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讲“寓哲于画”，其实自古而然，宗炳“澄怀观道”、“含道映物”，董其昌“以禅喻画”，石涛“吾道一以贯之”，等等，都在试图以山水画这一平面艺术载体来表达一己之情感、社会之文明、自然之运化。“道”就是自然界的总规律，山水画触及到这里，自然就离不开哲学。所以我一直坚定地实践着探求山水画哲学空间的开拓试验。山水画要有适应时代发展并与古人拉开大的距离，这就是一个突破口，这既是古人的薄弱环节，也是最为困难的。

　　艺术与哲学的巧妙结合，可使山水画折射出崇高精神之奥义，最大程度地包含反映人类智慧所能认知的深刻哲理。使人的精神世界得以升华，审美范畴获得拓展。比一般的、惯常思维的山水图式具有更深的更高的文化意义。当然这不是轻而易举的，结合的不好，会使绘画流于标签式的对哲学意念的一种简单译释。从而伤害到平面绘画本体的审美价值。要通过视觉形象来联系哲学思维，传导一定的精神特质，不是强加给观众一堆不知所云干巴巴的哲学概念。而艺术性与精神性的关系，必然是最大限度的相反相成，二者互相矛盾又互相包容，这是达成视觉与精神圆融关系的关键。所以“寓哲于画”的内涵十分丰富，一落实到实践，便有纷繁的头绪要理、无数的事情要做。

　　画家要从“三问”入手展开哲学思维，就是“问天、问史、问我”。问天，问天地造化、问宇宙玄机，探究了解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了解山川、宇宙的发展状态和变化规律。问史，问古问今，问人文世事，更迭变迁、继承发展，也就是要尽可能通晓社会科学范畴的知识，了解人类文明、社会、包括艺术的发展规律。问我，即，清浊排污、澄怀静虑、以利明志。这种内省的自我观照是为了把握一己之个性，明了自己性格、精神、情绪等艺术特质，从而在艺术实践中顺应之、强化之、发扬之。问，是思考的过程，学习前人要问，但问不仅于此，还是疑问、质问、乃至否定的前提，所以，学问——反问——疑问，是进行形而上思维的一般过程，从恭问老师前人是怎么做的，到以自己的眼光反问为什么这么做，到对一切事物的追问疑问，有肯定、有否定，哲学思维的形成和个人独立思考的价值就体现其中了。我敢断言，能将继承与怀疑相反相成者，方能有大创造、大突破!

　　一般画家知道“相辅相成”，搞清“相反相成”的很少。事物矛盾的双方是可以互化、互生的，并非水火不容的，而互相生化的关系要在矛盾双方运动到极端状态才会发生，艺术上的大美才会出现，比如黄宾虹的“干裂秋风、湿含春雨”就是典型例子。寻常的温和的矛盾状态只会表现出一般的、平庸的美感。古人说“执其两端而用中”，矛盾的一方不是尽想着消灭对方。为什么讲和谐社会?要让对方存在，要化相反之力为促进之力。艺术的高层次是和谐的，这种和谐是靠相反的两极在激烈矛盾运动后达到的一种视觉心理的平衡状态，这是中国人讲“中庸”的真义，而不是从来四平八稳不敢犯险的貌似中庸的痴呆状态，而只执其一端，又是偷懒廉价的路数。要向着相反的两端奔跑，在最大的危险境地求得化解和平衡，乃会有至善至美之艺术。这是哲学作用于艺术一例。

　　山水画创作实践的过程非常苦，甘苦自知。我常说“又笨又慢”、“蜗行有痕”、“十年一剑”，就是强调，再高明的理念都得靠艰苦的实践去落实。具体地，在个人修为上，还是“技道两进”，实践中摸索、总结，再思考，再实践。很早在六十年代大学期间读了不少哲学、文化、艺术的书籍，开阔眼界、胸襟，八十年代后，逐渐确立自己的艺术发端，这个“发端”主要倾向就是“以石观化”，也就是通过对大山、巨石的研究和表现，使心中的山石，与人生、社会、历史、万千事物相联系，使小小的顽石具备哲学内涵与道德意识，具有人民性、民族性，与人们的生活生存、精神理想状态相关联。

　　小小的岩石，也有前世今生，也有因果，也包含了宇宙生成演化的奥秘，石的演变，对应的是无穷丰富、变化复杂的客观物质世界和人类文明社会。如果你是一个有一定文化使命感的艺术家，怎能对此视而不见?我的山水画创作实践，正是这么慢慢摸索过来，一方面大量观察研究山石的外在形态以“格物”，把握物质规律，另一方面，时时“观心”内照功夫，借助先哲的光辉思想，以智慧的蒙养，我才敢于放言：“咫尺顽石观大化”。“化”，是大道之化，是指一切事物内在的总规律(道)的运动总和。我敢于提出此点也是基于我数十年与大山巨石的坦诚对话、精神交流，渐悟巨石含万化，笔下小技合于大道，山川汇通于社会、历史、自然。并使这一切实实在在地在作品中体现出来。这可说是我几十年实践的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