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8日—11日举行的第三届“世界考古论坛·上海”关注水与古代文明的关系。布莱恩·费根作为本届论坛终身成就奖的获得者，以出版众多影响深远的考古学通识著作而知名，他的最新著作就包括《灵丹妙药：水与人类的历史》。“千万年来，人与水的关系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近些年，考古学和其他很多学科的研究越来越多触及这一复杂话题。气候变化、人口迁徙、宗教信仰、科技革新都会体现在水的利用与管理中，并在各类考古遗址中有所呈现。”

　　以费根的讲座“水与人类的历史”来结束此次论坛无疑是完美的，但考古学家关于水与古代文明的讨论显然意犹未尽。

　　10000年前农业出现的地方就出现了水井

　　在进入农业社会之前的数百万年间，自然降水是狩猎采集社会仰赖的唯一水资源。考古学家关心，除了河流与泉水外，新石器时代的人们怎样寻找水资源。

　　10000年前人类就和今天的我们一样知道地下水的存在。塞浦路斯和以色列都发现了新石器时代古人挖掘的距今10000年的水井，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教授约瑟夫在“从新石器的水井到历史时期的水利系统”的演讲中，为我们讲述了更新世末期至早全新世时期，也就是公元前14000年至公元前8500年间，位于撒哈拉沙漠北缘的西南亚地区，在独特的地理环境和人口增长、气候变化的多重压力下，如何通过开挖水井和水渠的方式来应对雨量的不足，而这正伴随着农业的起源。“我们会思考，新石器时代的人为什么需要挖水井，大概有两种原因，一是也许有一个持续的干旱时段，导致地表极端严重缺水;二是当时农业起源后人类开始驯养动物，动物的驯化用水会污染地表水甚至传播疾病，导致人类不得不寻找地下水。”

　　水不仅是万物之源、生命之源，而且是世界上众多文明中崇拜的对象、文化表征的载体。本届论坛图标的设计，就体现了水在人类精神信仰体系中的重要性。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系教授荆志淳介绍说，用三滴水构成的图案，很多人可能没有注意，其实代表了三种文明，分别是希腊爱琴海文明的青铜狮首水器，状似饥渴;另一个是商代的青铜水盘，内饰各种水生动物，比如龙、龟、鱼、水鸟等，另外一滴水则是玛雅文明中水神的代表水莲。

　　5000年前的良渚就有世界领先的水利工程

　　此次世界考古论坛应外国考古学家的要求，专门设立了中国考古专场，让世界了解中国的最新考古研究。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刘斌向大家介绍了良渚考古的最新进展，考古显示在良渚古城外围存在着一个由11条堤坝连接山体构成的庞大水利系统，说明良渚先民在古城建设之初，知道在流域的上游、中下游兴建不同类型的水利设施。在部分坝体的关键位置，良渚人通过“草裹泥包”的方式堆垒加固，这种工艺类似现代人抗洪时用草包或编织袋装土筑坝，不仅增加了坝体抗拉强度，让水坝不易崩塌，也加快了堆筑速度，在良渚时期已成为临水建筑的常用工艺。

　　“良渚古城水利工程具有防洪、运输、用水、灌溉等不同的功能。”刘斌介绍，天目山系是浙江省的暴雨中心之一，夏季极易形成山洪，对下游平原的良渚遗址形成直接威胁。而良渚水利工程通过高、低两级水坝，将水蓄留在山谷和低地内，解除了洪水威胁。这应该是世界上最早的拦洪水坝系统。遗址中的高坝大致可以阻挡短期内870毫米的连续降水，即可抵御本地区百年一遇的洪水。低坝内则是一个倒三角形的低洼地，根据现存的10米坝高推测，可形成面积达8.5平方公里的蓄水库区。

　　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说，这些年中国的考古工作者越来越多注意到水与古代文明的关系，除了良渚，除了汉唐长安城的水利系统，考古工作者还在陕西周原遗址发现了自然水系与人工水系、蓄水池与引水渠、干渠与支渠，为不同遗址的不同遗迹找到了有机联系，也为更好地理解周人扩张与水源的关系提供了资料，填补了周代都邑性遗址供水系统的空白。

　　今年“世界考古论坛奖”颁布了10项重大田野发现奖和9项重要研究成果奖，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石家河遗址聚落考古获得重大田野发现奖，代表黄河流域最初国家形态的陶寺遗址、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刘莉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陈星灿合著的《中国考古学：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到青铜时代早期》获得重要研究成果奖。

　　这些项目涉及人类起源、人群迁徙、文化交融等重大考古问题，当然也包括水与人的关系。正如费根多次强调的，“当今，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水是一种普通、丰富的日用商品，但是历史却告诉我们只有恭敬待水，视水为灵丹妙药的社会才能持久。”这也许正是此次论坛吸引了众多考古学家参与的原因，毕竟考古学家在面对每一个遗址、每一种考古文化面貌时都会不由自主地考虑到水的利用与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