是对学术的尊重、对艺术生态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