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考古学：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早期青铜时代》中文版终于由三联书店出版了。展开这部汇集较全面资料、综述以往研究、凝聚中西合璧的两位作者最新思考的中国史前通史，读者可以沉浸于考古学家最引以为豪的“长时段”叙事中，穿越对塑造“我们的中国”最重要的万年时光。

　　作者以对中国史前和三代考古学发展历程的痛快梳理开篇，点明古史重建和民族认同构筑一直是中国考古学情之所钟，剑指民族主义和历史学附庸两个痼疾，奠定了全书的叙事基调。越来越多的考古资料表明，新旧石器时代转折之际发生的巨变是动植物的驯化和定居生活的形成相互交织的复杂而漫长的过程，并非柴尔德提出的“农业革命”那样迅猛而果决。书中对转折期基本考古材料有教科书式的权威而清晰的描述，对演变的动因则有前沿的理论思考。采集者和集食者概念的运用，定居的考古学证据的深究，对学者提出的“积累者”追求财富和威望的“野心”的讨论，都会引发对这一重要转折更细腻而深入的思考。

　　作者分早、中、晚三期讨论了中国新石器时代五千年的发展历程。以雕龙之技，在海量资料中撷取精粹，融汇西方理论和方法，从经济基础、聚落形态、墓葬和礼仪等方面分区纵览各主要考古学文化的演变，追踪社会复杂化的不同轨迹。

　　以“低水平食物生产的广谱生业策略”概括新石器早期的生业形态，反映了近来将农业和最初的动植物驯化与食物生产区分开来的研究趋势。对定居方式的多样性和食物类型的广谱性的充分揭示，刷新了对该时期经济形态特殊性的认识，贾湖和兴隆洼等文化表现出的社会分化和丰富仪式活动有了更切实的物质依托。

　　以与早期同样的篇幅展开对异彩纷呈的中期的叙述，不得不删繁就简。红山文化的玉器没有露脸，轰动一时的崧泽文化东山村墓地未被提及。迫不得已的简略或许不会严重影响对这个苏秉琦描绘为“满天星斗”的灿烂时代的感知，但以千年为叙事时段模糊了公元前3300年前后这个重要的转折点。实际上，在这本书中以“社会不平等的出现”命名的2000年中，史前社会并非匀速前进。公元前4000年至3300年之间，各主要文化区发生了跨越式的发展，而在最后的约300年中，发生了红山、庙底沟和凌家滩的衰落以及由之引发的人群移动和社会动荡整合。此外，因为对“客观”的考古学立场的坚守，作者虽然提及“中国相互作用圈”、跨区域的交流和“大范围内某些共同信仰的形成”，但似乎并不想触及“最初的中国”这样的敏感话题，也没有深究这个中国史前社会灿烂的发展期是否如张光直所说“启动了持续千年的有力程序”，对后来的早期国家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

　　对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叙述地理空间广大，涉及新疆、西藏和云南等周边地区。因篇幅所限，不得不做同样的删减。山东龙山文化是这个时代的主角，但相关内容简略至极。此外，这1000年中的跌宕起伏同样没有得到展现。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沿用了良渚文化结束于公元前2000年的传统观点。因此，良渚之衰落先于陶寺和龙山文化，以王油坊类型为代表的龙山文化南下至良渚腹地这些重要事件都湮没不彰，直接影响到对二里头文化兴起的解读。为了避免依据文献记载重构古史之嫌，作者对陶寺与尧的联系持否定态度，但也谈及公元前2000年前后气候变化引发的自然灾害可能是大禹治水的传说真实的背景。关于良渚和陶寺是否为国家，作者采取的同样是保守的态度。

　　被多数中国考古学者认定为夏和早商的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岗文化获得了以“中原地区早期国家的形成”为名单独成章的待遇。两位作者是成果丰硕的伊洛聚落考古项目的主持者，对二里头-二里岗获取铜、盐资源也有出色的研究，写来自是酣畅淋漓。作者试图以“社会考古学方法”替代“古典进化论方法”，并消解“满天星斗”的诗意，但被列为该方法核心内容的华维翰的聚落四等级说也好，叶菲等关于国家和文明的讨论也好，用之论证于良渚和陶寺已修成“国家”正果也未尝不可。其实，二里头-二里岗超越前辈的最耀眼的“国家”范儿不是多了一两个聚落层级，而是居中独大的优势地位和放眼天下的资源控制和礼制传播，或作者所言“地域国家霸权统治下贡赋系统”的形成。这更主要的是指张光直所说的“政治革命”的成果，是《禹贡》表达的规划九州的宏大政治构想的形成和实践。如此独特的国家形成道路，如此清晰的与早期文献政治理念的联系，应该足以吸引我们尝试一下以夏商的视角观照二里头-二里岗，严肃思考是否应该在文献中获得灵感，构建“中国学派”的国家起源概念体系。

　　对公元前两千纪早期周边地区青铜文化的全景式综述，充分展示了作者的国际视野，为中原地区的社会演进提供了横跨欧亚的辽阔背景。这样的视角近来似乎正成为解读中国早期国家起源的主流，“青铜时代世界体系”和“东亚青铜潮”日渐风行。伟大文明的诞生都是不同文化相互激荡的结果，中国文明自不例外。但如果把中国早期国家的出现理解为西来青铜浪潮引发的“裂变”，甚至是西风肃杀，落木萧萧中的挣扎，则失之千里。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中原地区早期国家是这个所谓“世界体系”中最灿烂的成果，而且大至政治理想蓝图和权力表达方式，小至绿松石镶嵌技法，都可以在虽衰犹荣的陶寺和龙山等文化中找到“榜样”。正如本书结语中指出的，这些外来因素如何被纳入本土的社会政治和精神观念系统是更需要关注的问题。

　　在最近一次关于“最初的中国”的网络直播讨论中，有学者质疑考古学到底为认识中国古史贡献了什么新知识。我相信，这部令人肃然起敬的著作提供了最好的答案：唯有从考古资料中才能获得我们的文明孕育生成时期的“质感”，唯有深入的考古学研究，才能开辟古史记载的鸿蒙混沌。

　　向这部著作致敬的最好方式，是“叩之以大者”，期待黄钟大吕之回鸣。(作者：李新伟，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研究员)

　　(文章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