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走乡村、查古建、看实情”的调研活动中，山西省古建筑保护研究所调查组考察了山西境内明、清时期68座牌楼，其中明代牌楼17座，清代牌楼51座。这些牌楼分布在山西境内9个地市中的35个县区中，覆盖了山西省近1/3的县区。各地市调查的牌楼数量为：临汾20座、运城13座、晋城11座、忻州8座、晋中6座、吕梁4座、长治3座、阳泉2座，太原1座。从以上调查数据显示，山西境内南部区域现存牌楼数量多于北部区域。在县区中，调查了沁水县的8座牌楼，沁水现存牌楼数居山西省县区首位。

　　牌楼和牌坊，常被人们通用一体，但严格地说，牌楼与牌坊是有区别的。牌楼是在单排立柱上加设额枋、斗拱等构件，并且施用屋顶的建筑，这种屋顶俗称为“楼”。牌坊是在单排立柱上加额枋等构件，不设屋顶的建筑，这与古代常用坊门表彰人或事有密切的关系。

　　这次考察的17座山西境内明代乡村牌楼，均加设屋顶，是名副其实的牌楼。但是其中仍有 7 座牌楼，在文物普查的资料中把“楼”称为“坊”。像翼城县的石四牌坊、翼城县的木四牌坊、和顺县城中和北街的石牌坊、和顺县城中和北街的木牌坊、永济市的东姚温张氏节孝坊、洪洞县的龙章世显牌坊、交城县的宠承三锡石牌坊等，即此种情况。在实地调查山西境内清代乡村牌楼的工作中，发现有关资料中记载清代牌楼，多数仍以“牌坊”作为称谓。所以本文在引用实例介绍和对比分析的表述中，依旧尊重原始资料的记录，不做改动。

　　一、山西牌楼的分类

　　从牌楼的功能和用途去考察它的类别，可以清晰地比较出山西境内明、清两个不同时期，牌楼发展的趋向性和代表性。

　　功德牌楼

　　功德牌楼，是一种表彰性的建筑，以此表现被表彰者生前的业绩，对其功德进行称颂，突出体现纪念意义，山西境内明、清时期均有功德牌楼出现，但时代特征与表现手法略有不同。

修复前沁水县的丹桂传芳牌楼、青云接武牌(明)

　　山西明代乡村的功德牌楼，数量占据主导地位。笔者考察的17座明代牌楼，其中有10座牌楼属于功德牌楼类型，例如沁水县的丹桂传芳牌楼、青云接武牌楼、曲提牌楼、下韩五牌楼、武安秋闱高捷牌楼等，都是功德牌楼的代表性实例。均分布在沁水县，地域性受到限制。这些牌楼均为石结构建筑，适宜长久留存。山西清代乡村的功德牌楼，笔者在考察中看到11座，占据51座清代乡村牌楼约1/5，虽然数量不多，但是分布县区广泛，运城市的夏县、新绛，临汾市的翼城、襄汾、洪洞，吕梁市的汾阳、交口，晋城市的沁水等均有实例可见，具有一定的区域代表性。山西清代乡村功德牌楼，颂扬的内容有：功德者为民捐粮、送药治病、乡人中榜提名、在朝为官者惩恶扬善、赞颂祖辈高贵品质等。为此，清代乡村功德牌楼大多在石柱上雕刻楹联，用以颂扬功德者生前的业绩与品质，这是清代功德牌楼与明代功德牌楼最明显的区别。

　　过街牌楼

　　和顺县中和北街石牌坊(明)

　　和顺县中和北街木牌坊(明)

　　过街牌楼是一种标志性的建筑。这类牌楼在山西乡村比较多见，它建立于大路起点、十字路口、桥梁的两端，商铺的对面。尤其是跨街而立的牌楼，起到了丰富街景、装饰景观、标明位置的作用，大多以仿木结构的形式出现。山西明代乡村的过街牌楼，多喜用三间四柱三楼和三间四柱五楼这两种结构形式的牌楼，这些牌楼布列在街道上，显得外观比例匀称，造型庄重大方。像和顺县的石牌楼和木牌楼，均设置于和顺县城中和北街，构成了一道亮丽的街景。山西明代乡村有的功德牌楼，也设置于十字街口上，兼具了过街牌楼的功能，例如翼城县的石四牌楼，就采用了这种处理方式。山西清代乡村的过街牌楼，仍然延续了明代的风格，采用三间四柱三楼式的过街楼。清代的过街牌楼，大多设立在乡村的十字街道上，像五寨县的三岔牌楼、河曲县的南元牌楼就是典型实例。清代的过街牌楼也有的设置在小巷之中，为一间二柱一楼式，呈现出小型化的建筑，这是清代过街牌楼的一个特点。

　　节孝牌楼

　　节孝牌楼也称节烈牌楼和贞节牌楼，因为许多此类牌楼是“奉旨”而建，所以又称为“圣旨”牌楼，这是一种纪念性的牌楼。在山西明代乡村就有实例，到了清代广为盛行。

　　山西明代乡村的节孝牌楼，到目前为止，考察的明代牌楼中，仅看到1座为节孝牌楼，所以不能反映山西明代乡村节孝牌楼实际情况。这座节孝牌楼，是永济市的张氏节孝坊，为三间四柱三楼式的结构，牌楼上有“车马出行”“行龙飞凤”“妇女半掩门”等雕刻题材，图案分布匀称、石雕艺术精湛，蕴含着深厚的封建“节”“孝”思想。

　　山西清代乡村的节孝牌楼，是清代牌楼的重要类型之一，它具备了以下特点。第一是现存数量较多，调查的51座清代牌楼，其中节孝牌楼就有32座，占调查总数的63%，可见山西清代乡村修建节孝牌楼相当盛行;第二是结构类型呈现多样化，有一间二柱一楼式、三间四柱三楼式、三间四柱五楼式、砖券门洞式、六柱七楼式、三间四柱无楼式等6种形式，由此显现出山西清代乡村牌楼的辉煌;第三是分布区域广泛，通过初步统计山西现有25县区存在节孝牌楼，这是清代其它类型的牌楼难以相比的。

　　宅院牌楼

　　宅院牌楼，是一种具有象征性意义的建筑，这种形制的牌楼现存数量较少，作为一种个例，具有独特的代表性。

　　山西明代乡村的宅院牌楼，阳城县的郭峪村张好古宅院牌楼(也称为牌楼门)，是山西明代乡村宅院牌楼的一种典例，这种牌楼兼具大门的功能，采用一间二柱一楼式的结构，牌楼上方设置屋顶，细部装饰的闪耀点表现在前后屋檐下构筑的垂莲柱，突出了牌楼外观装饰华丽的效果。

偏关县张氏节孝坊

　　山西清代乡村的宅院牌楼，偏关县的张氏节孝坊，即为宅院牌楼，这座牌楼长11米，宽4米，为砖券门洞式的类型，单檐歇山顶，檐下仿木结构砖雕额枋、斗拱，这种宅院牌楼在山西清代乡村虽然十分少见，但其形制特殊，实为珍贵。

　　寺庙牌楼

　　牌楼建于寺观、庙宇等大型建筑组群的入口处，用于控制寺庙建筑空间，它是建筑组群的前奏，形成庄严、肃穆、幽深的氛围，对主体建筑起着陪衬作用，同时具有导向性的功能。山西明代乡村的寺庙牌楼，目前调查的17座牌楼，未见有寺庙牌楼的实例，需要进一步调查和补充有关资料。

介休市义安镇的太和岩牌楼(清)

　　山西清代乡村的寺庙牌楼，实地调查中，看到实例2座，一座是沁县的关帝庙牌楼，现庙宇已毁，仅存牌楼1座，三间四柱三楼式，歇山顶，为木结构建筑。另外一座是介休市义安镇的太和岩牌楼，是真武庙门前的牌楼，现庙毁仅存牌楼1座，三间四柱三楼式，歇山顶，这座牌楼的建筑特色是用黄、绿、蓝琉璃构件搭套安装而成，它在材料使用与雕饰手法上有着鲜明的地方风格。

　　二、山西牌楼的构成

　　山西境内无论何种类型的牌楼，都是由台基、柱子、夹杆石、抱鼓石、戗柱、额枋、斗拱、屋顶等若干构件组成。

　　牌楼台基砌筑

　　明代牌楼的台基砌筑，台基是牌楼构成的基本要素，山西明代乡村牌楼用砂石砌筑台基，一般使用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露明的台基，多数牌楼采用这种方式。像翼城县的石四牌楼和木四牌楼，就是典型实例。具体做法是牌楼建在4个石砌的五边形台基上，高达0.5至1米。翼城县石四牌楼的台基制作比较讲究，在台基之上又用石条垒砌台座，基座显得十分高大稳固。

　　翼城县石四牌楼(明)

　　翼城县木四牌楼(明)

　　另外一种台基是采取隐蔽的处理方式，严格地说是基础砌筑，不是台基砌筑。这种砌筑方式是在地表之下进行的，在山西明代乡村的牌楼中，这种实例是十分少见。和顺县中和北街的石牌坊，就是一个典型个案，它采用地表之下基础砌筑，使得地面平坦通畅，便于车辆和行人来往。

侯马贾氏节孝坊(清)

　　清代牌楼的台基砌筑，与明代牌楼比较，清代牌楼台基砌筑的方式有了新的改进。山西清代乡村牌楼一般都设置石砌台基，高度为1米左右，像侯马市的贾氏节孝坊，四根柱子分立于长2米，宽2米，高1米的石砌台基上。清代牌楼的台基形式也比较考究，例如介休市的太和岩牌楼、原平市的朱氏牌楼采用的是石砌束腰须弥座，在束腰的部位雕刻了各种人物故事图案。实地调查发现清代砖砌门洞式的牌楼是很少出现台基的，像洪洞县的张氏节孝坊，仅在牌楼下部有石砌的底座，高1米，可见石料作为牌楼底座，增强了牌楼防水防腐的功能。

原平市的朱氏牌楼(清)

　　牌楼柱网排列

　　牌楼是通过柱网排列，形成各种不同结构类型的建筑，可以组合成一间二柱一楼、一间二柱式、三间四柱三楼、三间四柱五楼、三间四柱式、三间四柱一楼、单间券洞式、五间六柱七楼、五间六柱五楼等多种形式。牌楼中所谓的间，是指柱子之间的通道，一般是中间的一间较为宽敞，以方便车马的通行。

　　明代牌楼的柱网排列，明代牌楼呈现出多种柱网排列形式。其中一字形排列的方式，在山西明代乡村的牌楼最为常见。例如阳城县的郭峪村张好古宅院牌楼，是一间二柱式的牌楼，柱为圆形木柱;交城县的宠承三锡石牌楼，为一间二柱一楼式的牌楼，石柱方形，四角抹边。这两个牌楼实例，均采用一字型排列的柱网方式。

　　山西明代乡村牌楼，在柱网排列的形式上有许多新颖成功的实例，是值得关注的。例如翼城的石四牌楼：平面呈方形，面阔、进深均为8米，平面设八根柱子，内圈的四根通柱支撑主楼，石柱为方形抹角，置于台座之上，形成四柱三楼式的牌楼结构。

　　翼城的木四牌楼，同样表现出独特的结构特色，它的八根柱子，分为四组设立在四个平面五边形的基座上，其中四根金柱直达顶层支撑主体构架，四根金柱的四角向外各立一柱，组成了八柱五楼式的牌楼结构。

　　清代牌楼的柱网排列，与明代牌楼相比，清代牌楼柱网排列形式没有明显的变化。它多以一间二柱一楼式的形制出现，这种一字型排列是清代牌楼平面布局的主流形式。例如昔阳县的东寨节烈坊，为一间两柱砖砌牌坊，平面长方形，柱底石质;翼城县的感军牌坊和古暑牌坊，这两座牌坊都是一字形布局，两根方形石柱立于条石砌筑的基座上。

　　山西清代乡村牌楼的柱网排列，除一字型布列方式外，也有其它巧妙的组合形式，像翼城县的感军四明牌坊，牌坊平面方形，四根角柱支撑“井”字形梁架，其上承托抹角梁，坊内顶部形成“八卦藻井”，这样的巧妙构造形成了面阔一间，进深四椽，十字歇山顶的牌楼。

　　闻喜县的郭家庄节孝坊，平面布置别具特色，它是在牌坊次间上发生了变化，平面呈八字形，是明间两根柱子正、背面斜向45°出枋，与两侧次间的各两根边柱组合而成的。

　　牌楼柱子固定

　　为了保证牌楼整体的稳固与安全，山西明、清乡村牌楼在柱子底部采取一些固定结构的措施，为此出现了夹杆石、抱鼓石、戗柱石等稳定牌楼的加固构件。

　　明代牌楼柱子的固定，从调查的11个牌楼实例可以看出，明代牌楼通常采用了3种构件稳固柱子，以此确保牌楼柱子底部的稳定。这些构件既可以单件使用，也可以多件共用，根据实际需求，选择实施。

　　第一种情况是采用夹杆石固定牌楼柱子，沁水县的西文兴丹桂传芳牌楼、西文兴青云接武牌楼、下韩王牌楼、湘峪牌楼、武安秋闱高捷牌楼等，均是采用夹杆石稳固牌楼柱子，这些牌楼形制为一间二柱一楼式，结构简洁，夹杆石的装饰也十分简略，只是在夹杆石上方立一只蹲坐的狮子，具有明显的地域性特点。

　　第二种情况是采用抱鼓石稳定牌楼柱子，这种稳固措施使用在规模较大的牌楼建筑上，例如三间四柱三楼式、三间四柱五楼式等，翼城县的石四牌坊、沁水县的坪上牌楼、和顺县的石牌坊等，就是在柱脚前后设置抱鼓石，用于固定牌楼。

　　第三种情况是多种构件并用，共同固定牌楼柱子，这种措施使用在体型高大的牌楼建筑上，例如和顺县的木牌坊，三间四柱木结构牌坊，这座建筑高达10米，所以在柱子前后施用了戗柱支撑并加设抱鼓石;阳城县的郭峪村陈氏牌楼，在牌楼门内侧设置夹杆石与抱鼓石，抱鼓上雕刻小石狮，牌楼外侧设置1米高的石质须弥座，其上雕刻石蹲狮。

　　清代牌楼柱子的固定，这个时期牌楼依然施用夹杆石、抱鼓石和戗柱固定，三种构件的使用方式灵活多变，不拘一格，都对牌楼柱子的稳定发挥着重要作用。清代牌楼更加注重抱鼓石与夹杆石外观的雕饰。这是清代与明代牌楼的一个显著区别。

　　第一种方式是采取夹杆石固定柱底，戗柱石支撑柱头，这种方式多运用于清代木结构的牌楼当中，像原平市的朱氏牌楼、河曲县南元村的牌楼、沁县的关帝庙牌楼等就是在柱子前后设戗柱支撑，柱底附设夹杆石，组成上下一体的加固措施。

　　第二种方式是仅用抱鼓石固定柱子，这种方式在清代牌楼中普遍使用，像闻喜县的下峪口节孝坊、五寨县的李氏牌坊、翼城县的感军牌坊、永济市的东阳朝黄氏节孝坊、祁县的白圭村王氏节孝坊等均采用此类方法固定柱子，这些牌楼柱子在前后施用抱鼓石的基础上，同时要在抱鼓石的上方雕刻蹲狮，这样做不仅能以壮其观，也可使抱鼓石自重加强，牌楼得以更加稳固。

　　第三种方式是采用夹杆石固定柱子，这是清代牌楼柱子固定最为常用的一种形式，它与抱鼓石比较，相对而言较少雕刻图案，做工简略，这是牌楼施用夹杆石的特点所在。调查中所见实例有洪洞县的笔架庄牌坊、翼城县的北梁牌坊、襄汾县的毛氏节孝坊、汾西县的薛家庄贞节牌坊、翼城县的下石门牌坊、昔阳县的张氏贞节坊、清徐县的贞节牌坊、宁武县的吴家湾王氏节孝坊、这些牌楼形制分别为一间二柱一楼式、四柱三楼式、四柱五楼式、三间四柱五楼式的牌楼，多数牌楼的夹杆石上雕做坐狮。

　　第四种方式是牌楼柱子加固于须弥座内，柱子顶部有戗柱石支撑。例如洪洞县的万安功德坊，为四柱五楼式石牌坊，高约10米。夹杆石为两重须弥座，上设鼓石与石狮，结构形制看上去十分壮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