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辉斌:北宋诗歌的变唐历程
2017-12-31 01:34:59 王辉斌
清代诗论家赵翼《瓯北诗话》卷八于“高青邱诗”中曾经这样写道 :“诗至南宋末年,纤薄已极,故元、明两代诗人,又转而学唐。此亦风气循环往复,自然之势也。……高青邱才气超迈,音节响亮,宗派唐人,而自出新意,一涉笔即有博大昌明气象,亦关有明一代文运论者。……其英爽绝人,故学唐而不为唐所囿。后来学唐者:李、何辈袭其声调,而神理索然,则优孟衣冠也;钟、谭等又从一字一句,标举冷僻,以为得味外味,则幽独君之鬼语也。”[1]“高青邱”即元末明初的著名诗人高启。赵翼于这段文字中,虽然意在对高启的“宗派唐人”、“自出新意”之所获进行称颂,但却藉此揭示出了一种值得注意的文学现象,这就是“学唐而不为唐所囿”。即在赵翼看来,高启的宗唐之所以能获得成功,关键就在于他能“学唐而不为唐所囿”,正因此,他才“一涉笔即有博大昌明气象”,他的诗歌也因此而“自有新意”,并“英爽绝人”。而明代诗人如李东阳、何景明、钟惺、谭元春等,由于“学唐而为唐所囿”,即只是一味地机械模仿,缺少变化,所以才或“优孟衣冠”,或作“幽独君之鬼语”。赵翼之所言,实质上涉及到的就是“宗唐而变唐”的文学接受史问题。而“变唐”,则是指借鉴唐诗的创作经验以创作出与其不同的美学风范之诗歌来。
从接受美学的角度言,宋、元、明、清的诗人之于唐诗,几乎都是顶礼膜拜、尊仰有加,并将其待之以学习的典范的。但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诗人对于唐诗的学习,既是各有所获而又是各有所别的。不仅如此,由于文化背景、创作经验、审美趣味等方面的原因,每一时期的诗人于宗唐中的变唐,也是大不相同的。因此,考察与把握自宋以降诗歌的变唐轨迹,以及其因宗唐而形成的鲜明特色,便理所当然地成为了“诗学史研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有宋一代,由于历史的原因而被一分为二,因此表现在诗歌上的变唐之况,也就自然是由北、南两宋所构成。本节重在对北宋诗歌之变唐轨迹略作勾勒。北宋诗歌的变唐,大致说来,主要是经历了三个时期的嬗变,其不仅成就各具而特点各异,并且宋诗的精神也因为此期而得以确立。然而,北宋诗歌的变唐又由于夹杂着某种不和谐的音符,因此而遭到了后人毫不留情的批评。
一、初期:于模仿中初显精神
北宋初期的诗歌创作,虽然受五代诗风的影响较为明显,但更多的则是因诗人们对唐诗尊崇的结果所致。对此,严羽《沧浪诗话·诗辩》已曾记载,其云:“国初之诗,尚沿袭唐人,王黄州学白乐天,杨文公、刘中山学李商隐,盛文肃学韦苏州,欧阳公学韩退之古诗,梅圣俞学唐人平淡处。至东坡、山谷始自出己意以为诗,唐人之风变矣。”[2]这段文字虽然述写了宋初诗人的宗唐之况,但有两点却与史实相出入,其一是将欧阳修、梅尧臣等人归入了“国初之诗”的行列,其二是认为“变唐人之风”者始于苏轼与黄庭坚[3]。就第一点言,严羽的认识显然过于宽泛,原因是欧、梅二人并非为“国初”诗人;以第二点论,宋诗开“变唐人之风”先河者,应始自“学白乐天”的王禹偁,而非为苏轼与黄庭坚。这说明,《沧浪诗话》之所言,乃是具有一定的片面性的。
宋初的诗坛,主要是由“白体、崑体、晚唐体”[4]三者所构成,其中,属于“白体”的诗人有李昉、徐铉、徐锴、王禹偁等人,属于“崑体”的诗人有杨忆、刘筠、宋祁、钱惟演、丁谓等人,属于“晚唐体”的诗人则有九僧、寇准、林逋等人。这三大诗派的全面宗唐,是北宋初期诗坛创作实况的一种真实反映。而其之宗唐,则又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纯粹的模仿唐人唐诗,一是于模仿中渐“变唐人之风”,即于宗唐中渐显宋诗的精神与面目。宋初诗人对唐诗的模仿,从总的方面讲,其主要是表现在形式与技巧方面,且在当时形成了一股创作的潮流。如徐铉《正初答锺郎中见招》:
南斋尽景雪初晴,风拂乔枝待早莺。南省郎官名籍籍,东邻妓女字英英。流年倏忽成往事,春物依稀有早情。新岁相思自过访,不烦虚左远相迎。[5]
作为赠答诗的一种,这首诗遣意空虚,流易有馀,《宋诗钞》于《骑省集钞》中认为“徐铉……诗冶衍遒丽,具元和风律”[6]者,所指即是此类诗。又如杨忆的《无题》一诗:
巫阳归梦隔千峰,辟恶香销翠被浓。桂魄渐亏悉晓月,蕉心不展怨春风。遥山黯黯眉长敛,一水盈盈语未通。漫托鹍弦传恨意,云鬟日夕似飞蓬。[7]
此诗因是以李商隐《无题》(“来是空言去绝踪”)的同韵相拟而成,所以其受李商隐诗的影响乃是甚为明显的。但又由于作者只注意在诗中描摹物态,流连光景,因而诗中不仅内容相当空泛,而且也缺乏李商隐《无题》诗的的真情实感与精丽语句。再如僧文兆的《宿西山精舍》:
西山乘兴宿,静称寂寥心。一径杉松老,三更雨雪深。草堂僧语息,云阁磬声况。未遂长栖此,双峰晓待寻。[8]
方回《瀛奎律髓》卷四十七著录此诗,有“原批”云:“文兆,九僧之三,有宋国初未远唐也,凡此九人诗,皆学贾岛。”九僧诗“皆学贾岛”者,主要是重在推敲字句,而以苦吟为能事,僧文兆的这首诗即属如此,故其乃为一首典型的“贾岛格”(《蔡宽夫诗话》卷下“晚唐诗格”条)。
以上的例说,虽然于各“体”的诗人只有举了一首诗,但宋初三派诗人在技巧方面学唐的真面目,藉此即可窥其大概。这种形式的学唐,其实只是一种有意识的模仿,故其自然是无创获与特点可言。
但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三派诗人中,王禹偁的学唐,不仅以特色特具而自成一格,并且还使得宋诗的精神于此期乃初露端倪。王禹偁学唐,用他自己的话说,虽然是“韩柳文章李杜诗”(《赠朱严》),但最具成就者,则是“本与乐天为后进”(《示儿》)的“宗白”之作。正因此,严羽才于《沧浪诗话》中有“王黄州学白乐天”云云,而《蔡宽夫诗话》则说:“国初沿袭五代之余,士大夫皆宗白乐天诗,故王黄州主盟一时。”[9]其中的“王黄州”,即王禹偁。王禹偁既“学白乐天”,又曾“主盟一时”,则其在“士大夫皆宗白乐天诗”的宋初诗坛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乃是不言而喻的。王禹偁“学白乐天”,虽然为时人与后人所公认,但其却并不为“白体”所囿,而是独出机杼,自面高格,对此,清人贺裳《载酒园诗话》之“虽学白乐天,得其清而不得其俗”云云,即已透出了几分信息。此则表明,王禹偁之于“白体”的学习中 ,乃是渐显其“变唐人之风”的特点的。而事实也正是如此。请看其《村行》一诗:
马穿山径菊初黄,信马悠悠野兴长。万壑有声含晚籁,数峰无语立斜阳。裳梨叶落胭脂色,荞麦花开白雪香。何事吟余忽惆怅,村桥原树似吾乡。[10]
此诗为王禹偁被贬商州团练副使途经商山时所写。全诗虽然是在借写景以抒发作者被贬去国的哀伤,但其所写之景却极具特点,而尤其是“万壑有声含晚籁,数峰无语立斜阳”一联,采用拟人化的手法,写出了“万壑”与“数峰”的精神。而诗人面对山村秋日黄昏瑰丽景色的那种“放达”与“纵横”[11]的心态,亦皆寓其中。因此,被人格化了的自然景物与诗人豁达心态的互为融合,使得这首七言律诗不仅自成风貌,而且特色独具。吴之振《宋诗钞·小畜集钞》于王禹偁小传中认为“元之独开有宋风气”[12]者,这首《村行》便为其最好的例证之一。
而更能体现出王禹偁以学“白体”而“独开有宋风气”者,则是《小畜集》中那些以古体干预社会生活、关注民生疾苦的诗篇,如《对雪示嘉祐》、《畲田词》、《秋霖二首》、《乌啄疮驴歌》、《对雪》、《感流亡》等。王禹偁的这类诗歌,不仅与白居易新乐府诗的讽喻精神大相关联,而且还因艺术上的创新而自成特色,并给稍后的欧阳修等诗人以重要影响。如其代表作《感流亡》诗:
谪居岁云暮,晨起厨无烟。赖有可爱日,悬在南荣边。高舂已数丈,和暖如春天。门临商于路,有客憩檐前。老翁与病妪,头鬓皆皤然。呱呱三儿泣,茕茕一夫鳏。道粮无斗粟,路费无百钱。聚头未有食,颜色颇饥寒。试问何许人,答云家长安。去岁关辅旱,逐熟入穰川。妇死埋异乡,客贫思故园。故园虽孔迩,秦岭隔蓝关。山深号六里,路峻名七盘。襁负且乞丐,冻馁复险艰。唯愁大雪雨,僵死山谷间。我闻斯人语,倚户独长叹。尔为流浪客,我为冗散官。在官无俸禄,奉亲乏甘鲜。因思筮仕来,倏忽过十年。峨冠蠢黔首,旅进长素餐。文翰皆徒尔,放逐固宜然。家贫与亲老,睹尔聊自宽。[13]
这首诗在内容上大致可分为两部分,前半篇主要是写商州灾难时期万民流失的悲惨景象,后半篇则重在写作者对灾区难民惨景的真切感受,以及对当道者的愤然斥责。全诗风格平易,语言朴实,特别是其中散文化手法的运用,显然是受“韩柳文章”与杜甫《北征》等诗[14]的影响所致。而这种散文化手法,则乃开宋诗“以文为诗”之先声。
二、中期:执著而热烈的变唐
在王禹偁“徒蕲州而卒”(1001)的30年后,以欧阳修为盟主的北宋中期诗坛,其宗唐不仅较宋初更为执著与热烈,而且“变唐人之风”的特点也更为鲜明,更具个性与风采。因之,这一时期诗人们反映在变唐方面的贡献,对于确立宋诗的审美特征与艺术精神,以及推动宋诗的繁荣与发展,都是有着极为重要的文学史意义的。大而言之,存在于北宋中期诗歌中的变唐之所获,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是“以文为诗”特征的确立。宋诗的“以文为诗”,是后人用以区别唐诗的一个重要标志。而“以文为诗”,所揭示的虽然是散文化手法的大量运用,但其熔议论与说理于一炉的特质,则又导致了“以议论为诗”的存在,从而使宋诗的面目更为清晰。“以文为诗”作为一种创作法门,自王禹偁开其端后,即广为北宋中期的诗人们所接受并大力发扬,以致成为一种时尚。其中,又以欧阳修之所作所为尤值称道。欧阳修宗唐,主要是向李白、杜甫与韩愈学习,而其学韩者,则又重在以“古文之法”作诗。在唐诗史上,韩愈以“古文之法”作诗,主要是受两个方面的影响所致,其一是杜甫诗歌,其二为名噪当时的“古文运动”,并因此而获得了使“唐诗之一大变”(叶燮《原诗》)的成就。作为“宋学”的开创者之一,欧阳修在仿学韩愈诗歌的同时,既继其后倡导了文学史上的“第二次古文运动”[15],又“承流接响”于王禹偁的“独开有宋风气”[16],而与苏轼“独步千古”(方东树《昭昧詹言》)于北宋的诗坛。欧阳修受韩愈影响以“古文之法”进行诗歌创作,其集(指《宋诗钞·欧阳文忠诗钞》)中的《忆山示圣俞》、《庐山高赠同年刘凝之归南康》、《班班林间鸠寄内》、《镇阳读书》、《鬼车》、《读书》、《答朱寀捕蝗诗》等诗,即皆为这方面的代表。这些诗在体裁上或为五古,或为七古,不仅句式极具变化之势,并且因诸多虚词的运用,使得“其诗如文”,而颇具风采与个性。如《答朱寀捕蝗诗》一诗:
捕蝗之术世所非,欲究此语兴于谁。或云丰凶岁有数,天孽未可人力支。或言蝗多不易捕,驱民入野践其畦。因之奸吏恣贪扰,户到头敛无一遗。蝗灾食苗民自苦,吏虐民苗皆被之。吾嗟此语只知一,不究其本论其皮。驱虽不尽胜养患,昔人固已决不疑。秉蝥投火况旧法,古之去恶犹如斯。既多而捕诚未易,其失安在常由迟。诜诜最说子孙众,为腹所孕多蜫蚔。始生朝亩暮已顷,化一为百无根涯。口含锋刃疾风雨,毒肠不满疑常饥。高原下湿不知数,进退整若随金鼙。嗟兹羽孽物共恶,不知造化其谁尸。大凡万事悉如此,祸当早绝防其微。蝇头出土不急捕,羽翼已就功难施。只惊群飞自天下,不究生子由山陂。官书立法空太峻,吏愚畏罚反自欺。盖藏十不敢申一,上心虽恻何由知。不如宽法择良吏,告蝗不隐捕以时。今苗因捕虽践死,明岁尤免为蝝葘。吾尝捕蝗见其事,较以利害曾深思。官钱二十买一斗,示以明信民争驰。敛微成众在人力,顷刻露积如京坻。乃知孽虫虽甚众,嫉恶苟锐无难为。往时姚崇用此议,诚哉贤相得所宜。因吟君赠广其说,为我持之告采诗。[17]
这首诗在内容上,主要是写作者因“捕蝗”而产生的种种感慨,如对“奸吏恣贪扰”的愤懑,对唐代“贤相”姚崇的称颂,对“蝗灾食苗民自苦”的同情,对“宽法择良吏”的建议等,其所反映的是诗人对社会现实与民间疾苦的高度关注。而其中于“之”、“或”、“斯”等大量虚词的运用,以及自开篇至结束贯穿其中的议论与说理,则使得这首诗成为了一首典型的“古文之法”的代表作。又如《鬼车》之开首:
嘉祐六年秋,九月二十有八日。天愁无光日不出,浮云蔽天众星没。举手向空如抹漆,天昏地黑有一物,不见其形,但闻其声。其初切切凄凄,或高或低,乍似玉女调玉笙,众管参差而不齐。既而咿咿呦呦,若轧若抽,又如百辆江州车,回轮转轴声哑呕。鸣机夜织锦江上,群雁惊起芦花洲。[18]
这是又一种类型的“以文为诗”。在所引录的这18句诗中,或七言,或六言,或五言,或四言,其句式之变化,既参差流宕,又开阖铺张,与流行于当时的“古文”确乎没有多大的区别。所以,清代诗论家方东树在《昭昧詹言》卷十二于“欧阳永叔”的开首乃写道:“欧公作诗,全在用古文章法。”[19]方氏此言,实堪称为欧阳修诗歌的知音。
在北宋中期的诗人中,“用古文章法”从事诗歌创作者,还有苏舜钦、梅尧臣、石介、石延年等人。这些诗人不仅是欧阳修所倡导的“诗歌复古运动”的坚定支持者与艺术实践者,而且还围绕在欧阳修周围进行着种种形式的宗唐,并因此而成为“宋调”的开创者之一。总之,经过欧阳修、苏舜钦、梅尧臣等人的变唐努力,才使得“以诗为文”这一重要的散文化手法,成为了宋诗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其二是异彩纷呈的风格之形成。与唐诗丰富多彩的风格相比,北宋诗歌的风格也是多种多样、异彩纷呈的。导致这种文学现象的形成,主要源自于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是与诗人们的艺术修养、审美趣味等关系密切,其二则为因宗唐而产生的变唐成就所致。这里主要就后者进行讨论。北宋中期诗人的宗唐,由于所选择的师学对象不同,故而其因变唐所呈现出的特点也就各有所别,其中,又尤以风格最具典型性。下面以欧阳修、苏舜钦、梅尧臣三人为例,就其诗歌风格的开成与变唐之关系略作观照。
欧阳修(1007—107年)学习唐人诗歌,如上所言,虽然是以李白、杜甫、韩愈三人为主要师学对象的,但其却以学韩而进入了变唐的最高境界,明人王鏊《震泽长语》卷下之“欧学韩,不觉其为韩也”的评语,即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欧阳修学韩,重在对其“以文为诗”的继承与发展,表现在诗风方面,就是融议论、情韵、意象等于一体,而使之具有平顺畅快的特点,其集中如《明妃曲和王介甫作》、《再和明妃曲》、《洛阳牡丹图》、《寄圣俞》、《吴学士石屏歌》等,即皆为此类风格的代表作。但欧阳修无论是向李白、杜甫、韩愈学习,还是学习唐代的其他诗人,其所学的目的,综而言之,则乃为二:一是欲以之矫正其前及其时的文风,一是欲建立起自己具有个性特征的风格。而在这两个方面,欧阳修都获得了成功,对此,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上乃有所载。其云:“欧阳文忠公诗,始矫‘崑体’,专以气格为主,故言多平易疏畅,律诗意所到处,虽语有不论,亦不复问。”[20]由是而观,可知“专以气格为主”,既为欧阳修宗唐之所求,又乃其 变唐之所获,正因此,其诗才“平易疏畅”。所谓“平易疏畅”,实际上就是指欧阳修诗具有平易自然,明白晓畅的风格特点。
苏舜钦不仅与欧阳修关系密切,而且与梅尧臣齐名,并被清人叶燮在《原诗·外篇》中大加称赞,认为“开宋诗一代之面目者”,乃始于二人。欧阳修《六一诗话》则将二人诗风进行了比较,认为:“圣俞、子美齐名于一时,而二家诗体特异:子美笔力豪俊,以超迈横绝为奇;圣俞覃思精微,以深远闲淡为意,各极其长,虽善论者不能优劣也。”[21]又,《宋史·苏舜钦传》云:“时发愤懑于诗歌,其体豪放,往往惊人。”[22]这就是苏舜钦诗风的基本概况,而此却是与其之宗唐密切相关的。苏舜钦宗唐,梅尧臣《和永叔澄心堂纸答刘原甫》已曾言之,其云:“退之昔负天下才,扫掩众说犹除埃。张籍卢仝斗新怪,最称东野为奇瑰。……石君苏君比卢籍,以我拟郊嗟困摧。”[23]据此诗可知,苏舜钦与石延年二人,都是以“斗新怪”的张籍、卢仝为师学对象的。而张籍与卢仝,乃是属于中唐以韩愈为代表的“险怪诗派”(又称“韩孟诗派”)中的人物,则苏舜钦诗自是与“险怪”不无关系的。由险怪而“超迈横绝”,并“其体豪放”,其中固然与苏舜钦“少慷慨”(《宋史》本传)的性格,以及其“蟠屈龙虵(欧阳修《祭苏子美文》)”的心胸甚为关联,但最关键者则为其变唐之所获。对此,南宋陈善《扪虱新话》卷一已有所载,其云:“韩退之与孟东野为诗友。近欧阳公复得梅圣俞,谓可比肩韩孟……公亦最重苏子美,称为苏梅。子美喜为健句,而梅诗务为清切闲淡之语,公有水谷夜行诗,备述其体。然子美尝曰:‘吾不幸写字人以比周越,作诗人以比尧臣’。”[24]其中的“作诗人以比尧臣”,以及欧阳修谓梅尧臣“可比肩韩孟”云云,即是苏舜钦诗因“险怪”而“超迈横绝”的最有力佐证。即是说,苏舜钦的宗唐,虽然效法与师学的是韩孟诗派,但他在变唐之途上,所选择的却是远“险怪”而近“奔放豪健”,因而才使其诗获得了“超迈横绝”的艺术个性。
梅尧臣是宋诗史上公认的为宋诗开辟道路的重要诗人(《后村诗话前集》卷二)。梅尧臣宗唐,据上引其《和永叔澄心堂纸答刘原甫》之“以我拟郊嗟困摧”诗句,以及陈善《扪虱新话》卷一之所载,知其所宗者亦为以韩愈为代表的“险怪诗派”,如其《余居御桥南夜闻祆鸟鸣效昌黎体》一诗,即为其效法韩愈诗的代表作。但尽管如此,梅尧臣的诗歌风格诚如上引欧阳修《六一诗话》之所言,乃是属于“深远闲淡”的审美范畴的。这一事实表明,梅尧臣的宗唐与苏舜钦一样,即其亦曾远“险怪”而去。而事实也正是如此,因为严羽《沧浪诗话·诗辩》之“梅圣俞学唐人平淡处”[25],已告知了我们这一信息。梅尧臣“学唐人平淡处”,不仅朱弁《风月堂诗话》之“早年专学韦苏州”与陈衍《石遗室诗话》之“用意命笔多本香山”可以佐证,而且其于诗中多次言及“平淡”的举措,亦足以说明之。对此,许总《宋诗史》已言之甚详,兹罢论。
其三是对论诗诗的承传与发展。唐人的论诗诗,以杜甫集中的《戏为六绝句》、《解闷六首》等作最具代表性。由于受杜甫这类诗的影响,北宋中期诗人如欧阳修、石介、苏舜钦、梅尧臣、石延年等,就都不同程度地创作过一些论诗诗,如石介《三豪诗送杜默师雄并序》、欧阳修《水谷夜行寄子美圣俞》、梅尧臣《读邵不疑学士诗卷》等,即皆为当时论诗诗的代表作。其中,又尤以欧阳修的论诗诗最具典型性。仅据《宋诗钞·欧阳文忠诗钞》可知,欧阳修的论诗诗乃有数十首之多,其中如《赠杜默》、《忆山示圣俞》、《圣俞会饮》、《哭曼卿》、《读张李二生文赠石先生》、《水谷夜行寄子美圣俞》、《读蟠桃诗寄子美》、《读徂徕集》、《再和圣俞见答》、《太白戏圣俞》、《和刘原父澄心纸》、《答苏子美离京见寄》等,即皆为时人与后人所称颂者,并给金、元诗人以很大影响。欧阳修的这些论诗诗,虽然是受杜甫同类诗的影响所致,但却又与其有着明显的不同。其具体为:(一)杜甫的论诗诗在体裁方面,主要为七言绝句之类的近体短章,而欧阳修之诗则多以五古、七古而为,且篇幅较大,如《答苏子美离京见寄》一诗,凡52句,纯以赋体写成,散文化手法明显。(二)杜甫的论诗诗之所涉者,是古今诗人并为,而欧阳修所论者几乎全为当时诗人,如杜默、苏舜钦、石介、石延年、梅尧臣、刘原父等,这种情况表明,欧阳修的论诗诗是更注重于“当代诗坛”的变化与发展的。(三)一般而言,杜甫的论诗诗是每首只论及一位诗人,而欧阳修的论诗诗则多合论之作,如《水谷夜行寄子美圣俞》一诗,即是对苏舜钦诗与梅尧臣诗所进行的比较论述,因其结论中允,而多为文学史家所称引。欧阳修论诗诗所表现出来的这三个不同,所反映的其实就是他“宗杜而变杜”的成果。
三、晚期:宗唐而变唐的高峰
北宋晚期的诗歌,因其佳作如林、创获众多、成绩斐然之故,而被文学史家们称之为北宋诗歌最高成就的代表。活跃于其间的诗人,又尤以苏黄诗派与江西诗派而著称。这一时期的诗人,不仅几乎全部宗唐,而且“变唐人之风”的形式与内容也甚为丰富,其中如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人,不仅以鲜明的个性与独特的成就高踞诗坛,领袖群伦,而且还因变唐所获之卓然,而确立了各自在宋诗史上的地位。与北宋中期的“变唐人之风”相比,这一时期“宗唐而变唐”的重点,主要是表现在“以才学为诗”与对艺术技巧的精益求精等方面,并使之与由王禹偁滥觞、欧阳修发展并确立的“以文为诗”(含“以议论为诗”)一道,共同构建了宋诗最重要的艺术特征之殿堂。所以,以宗唐为视点进行观照,可知宋诗所表现出来的“以文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26]之三大特点,实际上皆属于北宋诗人“宗唐而变唐”的结果。下面以苏轼、黄庭坚为例,对北宋晚期的变唐之况略作观照。
在北宋晚期诗人中,苏轼不仅“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而且还是“以才学为诗”的代表人物。苏轼虽然才高学博,但他于唐代诗人的学习,所取法的却是“转益多师”,如李白、杜甫、刘禹锡、韩愈、白居易等人,就都曾一度成为他所师学的对象。而其中的“诗圣”杜甫,即是唐代“以才学为诗”的宗师。杜甫“以才学为师”,拙著《杜甫研究丛稿》下卷之《杜甫诗歌:中国古代学者诗的范本》、《三苦一神:杜甫的创作法门》[27]等文,乃有详细的考察与论析,此不赘述。韩愈由于受杜甫的影响,所以亦喜于“才学”中讨生活,这从欧阳修《六一诗话》之“退之笔力”,叶燮《原诗·内篇》之“其(韩愈)力大”等语,即略可窥获之。正因此,《两宋文学史》在评述“苏轼的诗”时,才作出了苏轼“‘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近于韩愈”的评价。这一评价表明,苏轼的“以才学为诗”,乃是属于他“宗韩”之结果所致的。其实,从接受美学与影响史的角度言,杜甫才是苏轼“以才学为诗”的真正影响者。杜甫作诗,讲究学力,重视书本,力求典实与出处,故乃有“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之千古名句,而苏轼则紧随其后,提出了“读书万卷始通神”[28]的认识,二者之一脉相承,乃甚为明显。苏轼虽然受杜甫、韩愈的影响而“以才学为诗”,但他又以其非凡的才华与不断地艺术实践,发展了二人“以才学为诗”的传统,使之在北宋获得了更加旺盛的生命力。苏轼对“以才学为诗”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使事用典、化用诗句、集古人句等方面。
先看使事用典。“用事博”是方回《桐江集》对苏轼诗歌典故的总体评价。苏诗中的典故之用,不仅形式多种多样,而且了无痕迹,如同己出。如《八月十五日看潮五首》其五:“江神河伯两醯鸡,海若东来气吐霓。安得夫差水犀手,三千强弩射潮低。”这首小诗在内容上如同诗题之所示,主要写的是作者钱塘观潮,但四句诗却用了三个典故,其依序为《庄子·田子方篇》(第一句),《庄子·秋水篇》(第二句),《吴越春秋》(第三、四两句)。又如《戏书吴江三贤画像三首》其一:“谁将射御教吴儿,长笑申公为夏姬。却遣姑苏有麋鹿,更怜夫子得西施。”与前一诗一样,这首四句小诗也用了三个典故,即《左传·成公二年》(第一、二两句),《史记·淮南衡山列传》(第三句),《太平寰宇记》(第四句)。这些典故的运用,既增大了诗的容量,丰富了诗的内容,加深了诗的意蕴,又具有翻新出奇、含蓄凝炼等特点,从而极大程度地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次看化用诗句。化他人诗句(或文句)以为己用,这在苏轼诗中可以说比比皆是。如《辛丑十一月十九日既与子由别于郑州西门之外马上赋诗一篇寄之》有云:“寒灯相对记畴昔,夜雨何时听萧瑟?”这两句诗,乃系化用唐代诗人韦应物《示全真元常》“之宁知风雨夜,复对此床眠”而成。不仅如此,由于苏轼特爱韦应物的这两句诗,以致他于诗词中乃多次化用之,如《东府雨中别子由》中的“对床空悠悠,夜雨今萧瑟”,《满江红·怀子由作》中的“对床夜雨听萧瑟”,即皆可为证。又《正月二十日与潘郭二生出郊寻春》诗有云:“人似秋鸿来有信,事无春梦了无痕。”这是化用杜牧《题安州浮云寺楼》之“恨如秋草多,事与孤鸿去”而成。而值得注意的是,苏轼还曾于化用他自己的诗句,即《优古堂诗话》所言“用自己诗为故事”者,如《与莫同年雨中饮湖上》一诗有云:“还来一醉西湖雨,不见跳珠十五年。”这两句诗,即是苏轼对其《望湖楼醉书》之“白雨跳珠乱入船”七字的化用。
再看集古人句。“集古人句”即集句诗,而集句诗则属典型的“以才学为诗”。苏轼集中有组诗《次韵孔毅父集古人句见赠五首》,表达了苏轼对集句诗的看法。其中第一首有云:“羡君戏集他人诗,指呼市人如使儿”;现时第二首则谓:“用之如何在我耳,入手当令君丧魂”。仅从这四句诗即可知,苏轼不仅十分赞赏友人孔毅父的“集古人句”,而且他自己也擅长于“集句”之道,因而乃有“用之如何在我耳”的经验之谈。并于第四首中说:“诗人雕刻闲草木,搜抉肝肾神应哭。不如默诵千万首,左抽右取谈笑足。”这四句诗既是对“苦吟”者的忠告,又突显了苏轼的集句观,即苏轼在这四句诗中认为:与其终年“搜抉肝肾”、“雕刻草木”(即“苦吟”),还不如“默诵诗千首”,因为只有“默诵诗千首”,才可“左抽右取谈笑足”。苏轼在这里所强调的,实际上就是“读书万卷始通神”的学养与功力。
黄庭坚作为江西诗派的领袖人物,其无论是宗唐抑或变唐,就现有的资料而言,可知均较苏轼为更甚。因之,他“一洗唐调”的成就,也就理所当然地较苏轼更为突出。黄庭坚宗唐,其所师学的对象,主要有孟浩然、李白、杜甫、刘禹锡、韩愈、白居易、李商隐、杜牧等诗人,可见他也是以“转益多师”、博采众家之长而为之的。但在这些唐代诗人中,黄庭坚最敬仰、最注重的则是杜甫其人其诗。黄庭坚学杜,与时人多着眼于儒家诗教的角度大相径庭,即主要是对杜诗中的创作方法进行了认真总结,并继苏轼“点瓦成金”之后,提出了著名的“点铁成金”之说[29]。对此,其《答洪驹父书》一文乃有载:“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30]在这一基础上,黄庭坚又提了著名的“换骨”说与“夺胎”说,以推陈出新,超越前人。释惠洪《冷斋夜话》卷一“换骨夺胎”条对此载之甚详:“山谷云:‘诗意无穷,而人之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无穷之意,虽渊明、少陵不得工也。然不易其语而造其语,谓之换骨法;规模其意形容之,谓之夺胎法。’”[31]黄庭坚因“宗杜而变杜”所提出的“点铁成金”与“换骨夺胎”说,在当时不仅影响甚大,而且还成为了江西诗派的一个重要诗学纲领。
在具体的艺术实践中,黄庭坚师法杜甫,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如清人汪琬《读宋人诗》所说的“夔州句法”,其二是用拗格、变调以进行近体诗的创作。其实,着眼于“汉语格律学”的角度言,句法与拗格、变调,乃分属于“格”与“律”的范畴,即其均为律诗创作所必不可少的几个重要部件。黄庭坚师法杜诗的“夔州句法”,用他在《题意可诗后》之所言,就是欲藉之以达到“宁律不谐,不使句弱;用字不工,不使语俗”的艺术境界。而拗格与变调,实际上就是“拗体律诗”的另一种说法(“夔州句法”也与此相关)。即是说,黄庭坚在具体的艺术实践中,主要是向杜甫在夔州所开创的“拗体律诗”学习,并后来者居上,使之形成了一种瘦硬峭拔的艺术风格,给人以英特不凡的审美感受。据统计,黄庭坚集中的拗体律诗为153首,恰好为其七律总数311首的一半。杜甫集中最著名的拗体律诗为《白帝城最高楼》,全诗八句,只有第三句的平仄符合规律,其他七句全不符合,且第二句、第四句、第六句还出现了所谓的“下三连”(即“三平调”)。而黄庭坚的名作《题落星寺》,不仅也存在着“下三连”(第六句)的情况,而且全诗八句没有一句是符合平仄规律的,从而成为了唐宋律诗史上一首被称为“大拗大救,气势挺拔”[32]的七律的特例。
苏轼与黄庭坚,其因“宗唐而变唐”所取得的一系列成就,对于北宋诗歌艺术精神与审美特质的形成与确立,以及推动有宋一代诗歌的繁荣与发展等,都是起到了极重要的影响与作用的。但二人因宗唐而使之出现的某些弊端,也是不容忽视的,如存在于苏轼诗集中近三分之一的“次韵诗”(即“和韵诗”),即为其中之一。次韵诗始于中唐元稹(卞孝萱《元稹年谱》)并成为中晚唐诗坛上的一种时尚,经五代、宋初而至苏轼、黄庭坚生活的时期,不仅深为诗人们所喜爱,而且几乎被演变成了一种文字游戏,故时人与后人均对其诟病之。如严羽《沧浪诗话·诗评》就曾指出:“和韵最害人诗,古人酬唱不次韵,此风始盛于元、白、皮、陆,而本朝诸贤乃以此而斗工,遂至往复有八九和者。”[33]所以,从宗唐的角度进行审视,次韵诗之于北宋诗坛,显然是属于一种不和谐的变唐音符的,因之,其受到时人与后人的批评,也就势所必然。
注释:
[1]赵翼《瓯北诗话》卷八,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124页。
[2]严羽《沧浪诗话·诗辩》,《历代诗话》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88页。
[3]关于严羽《沧浪诗话》中的“至东坡、山谷始自出己意以为诗,唐人之风变矣”的认识,学界目前主要存在着两种意见,即“肯定”说与“否定”说,但似均有商兑之必要,其主要者为二:一为“唐人之风变矣”,应是“宗唐而变唐”之“变唐”的另一种说法(“肯定”),而非是“走与唐诗相反之路”的认识(“否定”);二为使“唐人之风变矣”者,非始于苏轼与黄庭坚。
[4]方回《送罗寿可诗序》,陶秋英编选《宋金元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99页—第500页。
[5]《全宋诗》卷五,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71页。
[6]吴之振等《宋诗钞·骑省集钞》,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8页。
[7]《全宋诗》卷一二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408页。
[8]方回《瀛奎律髓》卷四十七,中国书店1990影印本。第19页。
[9]郭绍虞《宋诗话辑佚》卷下,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99页。
[10]《全宋诗》卷六十五,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734页。
[11]“放达”与“纵横”,是宋初诗人林逋对王禹偁的评价之语,出自其《读王黄门诗集》一诗:“放达有唐唯白傅,纵横吾宋是黄州。”
[12]吴之振等《宋诗钞·小畜集钞》,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3页。
[13]《全宋诗》卷五十九,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660页。
[14]关于杜甫诗歌的“以文为诗”即散文化手法的问题,其集中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等五言古诗乃为代表。而且,韩愈诗的“以文为诗”,也是受杜甫《北征》等诗的影响所致。对此,研究者已论之甚夥,故本文此处不对其进行具体讨论。
[15]程千帆、吴新雷《两宋文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32页。
[16]吴之振等《宋诗钞·小畜集钞》,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3页。
[17]《全宋诗》卷二九八,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749页—3750页。
[18]《全宋诗》卷二九○,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658页。
[19]方东树《昭昧詹言》卷十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275页。
[20]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上,《历代诗话》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07页。
[21]欧阳修《六一诗话》,《历代诗话》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67页。
[22]脱脱《宋史》卷四四二《苏舜钦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3081页。
[23]梅尧臣《和永叔澄心堂纸答刘原甫》,《宋诗钞·宛陵诗钞》,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71页。
[24]陈善《扪虱新话》卷一,《苏舜钦集》附录一《诗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235页。
[25]严羽《沧浪诗话·诗辩》,《历代诗话》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88页
[26]严羽《沧浪诗话·诗辩》,《历代诗话》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88页
[27]王辉斌《杜甫研究丛稿》下卷,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版。第125页—第151页。
[28]苏轼《柳氏二外甥求笔迹二首》其一,《苏东坡全集·前集》卷五,北京中国书店1986影印本。第94页。
[29]参见钱锺书《宋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11页。
[30]黄庭坚《答洪驹父书》,陶秋英编选《宋金元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1984年版。第187页—188页。
[31]释惠洪《冷斋夜话》卷一《换骨夺胎》,张伯伟《稀见本宋人诗话四种》(编校),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7页。
[32]程千帆、吴新雷《两宋文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207页。
[33]严羽《沧浪诗话·诗评》,《历代诗话》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99页
(本文原载黄山书社2011年版《宋金元诗通论》第二章一节)
清代诗论家赵翼《瓯北诗话》卷八于“高青邱诗”中曾经这样写道 :“诗至南宋末年,纤薄已极,故元、明两代诗人,又转而学唐。此亦风气循环往复,自然之势也。……高青邱才气超迈,音节响亮,宗派唐人,而自出新意,一涉笔即有博大昌明气象,亦关有明一代文运论者。……其英爽绝人,故学唐而不为唐所囿。后来学唐者:李、何辈袭其声调,而神理索然,则优孟衣冠也;钟、谭等又从一字一句,标举冷僻,以为得味外味,则幽独君之鬼语也。”[1]“高青邱”即元末明初的著名诗人高启。赵翼于这段文字中,虽然意在对高启的“宗派唐人”、“自出新意”之所获进行称颂,但却藉此揭示出了一种值得注意的文学现象,这就是“学唐而不为唐所囿”。即在赵翼看来,高启的宗唐之所以能获得成功,关键就在于他能“学唐而不为唐所囿”,正因此,他才“一涉笔即有博大昌明气象”,他的诗歌也因此而“自有新意”,并“英爽绝人”。而明代诗人如李东阳、何景明、钟惺、谭元春等,由于“学唐而为唐所囿”,即只是一味地机械模仿,缺少变化,所以才或“优孟衣冠”,或作“幽独君之鬼语”。赵翼之所言,实质上涉及到的就是“宗唐而变唐”的文学接受史问题。而“变唐”,则是指借鉴唐诗的创作经验以创作出与其不同的美学风范之诗歌来。
从接受美学的角度言,宋、元、明、清的诗人之于唐诗,几乎都是顶礼膜拜、尊仰有加,并将其待之以学习的典范的。但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诗人对于唐诗的学习,既是各有所获而又是各有所别的。不仅如此,由于文化背景、创作经验、审美趣味等方面的原因,每一时期的诗人于宗唐中的变唐,也是大不相同的。因此,考察与把握自宋以降诗歌的变唐轨迹,以及其因宗唐而形成的鲜明特色,便理所当然地成为了“诗学史研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有宋一代,由于历史的原因而被一分为二,因此表现在诗歌上的变唐之况,也就自然是由北、南两宋所构成。本节重在对北宋诗歌之变唐轨迹略作勾勒。北宋诗歌的变唐,大致说来,主要是经历了三个时期的嬗变,其不仅成就各具而特点各异,并且宋诗的精神也因为此期而得以确立。然而,北宋诗歌的变唐又由于夹杂着某种不和谐的音符,因此而遭到了后人毫不留情的批评。
一、初期:于模仿中初显精神
北宋初期的诗歌创作,虽然受五代诗风的影响较为明显,但更多的则是因诗人们对唐诗尊崇的结果所致。对此,严羽《沧浪诗话·诗辩》已曾记载,其云:“国初之诗,尚沿袭唐人,王黄州学白乐天,杨文公、刘中山学李商隐,盛文肃学韦苏州,欧阳公学韩退之古诗,梅圣俞学唐人平淡处。至东坡、山谷始自出己意以为诗,唐人之风变矣。”[2]这段文字虽然述写了宋初诗人的宗唐之况,但有两点却与史实相出入,其一是将欧阳修、梅尧臣等人归入了“国初之诗”的行列,其二是认为“变唐人之风”者始于苏轼与黄庭坚[3]。就第一点言,严羽的认识显然过于宽泛,原因是欧、梅二人并非为“国初”诗人;以第二点论,宋诗开“变唐人之风”先河者,应始自“学白乐天”的王禹偁,而非为苏轼与黄庭坚。这说明,《沧浪诗话》之所言,乃是具有一定的片面性的。
宋初的诗坛,主要是由“白体、崑体、晚唐体”[4]三者所构成,其中,属于“白体”的诗人有李昉、徐铉、徐锴、王禹偁等人,属于“崑体”的诗人有杨忆、刘筠、宋祁、钱惟演、丁谓等人,属于“晚唐体”的诗人则有九僧、寇准、林逋等人。这三大诗派的全面宗唐,是北宋初期诗坛创作实况的一种真实反映。而其之宗唐,则又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纯粹的模仿唐人唐诗,一是于模仿中渐“变唐人之风”,即于宗唐中渐显宋诗的精神与面目。宋初诗人对唐诗的模仿,从总的方面讲,其主要是表现在形式与技巧方面,且在当时形成了一股创作的潮流。如徐铉《正初答锺郎中见招》:
南斋尽景雪初晴,风拂乔枝待早莺。南省郎官名籍籍,东邻妓女字英英。流年倏忽成往事,春物依稀有早情。新岁相思自过访,不烦虚左远相迎。[5]
作为赠答诗的一种,这首诗遣意空虚,流易有馀,《宋诗钞》于《骑省集钞》中认为“徐铉……诗冶衍遒丽,具元和风律”[6]者,所指即是此类诗。又如杨忆的《无题》一诗:
巫阳归梦隔千峰,辟恶香销翠被浓。桂魄渐亏悉晓月,蕉心不展怨春风。遥山黯黯眉长敛,一水盈盈语未通。漫托鹍弦传恨意,云鬟日夕似飞蓬。[7]
此诗因是以李商隐《无题》(“来是空言去绝踪”)的同韵相拟而成,所以其受李商隐诗的影响乃是甚为明显的。但又由于作者只注意在诗中描摹物态,流连光景,因而诗中不仅内容相当空泛,而且也缺乏李商隐《无题》诗的的真情实感与精丽语句。再如僧文兆的《宿西山精舍》:
西山乘兴宿,静称寂寥心。一径杉松老,三更雨雪深。草堂僧语息,云阁磬声况。未遂长栖此,双峰晓待寻。[8]
方回《瀛奎律髓》卷四十七著录此诗,有“原批”云:“文兆,九僧之三,有宋国初未远唐也,凡此九人诗,皆学贾岛。”九僧诗“皆学贾岛”者,主要是重在推敲字句,而以苦吟为能事,僧文兆的这首诗即属如此,故其乃为一首典型的“贾岛格”(《蔡宽夫诗话》卷下“晚唐诗格”条)。
以上的例说,虽然于各“体”的诗人只有举了一首诗,但宋初三派诗人在技巧方面学唐的真面目,藉此即可窥其大概。这种形式的学唐,其实只是一种有意识的模仿,故其自然是无创获与特点可言。
但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三派诗人中,王禹偁的学唐,不仅以特色特具而自成一格,并且还使得宋诗的精神于此期乃初露端倪。王禹偁学唐,用他自己的话说,虽然是“韩柳文章李杜诗”(《赠朱严》),但最具成就者,则是“本与乐天为后进”(《示儿》)的“宗白”之作。正因此,严羽才于《沧浪诗话》中有“王黄州学白乐天”云云,而《蔡宽夫诗话》则说:“国初沿袭五代之余,士大夫皆宗白乐天诗,故王黄州主盟一时。”[9]其中的“王黄州”,即王禹偁。王禹偁既“学白乐天”,又曾“主盟一时”,则其在“士大夫皆宗白乐天诗”的宋初诗坛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乃是不言而喻的。王禹偁“学白乐天”,虽然为时人与后人所公认,但其却并不为“白体”所囿,而是独出机杼,自面高格,对此,清人贺裳《载酒园诗话》之“虽学白乐天,得其清而不得其俗”云云,即已透出了几分信息。此则表明,王禹偁之于“白体”的学习中 ,乃是渐显其“变唐人之风”的特点的。而事实也正是如此。请看其《村行》一诗:
马穿山径菊初黄,信马悠悠野兴长。万壑有声含晚籁,数峰无语立斜阳。裳梨叶落胭脂色,荞麦花开白雪香。何事吟余忽惆怅,村桥原树似吾乡。[10]
此诗为王禹偁被贬商州团练副使途经商山时所写。全诗虽然是在借写景以抒发作者被贬去国的哀伤,但其所写之景却极具特点,而尤其是“万壑有声含晚籁,数峰无语立斜阳”一联,采用拟人化的手法,写出了“万壑”与“数峰”的精神。而诗人面对山村秋日黄昏瑰丽景色的那种“放达”与“纵横”[11]的心态,亦皆寓其中。因此,被人格化了的自然景物与诗人豁达心态的互为融合,使得这首七言律诗不仅自成风貌,而且特色独具。吴之振《宋诗钞·小畜集钞》于王禹偁小传中认为“元之独开有宋风气”[12]者,这首《村行》便为其最好的例证之一。
而更能体现出王禹偁以学“白体”而“独开有宋风气”者,则是《小畜集》中那些以古体干预社会生活、关注民生疾苦的诗篇,如《对雪示嘉祐》、《畲田词》、《秋霖二首》、《乌啄疮驴歌》、《对雪》、《感流亡》等。王禹偁的这类诗歌,不仅与白居易新乐府诗的讽喻精神大相关联,而且还因艺术上的创新而自成特色,并给稍后的欧阳修等诗人以重要影响。如其代表作《感流亡》诗:
谪居岁云暮,晨起厨无烟。赖有可爱日,悬在南荣边。高舂已数丈,和暖如春天。门临商于路,有客憩檐前。老翁与病妪,头鬓皆皤然。呱呱三儿泣,茕茕一夫鳏。道粮无斗粟,路费无百钱。聚头未有食,颜色颇饥寒。试问何许人,答云家长安。去岁关辅旱,逐熟入穰川。妇死埋异乡,客贫思故园。故园虽孔迩,秦岭隔蓝关。山深号六里,路峻名七盘。襁负且乞丐,冻馁复险艰。唯愁大雪雨,僵死山谷间。我闻斯人语,倚户独长叹。尔为流浪客,我为冗散官。在官无俸禄,奉亲乏甘鲜。因思筮仕来,倏忽过十年。峨冠蠢黔首,旅进长素餐。文翰皆徒尔,放逐固宜然。家贫与亲老,睹尔聊自宽。[13]
这首诗在内容上大致可分为两部分,前半篇主要是写商州灾难时期万民流失的悲惨景象,后半篇则重在写作者对灾区难民惨景的真切感受,以及对当道者的愤然斥责。全诗风格平易,语言朴实,特别是其中散文化手法的运用,显然是受“韩柳文章”与杜甫《北征》等诗[14]的影响所致。而这种散文化手法,则乃开宋诗“以文为诗”之先声。
二、中期:执著而热烈的变唐
在王禹偁“徒蕲州而卒”(1001)的30年后,以欧阳修为盟主的北宋中期诗坛,其宗唐不仅较宋初更为执著与热烈,而且“变唐人之风”的特点也更为鲜明,更具个性与风采。因之,这一时期诗人们反映在变唐方面的贡献,对于确立宋诗的审美特征与艺术精神,以及推动宋诗的繁荣与发展,都是有着极为重要的文学史意义的。大而言之,存在于北宋中期诗歌中的变唐之所获,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是“以文为诗”特征的确立。宋诗的“以文为诗”,是后人用以区别唐诗的一个重要标志。而“以文为诗”,所揭示的虽然是散文化手法的大量运用,但其熔议论与说理于一炉的特质,则又导致了“以议论为诗”的存在,从而使宋诗的面目更为清晰。“以文为诗”作为一种创作法门,自王禹偁开其端后,即广为北宋中期的诗人们所接受并大力发扬,以致成为一种时尚。其中,又以欧阳修之所作所为尤值称道。欧阳修宗唐,主要是向李白、杜甫与韩愈学习,而其学韩者,则又重在以“古文之法”作诗。在唐诗史上,韩愈以“古文之法”作诗,主要是受两个方面的影响所致,其一是杜甫诗歌,其二为名噪当时的“古文运动”,并因此而获得了使“唐诗之一大变”(叶燮《原诗》)的成就。作为“宋学”的开创者之一,欧阳修在仿学韩愈诗歌的同时,既继其后倡导了文学史上的“第二次古文运动”[15],又“承流接响”于王禹偁的“独开有宋风气”[16],而与苏轼“独步千古”(方东树《昭昧詹言》)于北宋的诗坛。欧阳修受韩愈影响以“古文之法”进行诗歌创作,其集(指《宋诗钞·欧阳文忠诗钞》)中的《忆山示圣俞》、《庐山高赠同年刘凝之归南康》、《班班林间鸠寄内》、《镇阳读书》、《鬼车》、《读书》、《答朱寀捕蝗诗》等诗,即皆为这方面的代表。这些诗在体裁上或为五古,或为七古,不仅句式极具变化之势,并且因诸多虚词的运用,使得“其诗如文”,而颇具风采与个性。如《答朱寀捕蝗诗》一诗:
捕蝗之术世所非,欲究此语兴于谁。或云丰凶岁有数,天孽未可人力支。或言蝗多不易捕,驱民入野践其畦。因之奸吏恣贪扰,户到头敛无一遗。蝗灾食苗民自苦,吏虐民苗皆被之。吾嗟此语只知一,不究其本论其皮。驱虽不尽胜养患,昔人固已决不疑。秉蝥投火况旧法,古之去恶犹如斯。既多而捕诚未易,其失安在常由迟。诜诜最说子孙众,为腹所孕多蜫蚔。始生朝亩暮已顷,化一为百无根涯。口含锋刃疾风雨,毒肠不满疑常饥。高原下湿不知数,进退整若随金鼙。嗟兹羽孽物共恶,不知造化其谁尸。大凡万事悉如此,祸当早绝防其微。蝇头出土不急捕,羽翼已就功难施。只惊群飞自天下,不究生子由山陂。官书立法空太峻,吏愚畏罚反自欺。盖藏十不敢申一,上心虽恻何由知。不如宽法择良吏,告蝗不隐捕以时。今苗因捕虽践死,明岁尤免为蝝葘。吾尝捕蝗见其事,较以利害曾深思。官钱二十买一斗,示以明信民争驰。敛微成众在人力,顷刻露积如京坻。乃知孽虫虽甚众,嫉恶苟锐无难为。往时姚崇用此议,诚哉贤相得所宜。因吟君赠广其说,为我持之告采诗。[17]
这首诗在内容上,主要是写作者因“捕蝗”而产生的种种感慨,如对“奸吏恣贪扰”的愤懑,对唐代“贤相”姚崇的称颂,对“蝗灾食苗民自苦”的同情,对“宽法择良吏”的建议等,其所反映的是诗人对社会现实与民间疾苦的高度关注。而其中于“之”、“或”、“斯”等大量虚词的运用,以及自开篇至结束贯穿其中的议论与说理,则使得这首诗成为了一首典型的“古文之法”的代表作。又如《鬼车》之开首:
嘉祐六年秋,九月二十有八日。天愁无光日不出,浮云蔽天众星没。举手向空如抹漆,天昏地黑有一物,不见其形,但闻其声。其初切切凄凄,或高或低,乍似玉女调玉笙,众管参差而不齐。既而咿咿呦呦,若轧若抽,又如百辆江州车,回轮转轴声哑呕。鸣机夜织锦江上,群雁惊起芦花洲。[18]
这是又一种类型的“以文为诗”。在所引录的这18句诗中,或七言,或六言,或五言,或四言,其句式之变化,既参差流宕,又开阖铺张,与流行于当时的“古文”确乎没有多大的区别。所以,清代诗论家方东树在《昭昧詹言》卷十二于“欧阳永叔”的开首乃写道:“欧公作诗,全在用古文章法。”[19]方氏此言,实堪称为欧阳修诗歌的知音。
在北宋中期的诗人中,“用古文章法”从事诗歌创作者,还有苏舜钦、梅尧臣、石介、石延年等人。这些诗人不仅是欧阳修所倡导的“诗歌复古运动”的坚定支持者与艺术实践者,而且还围绕在欧阳修周围进行着种种形式的宗唐,并因此而成为“宋调”的开创者之一。总之,经过欧阳修、苏舜钦、梅尧臣等人的变唐努力,才使得“以诗为文”这一重要的散文化手法,成为了宋诗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其二是异彩纷呈的风格之形成。与唐诗丰富多彩的风格相比,北宋诗歌的风格也是多种多样、异彩纷呈的。导致这种文学现象的形成,主要源自于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是与诗人们的艺术修养、审美趣味等关系密切,其二则为因宗唐而产生的变唐成就所致。这里主要就后者进行讨论。北宋中期诗人的宗唐,由于所选择的师学对象不同,故而其因变唐所呈现出的特点也就各有所别,其中,又尤以风格最具典型性。下面以欧阳修、苏舜钦、梅尧臣三人为例,就其诗歌风格的开成与变唐之关系略作观照。
欧阳修(1007—107年)学习唐人诗歌,如上所言,虽然是以李白、杜甫、韩愈三人为主要师学对象的,但其却以学韩而进入了变唐的最高境界,明人王鏊《震泽长语》卷下之“欧学韩,不觉其为韩也”的评语,即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欧阳修学韩,重在对其“以文为诗”的继承与发展,表现在诗风方面,就是融议论、情韵、意象等于一体,而使之具有平顺畅快的特点,其集中如《明妃曲和王介甫作》、《再和明妃曲》、《洛阳牡丹图》、《寄圣俞》、《吴学士石屏歌》等,即皆为此类风格的代表作。但欧阳修无论是向李白、杜甫、韩愈学习,还是学习唐代的其他诗人,其所学的目的,综而言之,则乃为二:一是欲以之矫正其前及其时的文风,一是欲建立起自己具有个性特征的风格。而在这两个方面,欧阳修都获得了成功,对此,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上乃有所载。其云:“欧阳文忠公诗,始矫‘崑体’,专以气格为主,故言多平易疏畅,律诗意所到处,虽语有不论,亦不复问。”[20]由是而观,可知“专以气格为主”,既为欧阳修宗唐之所求,又乃其 变唐之所获,正因此,其诗才“平易疏畅”。所谓“平易疏畅”,实际上就是指欧阳修诗具有平易自然,明白晓畅的风格特点。
苏舜钦不仅与欧阳修关系密切,而且与梅尧臣齐名,并被清人叶燮在《原诗·外篇》中大加称赞,认为“开宋诗一代之面目者”,乃始于二人。欧阳修《六一诗话》则将二人诗风进行了比较,认为:“圣俞、子美齐名于一时,而二家诗体特异:子美笔力豪俊,以超迈横绝为奇;圣俞覃思精微,以深远闲淡为意,各极其长,虽善论者不能优劣也。”[21]又,《宋史·苏舜钦传》云:“时发愤懑于诗歌,其体豪放,往往惊人。”[22]这就是苏舜钦诗风的基本概况,而此却是与其之宗唐密切相关的。苏舜钦宗唐,梅尧臣《和永叔澄心堂纸答刘原甫》已曾言之,其云:“退之昔负天下才,扫掩众说犹除埃。张籍卢仝斗新怪,最称东野为奇瑰。……石君苏君比卢籍,以我拟郊嗟困摧。”[23]据此诗可知,苏舜钦与石延年二人,都是以“斗新怪”的张籍、卢仝为师学对象的。而张籍与卢仝,乃是属于中唐以韩愈为代表的“险怪诗派”(又称“韩孟诗派”)中的人物,则苏舜钦诗自是与“险怪”不无关系的。由险怪而“超迈横绝”,并“其体豪放”,其中固然与苏舜钦“少慷慨”(《宋史》本传)的性格,以及其“蟠屈龙虵(欧阳修《祭苏子美文》)”的心胸甚为关联,但最关键者则为其变唐之所获。对此,南宋陈善《扪虱新话》卷一已有所载,其云:“韩退之与孟东野为诗友。近欧阳公复得梅圣俞,谓可比肩韩孟……公亦最重苏子美,称为苏梅。子美喜为健句,而梅诗务为清切闲淡之语,公有水谷夜行诗,备述其体。然子美尝曰:‘吾不幸写字人以比周越,作诗人以比尧臣’。”[24]其中的“作诗人以比尧臣”,以及欧阳修谓梅尧臣“可比肩韩孟”云云,即是苏舜钦诗因“险怪”而“超迈横绝”的最有力佐证。即是说,苏舜钦的宗唐,虽然效法与师学的是韩孟诗派,但他在变唐之途上,所选择的却是远“险怪”而近“奔放豪健”,因而才使其诗获得了“超迈横绝”的艺术个性。
梅尧臣是宋诗史上公认的为宋诗开辟道路的重要诗人(《后村诗话前集》卷二)。梅尧臣宗唐,据上引其《和永叔澄心堂纸答刘原甫》之“以我拟郊嗟困摧”诗句,以及陈善《扪虱新话》卷一之所载,知其所宗者亦为以韩愈为代表的“险怪诗派”,如其《余居御桥南夜闻祆鸟鸣效昌黎体》一诗,即为其效法韩愈诗的代表作。但尽管如此,梅尧臣的诗歌风格诚如上引欧阳修《六一诗话》之所言,乃是属于“深远闲淡”的审美范畴的。这一事实表明,梅尧臣的宗唐与苏舜钦一样,即其亦曾远“险怪”而去。而事实也正是如此,因为严羽《沧浪诗话·诗辩》之“梅圣俞学唐人平淡处”[25],已告知了我们这一信息。梅尧臣“学唐人平淡处”,不仅朱弁《风月堂诗话》之“早年专学韦苏州”与陈衍《石遗室诗话》之“用意命笔多本香山”可以佐证,而且其于诗中多次言及“平淡”的举措,亦足以说明之。对此,许总《宋诗史》已言之甚详,兹罢论。
其三是对论诗诗的承传与发展。唐人的论诗诗,以杜甫集中的《戏为六绝句》、《解闷六首》等作最具代表性。由于受杜甫这类诗的影响,北宋中期诗人如欧阳修、石介、苏舜钦、梅尧臣、石延年等,就都不同程度地创作过一些论诗诗,如石介《三豪诗送杜默师雄并序》、欧阳修《水谷夜行寄子美圣俞》、梅尧臣《读邵不疑学士诗卷》等,即皆为当时论诗诗的代表作。其中,又尤以欧阳修的论诗诗最具典型性。仅据《宋诗钞·欧阳文忠诗钞》可知,欧阳修的论诗诗乃有数十首之多,其中如《赠杜默》、《忆山示圣俞》、《圣俞会饮》、《哭曼卿》、《读张李二生文赠石先生》、《水谷夜行寄子美圣俞》、《读蟠桃诗寄子美》、《读徂徕集》、《再和圣俞见答》、《太白戏圣俞》、《和刘原父澄心纸》、《答苏子美离京见寄》等,即皆为时人与后人所称颂者,并给金、元诗人以很大影响。欧阳修的这些论诗诗,虽然是受杜甫同类诗的影响所致,但却又与其有着明显的不同。其具体为:(一)杜甫的论诗诗在体裁方面,主要为七言绝句之类的近体短章,而欧阳修之诗则多以五古、七古而为,且篇幅较大,如《答苏子美离京见寄》一诗,凡52句,纯以赋体写成,散文化手法明显。(二)杜甫的论诗诗之所涉者,是古今诗人并为,而欧阳修所论者几乎全为当时诗人,如杜默、苏舜钦、石介、石延年、梅尧臣、刘原父等,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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