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月14日，由湖南省文物局主办、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承办的“2017湖南考古汇报会”在湖南宾馆成功召开。来自全省文物系统业务人员代表、省高校文博专业师生代表、社会公众考古志愿者、新闻媒体记者160余人参加了本次大会。

　　对于湖南考古人来说，“湖南考古汇报会”是每年新年伊始不变的期待，全省上下考古业务人员集聚长沙共襄盛会，交流经验、分享成果、相互学习、碰撞思想，几乎成为大家心目中一个新旧年继往开来的标志。

　　开幕式上，湖南省考古所所长郭伟民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欢迎辞，湖南省文物局副局长王志杰发表讲话，回顾了2017年湖南考古与文物保护工作成果，肯定了在大遗址保护、主动性考古项目申报、基本建设工程考古和在对外考古等特色工作上取得的成绩;同时指出存在的一些问题，特别提出基本建设工程中的文物保护和考古工作仍然是长期业务工作中的重点，并给出新一年的努力方向和工作重心。

　　考古汇报会每年邀请一名业界重量级考古学者做主旨演讲，帮助大家开阔视野，学习提高，今年特邀的嘉宾是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秦大树教授，他为大家带来一场题为《陶瓷考古的理论与实践》的演讲。秦老师通过生动的举例、浅显的讲解，高屋建瓴地带领大家学习了陶瓷考古的相关概念和知识，让大家对陶瓷考古这一专业领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2017的全省的考古业务工作数量众多，很多工作可圈可点，以下列举几例。

　　1.临澧伞顶盖旧石器遗址

　　临澧伞顶盖旧石器遗址是近年湘西北澧水流域发现和发掘的石制品数量最为丰富的中心营地遗址，时代从中更新世晚期延续至晚更新世早期，石器工业具有明显的区域性特点。进一步与这一区域鸡公垱遗址、大圣庙遗址、赤山岛枫树嘴遗址等石工业的对比分析，将能揭示出洞庭盆地这一阶段古人类文化呈现的多样性，有益于更好地认识华南地区古人类的生存适应模式。伞顶盖旧石器遗址及相关遗址的考古发现将能够为我们进一步研究中更新世晚期至晚更新世这个关键阶段的人类文化提供区域个案的重要实物资料。从旧石器早期晚段到中期在澧阳平原已经开始了石器的变革，这个意义在南方旧石器文化里面是走在最前面的。

　　2.泸溪浦市下湾遗址

　　泸溪浦市下湾遗址揭露了一处时代较早(年代上限估计在7000年以前)、延续时间较长(包含新石器时代及多个历史时期文化遗存)、文化内涵丰富、文化特征鲜明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清理了40余座不同时期的墓葬，揭露了一处大型祭祀场所，出土了一大批高庙文化遗物。其中发现的祭祀场的主要特征与洪江高庙遗址类似，但规模却是后者两倍多，应该是高庙文化目前发现最大的一处祭祀场所。而发现的众多代表高庙文化的陶器饰有“太阳”、“神兽”、“神鸟”、“神像”等神秘而又繁褥的装饰图像，这些图像可能是人们为了表达某种意愿进行神灵崇拜的产物。综合考察现已发现的大量烧结面、烧骨、鹿角以及大型祭祀场，下湾遗址很有可能是一处以宗教祭祀为主的重要聚落，它是研究沅水中上游地区环境、聚落、社会及文化变迁的一处重要遗址。其独特的遗迹、遗物及丰富的文化内涵，不仅为文化谱系研究提供关键材料，而且，许多遗存涉及到史前人类意识领域及文明起源等重要内容，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3.澧县孙家岗遗址

　　孙家岗遗址在1991年曾进行过考古发掘，出土众多陶器和玉器，其中包括一对国宝级的透雕龙、凤玉佩，代表了一个时代的高峰，可以说在中原二里头文化崛起的前后阶段，南方实际上有一个相当发达的文化族群。为弄清遗址的更多情况，近年开展了系统调查勘探和考古发掘工作，2016至2017年对整个墓葬区进行大规模发掘取得可喜收获，发掘新石器时代墓葬93座，出土陶器310余件，玉器41件。这一次对孙家岗的发掘解决了两个问题：第一，进一步证明土坑墓里面是出玉器的;第二，这批墓葬的墓地虽然还没有完全揭露出来，但是已经让我们认识到当时的社会形态和社会结构(如墓地的分区、分排、分组)的变迁过程和类型的划分，使我们更加了解了这个时代社会的一些基本情况。

　　4.石门宝塔遗址

　　宝塔遗址是澧水下游地区一处重要的商代遗址。2017年的发掘是对宝塔遗址的大面积(甚至是接近完整地)揭露，已清理出商至宋元时期的灰坑、沟、房子、墓葬等各类遗迹近200处，出土了数量较多的陶瓷器、石器、植物种子等遗物，其时代大体分属于商代、东周、汉晋、宋元四个时期，其中以商代遗存最为丰富。可进一步完善乃至重新构建澧水流域商至西周时期遗存的年代序列，或可为我们重新认识整个环洞庭湖地区同时期遗存的年代树立起一把新的标尺。同时本次出土的各个时期的遗存是石门历史发展的重要物证，其直接折射出曾经的边陲之地不断融入华夏版图的历史过程，对于地方史的构建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可称为是一部“地下的石门通史”。

　　5.常德南坪古墓群

　　2017年在常德南坪墓群抢救性发掘了一批墓葬，时代跨度从汉代、唐、宋一直到明清，主要以汉代的土墩竖穴墓和砖室墓为主，也有少量的唐代砖室墓、宋代石椁墓、土坑竖穴墓以及明清时期的土坑竖穴墓，出土有金、银、铜、玉、陶、滑石、青瓷器等各时期精美文物近700件(套)。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一座东汉墓葬D14M1内前后室过道券拱最高处的楔形砖上发现了浅刻的纪年文字，内容为“延光四年(125)□□造□□大吉”，资料十分珍贵，对本地区乃至整个湖南的东汉墓葬的分期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参考价值。

　　2017年湖南的陶瓷考古工作是重点，衡阳大浦汉晋窑址、湘阴岳州窑、望城铜官窑等窑址都有重要发现，其中汉晋窑址的收获尤丰。

　　6.衡阳大浦洋塘山汉晋窑址及墓葬

　　此次抢救性发掘取得了重要的考古收获，首次在湘江中游发现了年代衔接、演变序列清楚的汉晋龙窑，其中有3座窑址为目前湖南所发现的最为完整的汉晋时期龙窑;汉代印纹硬陶窑址的发现不仅为大浦机场汉代墓葬出土的硬陶找到了窑场，更是为湘江中游地区大量印纹硬陶的产地提供了线索;汉晋时期龙窑和马蹄形窑的发现对了解大浦汉晋窑场的空间布局、分工等具有重要意义。

　　7.湘阴岳州窑

　　在2017年的主动发掘中，首次明确的发现了东汉时期岳州窑的窑炉，解决了长期以来对岳州窑东汉时期窑炉形制的疑惑。岳州窑青竹寺窑址(东汉早期-孙吴时期)和百梅窑址(东汉中晚期-孙吴西晋时期)的产品在时代上有差别，揭示了早期青瓷的发展阶段，为岳州窑的分期和深入研究奠定基础，也为探讨长江中游地区青瓷起源与长江下游地区青瓷工艺的技术交流等重大课题提供了崭新的材料。岳州窑的发现，再次证明湘江下游确实是早期青瓷的起源地之一。

　　汉晋窑址发现的意义在于：1.首次在湘江流域发现两种不同的汉晋青瓷类型——岳州窑类型和大浦窑类型，代表着湘江中游和下游不同的青瓷起源模式，再次证明湘江下游是技术最为成熟的早期青瓷的起源地之一;2.首次在湘江中游发现了年代衔接、演变序列清楚的汉晋龙窑，窑炉形态特征接近，又各具特色，显示出早期青瓷起源阶段窑炉形态仍处于探索阶段;3.大浦窑和岳州窑龙窑均为半地穴式龙窑，其构筑技术相似，为了解汉晋时期长江中游地区的筑窑技术及其渊源提供了材料。

　　文物科技保护工作在这几年持续发力，成果显著，科技已融入到考古工作和文物保护工作的方方面面。RTK测绘、无人机航拍、三维数字建模、碳十四测年等科技手段的应用已成为田野考古和室内研究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近年来，三维建模技术越来越多的被广泛应用于考古领域，基于此技术，我们尝试对遗址和器物进行可视化记录展示，并对遗址工地进行可视化三维模型复原等开展课题研究，收到了阶段性成果;在实际应用上，我们成功通过Agisoft Photoscan软件进行三维建模绘制了常德南坪古墓群唐代砖室墓线划图，并通过三维建模导出的该墓墓室各墓壁、甬道各壁、棺床、地砖等正射影像上分别进行编号实现了低成本、低难度和准确度高的墓葬拆除搬迁;在运用科技手段服务于文物保护的工作中，我们惊喜连连：以我所科技考古中心为主的一批科研人员组成的青铜文物修复小组通过采用科技手段对残损文物进行分析和病害调查、建立基础档案、进行保护修复处理、编写保护修复档案的流程，已完成青铜文物修复共计199件;完成常德市馆藏青铜文物保护修复方案、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藏青铜文物保护修复方案、娄底双峰县文物局馆藏青铜文物保护修复方案等方案的编写。

　　2017年我们的文化遗产保护、水下考古、援外考古以及公众考古工作同样做得有声有色。考古工作不仅是调查、勘探、发掘和研究，也是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基本建设中的抢救性发掘本身就是一种文物保护。各类规划和方案的编制也都是本着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的原则来做的。同时，我们不断将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和行动贯穿于整个工作和学术研究中，公众考古工作即是一个体现。任何一处遗存的发现必然反映当地的一段历史和文明，这完全应该也有必要让当地民众了解他们的历史和文化，唤醒他们对自己家乡文化遗产的保护。基于这个目的，我们多次在考古工地组织了各类公众考古活动，通过讲座、参观和动手体验等方式，让普通大众了解考古的意义和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性，而我们历年的考古汇报会也坚持面向公众开放，让考古工作的成果真正为大众所了解和共享。

　　(文章来源：湖南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