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温釉下彩”究竟起源于何时何地?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开始了。

不久前，笔者先后拜读了高学训先生的文章《探究高温釉下彩的源头》(原载《收藏快报》总第159期)和欧阳希君先生的文章《再说“高温釉下彩”的源头》(原载《收藏快报》总第231期)，从中颇有受益。

据笔者所知，关于“高温釉下彩”的源头有“起源于浙江瓯窑说”、“起源于长沙窑说”、“起源于邛窑说”、“起源于洪州窑说”。看来要弄清这个问题还需要更长的时间，最有说服力的证据还是要有已有确凿年代的窑址出土实物才行。

“高温釉下彩起源于邛窑说”是对邛窑遗址考察研究长达数十年的老专家陈丽琼女士首先提出的。陈丽琼说：瓷器“由单色的釉下彩向五彩缤纷的彩瓷世界发展”发端于邛窑;邛窑是“中国彩绘瓷的发源地、彩绘瓷的故乡”;她开创了“中国瓷器与科技发展新的里程碑”、“是中国古代陶瓷艺苑中一枝绚丽的奇葩”。

时至今日，笔者根据自身的收藏经验和研究过程，仍然赞同陈女士的观点。

或许，四川邛窑出现的釉下褐色点彩还不算最早的，但是，釉下斑彩和黑、褐、绿三色高温彩绘瓷的出现是最早的。与全国其他出土过釉下彩瓷器的窑址和地区相比较，邛窑出土的釉下褐色点彩瓷器、釉下黑、褐、绿三色高温彩绘瓷器、黄、绿、褐、蓝等数种颜色为基调的高温彩绘瓷器和低温彩绘瓷器以及三彩瓷器品种多，其产生和发展的历程是连贯不断的。持续的时间也最长，有一个清晰的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

如果说出土于四川忠县西晋崖墓的黑彩斑纹青瓷钵和德阳黄浒镇西晋太康元年墓的黑彩斑纹青瓷钵，没有确定其生产窑口，因而不足以为据的话，那么，出土于东晋时期成都青羊宫窑、邛崃固驿窑、灌县金马窑的大量“点黑彩纹”的实物标本，便是不可否定的证据。

陈丽琼女士在邛崃十方堂采集到的南朝笔绘黑彩花草纹盘口四系壶，上用黑彩书有“永”、“元”二字，“永元”系南齐东昏侯萧宝卷(公元499 500年)的年号。

陈女士对成都青羊宫窑、邛崃十方堂窑、灌县金马窑、双流牧马山窑、邛崃固驿窑进行过多次调查，在这些窑址发现了隋朝时期“较多的釉下彩绘纹瓷器”。其在《四川古代陶瓷》一书中写到：“这些窑址都有相同的釉下彩绘纹饰出土，如不标明出土地址，便很难区分它们的窑口”。她在书中概括了四川邛窑隋代釉下彩的特点，即“多在灰白釉、白釉或米黄釉底色上彩绘纹饰，也有在青釉和褐釉底上施以白彩的，多装饰在敛口钵上或碗的内外壁。其纹样有联珠纹，是用小彩点联缀成圆圈形，多以四至七个不等的圆圈组成纹饰，也有大圈套小圈的;早期则多单圈。后期出现双圈及线圈纹组合纹样”。现藏于重庆博物馆的釉下彩斑点纹青瓷高足盘，有用黑彩书写的“仁寿四年”(604年)年款，表明其产生于隋代。

三国、两晋、南北朝是我国瓷器生产空前发展的时期。迄今在江苏、浙江、江西、福建、湖南、四川等地区都发现了这一时期的瓷窑遗址，江南瓷业遍地开花。为隋、唐、五代时期的瓷器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根据《中国陶瓷史》(图四十五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瓷窑遗址分布图)统计：当时，全国有二十六个地方发现了瓷窑遗址，其中浙江地区占了十三个;四川地区占了八个;江苏、山东、福建、江西、湖南五个地区各占一个。在高温釉下彩瓷器盛行的唐代，根据《中国陶瓷史》(图五十三唐代瓷窑遗址分布图)统计：四川有成都、邛崃、新津、灌县四个地方发现瓷窑遗址，而湖南只有衡阳、长沙两个地方有瓷窑遗址。由此可见当时四川瓷业之发达。

日本学者津久井薰先生是2001年“中国邛窑科技考古研讨会”的与会者。他在《从古代四川文化流通路线探讨四川古陶瓷的发展》一文中，这样写到：“逆流上长江，过新奇的三峡，好不容易见到的四川充满了丰富大量的古遗址。而且注意到通过综合考察，唐宋以前的遗址量颇多。”

在中国古代道路交通条件落后的条件下，河道交通是最主要的，而顺水而下与逆水而上，同样的距离，所花的时间相差特大，因而，所需成本，也是相差特大。我查过不少古代文选，了解过李白、杜甫、苏东坡等历史名人，沿长江而上和沿长江而下所用去的时间。四川虽然地处南方，但其独特的地理交通条件，使之成为南北文化的交汇点，巴蜀文化、中原文化和西域文化、南亚、东南亚文化的交汇点。四川有史以来，接受外来文化的途径，基本上是由北方、西方、南方高海拔地区，沿河谷栈道而来或沿江河顺流而下。

津久井薰先生到四川开会有目的地选择了水路。他从上海乘船，沿长江逆流而上，“一日约400公里航行到目的地——三峡万县共2072公里，花了7天6夜”，他断然地“对以邛窑与长沙窑的关系为代表的关于各文化从长江下流逆流而上，影响到古代四川的武断说法提出疑问”;他回忆道：“中国邛窑科技考古研讨会”上“在大家讨论发言中，似乎很多人认为邛窑比其他地区的釉下彩工艺要早”。

笔者以为，关于“高温釉下彩”起源问题的研究尚未结束，讨论还须进行。只有这样，才能促进古陶瓷研究的发展和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