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友人问之二

　　对您影响最大的艺术家？尤其西方艺术家。因为我发现你们这个群体的艺术家，都有很好的西方文化艺术学养和开阔的国际视野，而且也很好地运用了西方艺术的养分进行国画创作的创新发展和创造性转换。

　　对我影响大的艺术家，每个时期是不一样的。当初还在技术层面上的时候，包括本科时对安格尔的素描、伦勃朗的用光等等都非常的崇拜，还有前苏联画家列宾、苏里科夫。我们是在苏式教师培养下成长起来的一辈。70年代中期，还没有更多的绘画参考资料，民间流传的一些素描的照片，如同民间流传的手抄本一样，其中有曾经留苏的南京师范大学的徐明华教授和南京艺术学院的张华清教授，他们在留学期间的习作，我视作圣典，不断临摹，高山仰止。想想也挺可怜的，就那么几张照片。那时候没有其他画册和基础教材。在镇江参加高考时第一次见到戈玮老师，年纪不是很大，一头银发，那气派和气场，不看他的画都服了。上大学之后，第一次见到刘海粟院长，那气魄，也是佩服的五体投地。陈大羽老师因为是齐白石的学生，他的画也是我崇拜的对象。我也特别崇拜我的导师刘汝醴教授，他对我说他的留日和在新四军鲁艺的经历，把我听傻了。我还崇拜对我影响极大的导师温肇桐先生，在南京几十年却没去过中山陵，除了看书就是写书，除了写书还是看书。这些老师的人格魅力是超于其他之上的。上大学时还特别崇拜张道一教授的眼袋，感觉那么大的眼袋装的都是学问，而他在工艺美术研究方面的成就确实让我们这些学生服帖，近四十年后，当我的眼袋好像也能看出点学问的时候，好像还没有赶上张老师当年的水平。

1983年，与刘汝醴教授(左二)在雁汤山。右一是我。

　　我经历的每一个时期对于名家大师有不同的看法和认同，包括对于中国古典名家的认识也完全不一样。一段时间特别喜欢石涛、八大，也非常欣赏新安画派的渐江。渐江的山水结构形式以及线条对我影响较大。但是，我又喜欢黄公望的笔墨。对我来说，这都不是很重要。如果我们这些后学者局限在某一点之上，如果我们局现在对于每一位画家的热衷之上，那他就有可能表现出他的局限性。因此，艺术家广收博取，艺术的融会贯通是非常重要的。

　　在一部艺术发展的历史过程中，一些名家大师对于后代的影响力是各不相同的，有的影响一时，有的影响深远;有的影响当下，有的影响历史;有的生前默默无闻，有的逝去而名声大振。这之中都有很多的实例。像齐白石这位在20世纪中国最著名的画家，曾说过“学我者生，似我者死”，他的提醒和告诫，是明示他不可学。学齐白石得八成像不难，但也就是齐白石二世而已。真正学好齐白石是很难的，正好想学黄宾虹一样。齐白石的实际影响力会影响社会的一些基本的价值判断。

　　我们应该如何吸收前辈的哪些成果，如何继承历史的哪方面的传统，都是摆在每位后学者面前的现实问题，说起来简单。从学习的角度来看，当然首先会遇到一些技术性的问题，包括用笔、用墨、用色以及色彩关系、色调等等，哪怕是构图，都有着鲜明的个人风格，都可能对学习者产生影响。这些来自于个人学养或者个人观察所得来的技术性的问题，包括一些笔法、笔触等等，也正是后来人鉴定某一位前辈艺术大师作品的一些基本的立足点。可是，我们要学习他，如果是一般性的学习，那就可能成为是一种临摹。这种临摹的意义，可能会表现在其他方面，可是，对于自己也想有所创造的艺术家来说，这种临摹只是一个阶段性的过程。当越过了这个过程，经过了这个阶段，走过了这座桥以后，回头还看到那座桥的存在并渐行渐远。虽然那座桥对未来的路途和前程已经没有了意义，因为走过这段路之后，可能就是一马平川，可能需要骑马，可能需要坐车，可能需要另外的工具或另外的方式。因此，每一位画家在自己的艺术发展过程当中都有阶段性的问题。然而，以往的路和桥对于艺术家既是客观的存在，也是非常必要。

　　我们如果仅仅局限于这种存在或者这种影响的话，就会制约其自身的发展，就有可能带来自己发展过程当中的局限性。因此，我们要融合诸家，融合中西融合多种方式，然而，又能坚守自己的取向和趣味，这对于艺术的创造非常的重要。

　　影响有时也是漂移和变化的。40年前，对荷兰画家维米尔没有太多的感觉，一般喜欢而已，可是，现在越来越喜欢，喜欢他的少而精，喜欢他的精致和讲究，喜欢他在一个时代中的出类拔萃，喜欢他在历史的沉寂中焕发出当代的光彩。

　　（“读书·名家·山水·笔墨——答友人问”分四个部分，未完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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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3月，Mr.陈在巴黎卢浮宫，向伟大的维米尔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