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培江多年来一直对前现代的小小惠村魂牵梦绕，这种迷恋甚至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这是一种典型的都市人心理。在这种心理看来，都市文化最大的问题是心灵的凋敝和人类淳朴本性的丧失。所以，他们一方面适度享用都市的高度物质便利，但在文化价值观上又如此排斥都市中盛行的拜物心理和浮躁、平面、碎片化。对他们而言，都市文化的这些症候是必需要抵制的，否则，他们在都市中寝食难安。而这种抵制的途径是——回到惠村。

　　平心而论，惠村一方面保留有前现代的淳朴与自足，但它的蒙昧也是相伴而生的。而且，惠村的种种淳朴，也不完全是原生的，而是既往的前现代文化系统的产物。杨培江清楚这一点，所以，他所看重的，是惠村文化中那些立足于前现代文化，但又具有普适性，因而具有超越性的因素。这些因素，在他看来，恰恰可以对当下的都市文化有所补足和借鉴。所以，杨培江始终是基于都市文化的立场和需求来看惠村的。他的作品，归根结底是对惠村文化有选择的汲取。

　　从这种出发点来看，同样是都市人画乡村，杨培江比那些仅仅流于采撷异域风情的画家要深刻。后者们的作品，并不在文化层面上深层追问，满足于旅游观光式的观看，捕捉到的是浮光掠影的差异表象，技巧尽可圆俗老到，但难掩精神上的冷灰和贫血。这类肤浅、伪饰的作品，至今已比比皆是，令人发自内心的生厌与抵触。杨培江的作品中，看重的是惠村人原生的、不事伪饰的生命激情和善良、淳朴的天性，以及对大自然的亲近、眷恋、和谐共处。惠村，成为杨培江的塔希堤岛和阿尔小镇。在他的作品中，对这些方面的珍视，与他对于绘画的天生激情与聪慧、以及历经多年磨练的精湛技巧结合了起来。这几方面的结合，让杨培江恣肆狂放地挥洒颜料、纵横笔势，油画、水彩、水墨、综合材料，都被他信手拈来，一挥而就，绘画性在他的画面中得到了很强烈和充分的表达。他炽热的激情和旺盛的精力，在熟练技巧的支撑下，化为丰满的构图、瑰丽的色彩、率性的笔触和丰富的肌理……我们在他画面中的“惠村”里看到了辛勤的劳作与喜悦的收获，看到了粗犷浓郁的情爱与简单质朴的生活，看到了原始激情的直接表达和休养生息的充实自足，会心者对他作品的魅力心领神会，尤其在与都市文化相对比时。

　　杨培江在纵情挥洒时对绘画语言的驾驭能力令人吃惊，那些细节如此野趣横溢、色彩如此明丽动人、造型如此粗犷有力……那种情感的强度和纯度，贯注在他不事雕琢的绘画语言中，似乎这些生机四射的绘画都是在亢奋激情的驱动下一气呵成。其实，杨培江有聪慧的感悟力和精巧的控制力，看似粗放野逸，其实精心构制;不过，他懂得平衡理性与直觉之间的微妙关系，让严谨、精心的构制与即兴、偶发的直觉达成彼此交融的平衡。因此，他的作品看似偏于本能、直觉，其实是将理性思索寓于看似率性的狂放笔触之中，理智地控制他的画面，却没有刻意雕凿的痕迹，一切似乎在情感高度投入的恍惚状态中一挥而就。当然，能达到如此“若不经意”，需要艺术家具有良好的语言天赋和丰富的操作经验。只有如此，才能在反复“推敲”或瞬间“爆发”之中捕捉和传达其无法言传的独特体验与认知。

　　应该注意的一点是：杨培江的作品，虽然大多是在现场写生的基础上完成的， 但无论现场写生还是事后追溯，都加入了大量“一厢情愿”、“先入为主”的自我想象，而且，散发着一种隐晦的神秘主义气息。他画的惠村，其实并不是实存的惠村，而是一个都市人的“蛮梦”之中的惠村。这恰恰是关窍之处——实存的、当下的惠村，也并不是杨培江的理想岛，他心中的惠村，是对大自然充满敬畏和感恩，以及留存前现代的人与自然的交感意识，并褒有淳朴的乡情和自给自足的生态系统，不被当代文化所侵蚀的前现代中国乡村。而实存的惠村，是个即将以及正在被现代化风潮所覆盖和淹没的中国粤东乡村。

　　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使得中国目前依然是农业、工业、后工业社会交错重叠，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的经济收入差距在进一步扩大。但当代都市文化已经在全社会范围内扩散和渗透，包括惠村这样的僻壤。这种文化的核心是消费主义，它具有非强制性特征和对欲求的强大控制力，所以，它可以依靠媒体的传播功能，轻松跨越民族、国家的藩篱，成为全球性的主流、时尚文化。就其对“欲求”与“满足”的控制能力而言，迄今还没有哪一种文化能与之抗衡。那些只能采取观念消费的群体，虽然因为经济条件的限制而没有实际消费能力，但也高度认同消费主义文化。所以，中国目前虽然并未进入消费时代，但却已是一个消费主义文化占主导地位的国家。从这一点来说，惠村文化在面对都市文化时的被同化和征服是早晚的事，杨培江心中的理想岛注定会被淹没，甚至已经面目全非——“原有的富有乡村气息的视像已经消失，一些三四层高的小洋楼正慢慢地向路边靠近，各种商业标语张扬着城市里的快感和兴奋，街上走动的人不多，青壮年都到外面读书和谋生了，除了那些老得不能走出山村的人、那些在惠村还有些许‘产业’可以维持的人，还有那些不谙世事满街乱跑的小孩……”(孙晓枫《真实的虚构》)

　　杨培江自己也越来越清醒而无奈地意识到了这个文化事实，但他的绘画实践在面对这种文化事实时才凸显出其价值。他所以对惠村魂牵梦绕，是因为他对当代都市文化的不认同。他希望通过在惠村的生活和对绘画的纯化，来获得一种不同的文化视角。在这种文化视角的注视和反证下，可以修正和补足当代都市文化的痼疾和疏漏。所以，对他而言：“我庆幸年青时有过这么一段生活，能与自然如此地亲近，通过与这些生活在乡村的社会底层的纯朴村民们亲密接触，我受到了不少的启发。净化心灵的同时，也令我变得不那么斤斤计较，心态更平和、知足”(杨培江自述)。这是一种典型的当代人的“返乡意识”。在这个返乡的过程中，杨培江让老壁凋墙、缺牙漏齿的惠村在文化价值上披红挂彩、容光焕发。对于杨培江充满野趣和根性气息的绘画，我们与他一样惊喜和痴迷于其中。但另一方面，作为当代人，我们应该清醒地意识到，前现代文化毕竟是未经启蒙的，它因其包含着在历史中富有诗意的合理成分，从而在文化价值上有其具有普遍性、永恒性(从而具有超越性)的一面，但它的种种蒙昧也是明显的。所以，它才无法抵御当代全球性主流文化的诱惑与软化。历史一直提醒我们，只有清醒而智慧的文化抵御才可能有效，靠原始野性来支撑，终将是虚弱和不长久的。

　　当下文化的问题，是启蒙未竞，而不是放弃启蒙退回到前现代的往昔。所以，对于前现代文化，应然的态度是：汲取其中可资借鉴和回溯的成分，尤其是把那种生命价值观的合理成分融汇入当代人的潜欲之中，作为内驱力来应对和改良当下文化的种种令人失望的消极因素。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更应该寄托于文明的发展，并以顽强的意志和清明的辨析力来稳步前行，而不是消沉地回溯与逃遁山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