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感坝的冬季，与四川其它的地方一样，不太寒冷，但湿气很重。

　　大部分时间里，总是阴沉沉、湿漉漉的。

　　1945年12月22日上午，天气却格外地晴朗。太阳一大早钻出了云层，将温暖的光芒洒满了山坡。

　　突然，让人感觉到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

　　寂静的小村庄，被一阵阵的喧哗声所打破。五十三梯下李氏宗祠和迁校纪念碑的前面，聚集了一帮吃瓜群众，欢歌笑语、兴高采烈。

　　这是武昌艺专的教职工、学生、家属和子弟，或端坐、或站立，正在拍摄“庆祝学校复员大会纪念”的合影。

　　他们中有校董蒋兰圃、徐子珩、张肇铭……;教师熊明谦、蒋治民、杨立光、刘一层……;前边的小孩则是熊明谦的二个儿子唐宅楷、唐小禾和蒋治民的三个女儿。

　　这是一个多么不平凡的日子啊!

　　历经八年抗战的颠沛流离，终于盼到了胜利的这一天。

　　1938年8月，武昌艺专校园横遭日寇飞机的狂轰滥炸，沦为废墟。师生们誓死与敌寇不共戴天，历经千辛万苦，西迁至四川的江津。

　　在徳感坝苦心经营了几年后，他们站稳了脚跟。生活虽然很艰苦，但学校就象一个和睦的大家庭，相亲相爱、风雨同舟。

　　不料，天有不测之风云。

　　1944年3月24日，校长唐义精和西洋画科主任教授唐一禾，在赴重庆出席“全国美术家大会”的途中，不幸舟覆罹难、猝然离世。

　　顿时，武昌艺专失去了主心骨，塌掉了半边天，鬼知道还经历了什么。

　　4月28 日，推举了老校董蒋兰圃担任校长。次年2月，因60多岁的蒋兰圃体弱多病，又推选了唐化夷(原校长唐义精的三弟)任校长。谁知，至当年的7月31日，唐化夷亦因病去世。

　　时乖命蹇、风雨飘摇。

　　徳感坝人心惶惶，学校几乎处在散伙的边缘。

　　就在此紧要的时刻，吃瓜群众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一个人。

　　他是谁呢?

　　这人便是张肇铭。

　　在我们的身边，常常会有这样的人，低调淡定、平和谦虚，只想安静地做个美男子，并不想引人注目。

　　可是一旦遇到危机关头，他们往往能够不惧艰险地挺身而出，力挽狂澜。

　　张肇明就是这样的一种人。

　　其实，他的资格很老，不但是个老司机、也是武昌艺专的开创者之一。

　　他是地道的武汉人，四岁丧父，后由伯父养育。自幼便喜爱艺术，刻章制印、写字作画。

　　18岁入“湖北省立武昌第一师范学校”就读，与年长他5岁、并有共同书画爱好的唐义精成为同窗好友，称兄道弟。

　　1920年他考进“北平国立艺专”，师从王梦白、陈师曾和姚茫父等著名的画家。武昌艺专开办后不久的1923年，应唐义精的邀约担任了国画教员。

　　1926年校董事会改组时，他被聘为校董、并兼任校务委员会的委员。

　　1945年8月6日在江津，经校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的决定，张肇铭被任命为武昌艺专的第四任校长，获教育部的批准并备案。

　　此刻，学校极其困难，举步维艰。而且，还面临着迁回武汉“复校”的繁重任务。

　　张肇铭不负众望、二话没说，勇敢地、坚定地挑起了这副担子。

　　彼时，他年约48岁，中等身材、略显瘦削，大部分头发已经斑白了。新着一件为抗战胜利而做的大衣，衬托得文质彬彬、沉稳大气，一副学者的风范。

　　履新后，立马全面地展开了工作，他砍了“三板斧”。

　　首先，聘任了蒋治民(蒋兰圃之子、留学日本的雕塑家)为教务主任;还邀请了本校毕业的杨立光、刘一层和陈光哲(他们是唐一禾的高足)等人回校，充实了骨干教师的团队。

　　接着，组织了“武昌艺专复员筹备委员会”，委员有张肇铭、蒋兰圃、徐子珩、徐松安、杨锦昱(此5人是校董);另有沈莲池(总务主任)和姚济之(秘书)共计7人，处理复校的事宜。

　　其中，徐松安(接收大员)和杨锦昱(武昌市长)都是政府的官僚，当时并不在江津。张肇铭考虑到需要利用各方面的力量，故将他们缺席列入。

　　尔后，在校本部“李氏宗祠”召开了动员会，公布了“复校”的方案，并称将资助随复校回武汉的四川籍学生完成学业。

　　随着大会胜利地召开，吃瓜群众表示情绪稳定、士气高涨。

　　会后，师生们聚在一起拍摄纪念留影，便是本文开头所呈现的一幕场景。

　　不过，复校的工作千头万绪、说易行难。

　　其一、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火烧屁股的是筹集资金。张肇铭多次带领师生赴重庆办画展、卖画，实在不行便腆着脸皮去找北平艺专的老同学，请求资助或借钱。

　　其二、由于原校址已被毁，他同秘书姚济之多次由江津返汉，为校舍而奔走。当时交通落后，往返一次路途上需耗时约十天半月。

　　最后，终于租定了座落在汉口东五路(现前进五路)的“宁波会馆”为临时校舍，其艰难可想而知。

　　其三、搬迁的组织十分繁杂。此次教职工、学生和家属子弟共230多人，与入川时一样，被分成了三批人马、陆续返汉，前后达一年之久。

　　1946年10月，张肇铭在宁波会馆兴奋地宣布：武昌艺专正式开学了!

　　复校，与建校、西迁一样，是武昌艺专历史上三个最重要的阶段之一，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可以想象，假如没有“复校”，武昌艺专就会在四川当地解散、消失，便没有后来的中原大学艺术学院、中南艺术专科学校和华中师范学院图画系……等等，更不会有现在的湖北美术学院。

　　把武昌艺专的艺术事业，血脉延续、薪火相传，张肇铭作为中流抵柱，理应功标青史。

　　扯了大半天，看官一定会不耐烦了。

　　那么，标题的“筹薪寿”，到底是个什么鬼?

　　原来，复校后并非开门大吉、一帆风顺，而是惨淡经营、难以为继。

　　先说校舍的事。

　　宁波会馆仅租给了部分房舍，远远不够用。

　　张肇铭利用自己与大军阀徐源泉的私人关系，哄给他一个“校董”的虚衔。因此，租用了他在赵家条一幢二层的洋房，号称为“二部”，房租则分文未取。

　　这世上本来就没有所谓的朋友，全靠死皮赖脸。

　　后来，宁波会馆的租约期到了，被赶了出来。又租用了“万国跑马场”(现汉口火车站北面)作为校本部，总算是安定下来。

　　再说差钱的事。

　　张肇铭为了减轻学校的负担，还兼任了武昌斗级营小学的校长，不得不住在小学旁边的一间破平房内。

　　其他的老师亦是如此。如国画教员熊明谦，一边教学、一边还要在市女一中兼美术课，以补贴家用、养活二个小孩。

　　张肇铭使尽洪荒之力，拆东墙补西壁、东挪西借，总是有债主四处找他。

　　为防止意外，学校特别地要阮璞先生(训育主任)跟着他。因阮先生的堂兄时任武汉稽查处的长官，一般黑社会不敢造次。

　　1947年底，眼看临近春节，教师的薪水尚无着落。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张肇铭坐困愁城、进退无门。

　　他灵机一动，想出了一个馊点子。

　　他在汉口三民路最高大上的餐馆“老会宾楼”，面向社会各界，举办庆祝五十大寿的宴席。指望此举可以靠自己的人脉，收受来客红包和卖点画儿，实现渡过年关的小目标。

　　这就是所谓的“筹薪寿”。

　　其实，他的五十岁生日，早在上半年就已经过了。

　　复校的筹薪寿，满满的都是套路。

　　也满满的透露着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