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谢稚柳先生以笔墨风格为主的书画鉴定方法的形成，离不开他的艺术经历和知识背景。谢稚柳出生在有着深厚文化背景的家庭中，父辈与长兄皆博学多才、风雅好古。在这种家学的熏陶之下，谢稚柳从小就流露出对诗、书、画的极大热情，这给他后来的书画创作铺下了路子。谢稚柳十六岁迷上了陈老莲的书画，从此扎根在陈老莲，钟情花鸟，并对陈老莲的画风、绘画思想作了深入的研究，取其笔墨神理，在实践上打下了深厚的基础。后来，他又对两宋绘画产生了兴趣，花鸟画追踪宣和体，但他在对两宋院体画的研究中又加入了自己对笔墨的理解，取其风神，别具一格。他在山水画上推崇江南画派，对江南画派的风格传承、笔墨特色追踪探密，最早从巨然入手上溯到董源，又学王诜、范宽、郭熙、燕文贵，后来又由五代至宋并逐及元四家。他通过不断地临摹体会，对他们的用笔、用墨、风格形式由表及里、由点及面，了然于心。谢稚柳晚年研究“落墨法”，通过对作品笔性墨法的研究和实践，证明了徐熙《雪竹图》的可靠性。谢稚柳本人对唐、五代、宋元绘画的爱好、关注以及他创作的经历，对他后来在鉴定学中擅长以笔墨、风格形式为着眼点分析辨别唐宋书画的真伪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敦煌之旅，使谢稚柳先生更深一步厘清、体会中国绘画的源流，时代风格的传承，为书画鉴定方法提供了新的依据。上世纪四十年代，谢稚柳与张大千曾一起在敦煌对敦煌壁画进行观摩考察。与张大千着重临摹壁画不同，谢稚柳把研究重点放在对每个佛窟的测量、记录、考证，对壁画风格的差异、来源进行比较，并整理成了《敦煌艺术叙录》一书。通过研究，他对中国绘画风格的整体演变过程有了深刻的理解，确立了绘画的时代性，为绘画史的分期立下了坐标。对敦煌壁画的研究不仅为原有中国绘画史的研究添上了浓重的一笔，而且对绘画鉴定研究中以个性与时代性为鉴定书画的重要内容提供了依据。正如薛永年教授的评价：“不仅《敦煌艺术叙录》是我国学者研究敦煌艺术的开山之作，而且谢先生还是很早就用石窟壁画与卷轴画互相参证以说明绘画源流及其时代的先行者。他对于唐代兴起的水墨画及其源流派别的精辟论述，既清晰地理出了美术史发展的线索脉络，又为鉴定书画者认识时代性与个性的关系指示了门径。”(郑重著《壮暮堂——与大师谈艺之谢稚柳》，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7月，第2页)可见，敦煌之旅对他以时代风格与个人风格分析为主的鉴定方法的形成，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谢稚柳与书画家鉴藏家的交游，主要是与吴湖帆、张大千、徐悲鸿、于右任、沈尹默等优秀画家的交往。吴湖帆、张大千、徐悲鸿等不仅是伟大的创作家，还都是著名的收藏家和鉴定家，只是收藏家和鉴定家的名声被他们的画名所掩盖而已。与吴、张、徐等人的交往，不仅对谢稚柳的创作带来长足进展，也对他的鉴识眼光补益良深。并且他们经常聚集在一起，评论自己最近的画作，探讨创作心得。同时，他们也对自己所收的藏品进行研究，评优劣，判真伪。从画家的视角来品评作品真伪优劣，自然是注重对作品的时代风格、个人风格、笔墨特性的分析，这对谢稚柳后来的风格分析鉴定学派的形成，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