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时作为中国唯一对外贸易口岸的广州，商业兴盛一时，华洋物资集散于此。图为1830年西关十三行，专门制作西洋家具的店铺。

　　如果从历史维度去解读一个地方文化与财富的关系，广州是一个合适的样本。

　　当今四大一线城市，深圳历史太短，上海开埠不到200年，北京与广州都有着超过2000年的建城史，但相比而言，北京更多扮演着政治与权力的角色，而远离政治中枢的广州，财富是其最具识别度的标识之一，古人用“金山珠海，天子南库”来形容这座南国大城。

　　2000多年前，秦亡，平定岭南的秦军大将赵佗，没有选择北上救主，而是在广州称帝建立南越国。个中原因复杂，或许有鞭长莫及自保之需，也有在一片化外之地发现世外桃源的惊喜。气候温润、物产丰腴的岭南一定给初来乍到的北方将士和移民留下了深刻印象。这是中原文化大规模南下广东的开始。此后千年中原战祸不断，朝代更迭，偏安一隅的岭南，逐渐成了北方人的避难所。在历史演进中，南下的中原农耕文明不仅没有水土不服，反而从容地落地生根，在与海洋文明碰撞中，交互影响，逐渐演化成了当今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地域文化之一——岭南文化。

　　一个地方的繁荣，表面是经济原因，深层次则是文化使然。岭南文化内敛务实与开放包容兼备，两种性格彼此互补又相得益彰，为岭南的持久繁荣奠定了精神基础。要了解岭南文化的独特个性，到广州沙湾古镇和西关十三行旧址走一走是不错的选择。

　　如果在广东多住一阵子，你一定会惊讶于广东人的根意识，以及对传统的信奉，要比北方人虔诚许多。穿行于广州沙湾古镇小巷中，这种印象尤为深刻。古朴的街巷两边，各种规制的古建密布，昔日繁华仍藏于那些雕梁画栋、匠心独具的细节之中，即便是一段贝壳与灰土混搭的残墙，也流露着岭南人因地制宜的生存智慧和不俗的审美品位。镇上何氏宗祠是国内现存规模最宏大的宗祠之一，沙湾何氏远祖宋代从中原迁至此，逐渐发展成为珠三角名门望族，后人把宗祠命名为留耕堂。留耕堂古建群中，类似“诗书世泽”的牌坊，“鱼跃龙门”的石雕随处可见。把耕读传家与登科取功名作为家训，足见何氏家族对儒家传统的珍视。敬畏祖先、固守传统形成的强大凝聚力或许是何氏族人几百年富甲一方的一大内因。

　　在岭南扎根千年，何氏人才辈出，却奉行着只登科场，不入官场的规矩，或许是先祖中原避祸的经历使他们警惕，仕途凶险，富贵荣华旦夕祸福，不入官场的族人更愿意寄情音律、金石等雅趣。清末何博众开广东音乐原创之先河，创作出了《雨打芭蕉》、《饿马摇玲》等名曲。有意思的是，《雨打芭蕉》是他在如厕时听到雨滴打在芭蕉叶上的声响而突发灵感写就。至民国，何柳堂、何与年、何少霞更是将广东民乐打造成了中国民乐的代名词。至今广东音乐仍是传播最广的中国地方乐种，在海外，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广东音乐，有广东音乐的地方就有沙湾何氏作品。

　　广州西关十三行呈现的是岭南文化的另一面——敢为天下先的开放性格。宋代广州即已是中国第一大港，南宋时，广州一地占了全国经济的两成，元明清由于北方游牧民族入侵及海禁虽一度衰落，清乾隆朝再次开海贸易，广州成为中国对外贸易唯一口岸，蛰伏的商业基因迅速复活。作为华洋商贸中心，广州的粤海关为清政府提供了丰厚的税收。一批巨富也在十三行诞生，其中怡和洋行老板伍秉鉴更是一度成为世界首富。1834年，他的财产总计2600万银元，同期GDP世界第一的中国岁入不到5500万银元，而当时的美国首富资产也只有700万银元。与内地商人相比，十三行商人更具国际视野，与今人比也毫不逊色。通过资本运作，眼光超前的伍秉鉴成为了英国东印度公司最大的债权人，而且还大量投资了美国刚刚兴起的铁路、保险业及证券业。

　　清王朝仍在酣睡之时，中西方文化已经开始了在广州的蜜月期。那时，西方文化还未取得压倒性“倾销”，反而是西方人率先迷上了中国文化。许多西方学者来到广州，返回后在欧洲掀起了汉学热潮。莱布尼茨1697年编著了《中国近事》，他不无羡慕地说道，“我们从前谁也不相信在这个世界上，还有比我们伦理更完善，立身处世更进步的民族存在。”1671年，在广州经商的法国人将《脉经》翻译成法文;1736年，法国人杜赫德翻译《本草纲目》，达尔文名著《人类的由来》参考了该书……十三行贸易也让中国人看到了西方文化的长处。嘉庆十年(1805年)，英国商人将种牛痘预防天花的方法传到广州，巨商潘有度、伍秉鉴、卢观恒出资于洋行会馆为民众接种疫苗，可以想见当时的广州富商们思想意识已超出了同时代国人多少个身位。1835年，美国传教士彼得·伯驾在豆栏街开设眼科医局，这是中国首家综合性西医院，即今天的中山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中西方文化互动中，广州人成了最早一批放眼看世界的中国人，商业兴盛强化了他们不喜空谈的务实个性，对外贸易培养了他们的商业远见和冒险精神，崇尚儒家传统的内敛个性，又使他们的内聚力和生命力格外强大。广州千年财富传奇背后，独特的文化个性无疑起到了定海神针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