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关于艺术的讨论，多集中在艺术激进主义所产生的问题上。艺术激进主义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心议题，因为它不同于最近十年间我们所熟悉的批判艺术，是一种全新的艺术现象。艺术激进主义者不仅仅批判艺术系统或普通的政治生活，而且批判在这一系统操控下产生的社会现状。

　　相比较而言，他们更想通过艺术改变的不只是艺术系统的内部，而在于艺术系统的外部，即现实本身。艺术激进主义者试图在发达地区，利用经济的手段改变生存现状，引发公众对生态保护的忧虑，为落后国家和地区的民众提供文化和教育上的帮助，吸引对解决非法移民问题的关注，并且改善在艺术机构服务的工作人员的待遇问题等。换言之，当国家和非政府组织不会或不能履行他们的社会角色职能时，艺术激进主义者的行为尝试取代他们的公共地位。他们想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个体，想要改变世界，想将世界变成更美好的地方。但同时，他们不想抛弃艺术家的身份，这从理论上、政治上甚至实践上便成为了产生问题的根源。

　　艺术激进主义试图将艺术和社会行为相结合，但伴随而来的是传统艺术的和传统激进主义者的抨击。传统艺术批评围绕艺术品质的认知展开，从这方面来看，艺术激进主义似乎不够艺术性。许多批评家认为艺术激进主义的道德意图取代了艺术品质，事实上这类批评很容易被推翻。

　　在20世纪，所有的质量和品味的评判标准都被各类先锋艺术所废除。所以时至今日，这样的观点已经无足轻重。但来自另一方的批评，却更为严肃且令人深思，它要求得到详尽阐述的批评答案。这类批评主要基于对"审美泛化"和"宏大化"概念的认知，根植于沃尔特·本杰明(Walter Benjamin)和盖伊·德博(Guy Debord)的一类传统意识，认为政治上的审美泛化和宏大化不是件好事儿，例如政治斗争。因为他们转移了对政治斗争实际目标的关注，更感兴趣它的审美形式。这就意味着艺术不能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使用，因为对政治行为的艺术使用必须美化这种行为，进而转换行为的本质属性。

　　此外，艺术激进主义的艺术组成阻碍了其走向实用性的进程，这种实用性涉及它的直接社会影响和政治冲击。在现代社会，艺术常被视为无用之物。所以这便成为“类实用性”无用主义影响艺术激进主义的原因，并最终导致了它的失败。

　　在过去，艺术批判迫使很多艺术家集体抛弃艺术，并开始创作更具实用性，更道德和政治导向更为正确的艺术作品。然而，现代艺术激进主义并不急于抛弃其艺术性，相应的它试图使艺术更具实用性。这种被称为“新理论反思”的新奇现象，曾被俄罗斯先锋艺术所借用，他们想通过艺术手段改变世界。相反的，现代艺术激进主义并不相信这种额外的政治支持，艺术激进主义有它自身的行动轨迹，如仅仅依赖它本身的关系网络或从艺术机构那里获得微薄的、不确定的财政支持。

　　这类新理论反思的中心观点更倾向分析“审美泛化”的精确含义和政治功效。我相信这类分析允许我们去澄清围绕艺术激进主义所产生的争论，以及它所处的地位和行动的方式。时至今日，“审美泛化”这个名词常被混淆和乱用。当一方谈及“审美泛化”时，一方常提及不同的甚至反对的理论性、政治性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