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失去敬爱的导师袁运甫先生之际，我内心的隐痛、惋惜与珍重实是难以言表。而当我们追思和回顾袁运甫先生的艺术人生及其心路历程时，面对大量留存下来的实物、文献及事件和话语，都清晰地显现了这样一个事实;在20世纪中后期至本世纪初期的中国美术和教育领域，袁运甫先生的艺术成就、社会贡献和诸多方面的理论观念，都闪烁着耀眼的光彩，呈现着多维度的艺术与文化的宝贵价值。

　　一个艺术家和从事艺术教育的学者，他行走的多远，多高以及他对社会的贡献和影响多大，均会以他行进的姿态、历程、境界和成果而告诉今人与后人。在我们今天带着哀思和敬仰之心去观望袁先生的艺术人生时，会有许多宝贵与重要的精神与艺术财富需要梳理和继承。以我有限的认知能力认为，袁运甫先生一生的艺术实践和社会贡献或许主要体现在这样几个大的方面：

　　其一：袁运甫先生具有在艺术形式及文化气质“创化”上独到的探索性与开拓性：这在袁先生于20世纪50年代晚期至70年代中期的水粉画和彩墨画的写生与创作中尤为清晰可见。在其水粉画艺术的对象、色彩、构图所呈现的艺术风格和文化气质中所呈现的，并非西方或俄罗斯画派于19世纪中晚期以来形成的艺术样式和审美经验，而是来自他自身对于本土文化及现实生活体验下的鲜活写照和自觉的艺术探索和创化，并昭示和开启了20世纪下半叶中国水粉及色彩绘画的民族性与现代性之新的艺术气象。他的早期的彩墨人物绘画的线条与光色的平面化结合，显现出他对中国绘画传统美学与现代艺术精神的自然结合和自我的拓展。

　　其二，在20世纪50年代—90年代，袁运甫先生与一批中央工艺美院的前辈艺术家的实践而形成中国重要的“装饰”艺术学派，但此装饰艺术并非承袭法国20世纪初的装饰艺术运动及理念，而是以此为名目，决意奉行中国艺术形式语言及其美学观念的现代化探索，从而在绘画、雕塑、工艺美术、设计艺术等方面进行本土艺术形态的现代性实践，并使之与现代社会及日常生活需求，以及与国际间的现代艺术文化的对话相对应，从而进行了从观念到形式及材质方面的艺术革新与创造。这些，我们从袁先生在60年代至90年代中期的绘画和多门类的艺术设计中可以得到较为集中而多纬度的认知与感受。这些，均在在中国现代的装饰艺术、设计艺术和纯艺术之间，创化出了融合中西和古今的新的中国艺术面貌与气派。

　　其三，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直至本世纪初，袁运甫先生在率先推动中国公共艺术及城市文化景观美学与社会推广方面具有重大的成就和贡献，努力倡导艺术为广大民众和社会公共文化生活服务，为国家和城市艺术文化的发展服务。他在众多而重要中国大都市公共空间的艺术创作与实施项目中身体力行，以其广博而跨界的艺术修养、卓越的艺术才智和强劲的创作能力，独立或率领团队进行国内及国际的公共艺术创作及传播事业，并在上世纪90 年代率先开启“公共艺术理论与发展研究”方向的博士生培养之路，而后又相继培养了公共艺术领域之理论与实践并举的多位青年高级人才。为引领中国高等教育中的公共艺术学科及其理论的建立与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其四，袁运甫先生承前继后，大力提倡和实践其“大美术”的艺术与文化主张。他无论在美术视野和艺术观念上，一贯主张和积极倡导跨专业、跨门类及跨学科的整体性、包容性的美术及其教育的理念，并由于他善于吸收古今中外艺术的优秀遗产，勇于包容和运化中西美术发展中的探索性经验及开放的艺术思想，从而在他的绘画、装饰艺术、设计和公共艺术等领域——均以兼收并蓄的姿态和开放包容的胸襟予以吐纳与融会，并使之贯彻在艺术实践、学科融通、人才培养和面向现代世界艺术文化之广阔领域的探索之中。

　　而今我们真切地认识到：袁先生对于艺术前辈的尊敬与谦卑，对于青年后学的栽培与提携，对于国家、社会和个体的艺术创造及教育事业的奋勇与忘我——都是袁先生为我们学生、为清华美院并为当代中国美术事业留下的一笔永久而弥足珍贵的精神遗产。吾师虽去，德艺永存。让我真诚的道一声：向袁运甫先生及其卓越而非凡的艺术人生致以崇高的致敬!

　　2018 年元月于北京

　　(作者系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博士，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