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博物馆馆藏瓷器精品中有一件十分珍贵的棒槌瓶(图1)，器高49.6厘米，口径13.4厘米，底径11厘米。

　　瓷瓶形制较为高大奇特，整体上(口、颈、肩)圆下方，撇口，长束颈，形似喇叭。丰厚的圆肩只有狭窄的弧面延展，便硬折演变为长方腹。腹壁四面形如丰满的美人肩截面一般。腹体四面上宽下窄，内外复层。方宽足，平砂底(图6)，中间有一施釉凹方，三行竖刻“大清康熙年制”六字楷款。

　　在清代康熙年间，棒槌瓶是非常流行的一种器型。无论是青花、五彩，还是三彩，该种造型的瓷器都不乏少见。因为形似洗衣的棒槌，所以称“棒槌瓶”。最常见的形制有洗口、直颈、筒腹、圈足者，有口沿外侈、束颈、溜肩、筒腹、圆尖足者，也有撇口、短颈、平肩折成四腹、方形宽足的方棒槌瓶。雍正以后，棒槌瓶已经很少烧制，清末、民国时期有不少仿制器。图1所示棒槌瓶，即为光绪年间景德镇烧制的仿康熙古器。其瓷胎质洁白缜密，胎体厚重，形制奇特，釉彩浓艳，虽不可与康熙时五彩精品同日而语，但与同期乃至清末民国其他阶段笨重、粗糙的五彩仿品相比，绝对算得上是精工典范。虽为仿古之作，烧成于景德镇瓷业生产江河日下之时，但论其制作、装饰工艺及美术价值，仍属弥足珍贵。

　　该棒槌瓶的造型与康熙时的方棒槌瓶大体一致。所不同者，其颈长，其肩为圆弧面;更有大不同者，长方腹为内外复层。外壁四面在八个倭角大开光中采用镂雕(空)、堆塑和彩绘相结合的手法，装饰出八个玲珑剔透、院宇深沉的《西厢记》人物故事场景，细致精巧，可远观之，可近触之，可玩味红、黄、紫、绿之像，可神游梵宫深院之思。

　　这种造型设计精心独运，绝非一般的“艺匠”所能担当。必须要有非常高的审美意趣，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相当高的领悟，对所表现的艺术题材非常熟悉并有正确的理解，才能做得如此完美：方腹只有如此长，才能展布《西厢记》中八个最动人的场面;腹长，必然要求颈长，这样才能在整体上求得瓶体各部分大小、长短比例协调，在视觉上瓶颈、瓶腹上下相配。实际上该瓶就达到了这种效果。其肩不是平肩而设计成圆弧面，这样硬折转成方腹后，腹壁与圆溜的弧面镶接处的折线便成了一道美丽的弧线圆拱，方中有圆，圆中有方，不仅去除了硬折产生的生硬、尖锐、呆板的不良视觉效应，且与中国人传统的“天圆地方”的空间思维逻辑极其吻合。而该棒槌瓶所要表达的题材——《西厢记》故事正是需要这样的空间场景。正是这道弧线，配合形似舞台的开光黄边线，极力增强了开光内场景的纵深感。唯其如此，整个瓶体外观才显得稳重而又轻灵，端庄而又玲珑。腹壁与腹壁镶接线，以及各面腹壁与肩弧面镶接弧线，皆施以白釉，形成连环相通的白带箍，不仅遮去了接痕，使整个瓶体形如天然一体，而且发挥了划分视觉单元的醒目标志作用。长方腹为内外复层，也是为了表现腹壁镂雕场景纵深感、真实感的需要。如果无内层，四面透亮，镂雕的场景就会如薄墙花漏一般，这边望到那边，一眼望穿，满眼只是逆眼的光洞，精美的镂雕场景就会变作重叠混乱的杠杠阴影，整个瓷瓶的外观体象就会显得轻佻虚弱、空洞浅薄，人见之，即厌之，谁还会去赏之玩之?

　　光绪年间景德镇的瓷匠仍能够制作出如此精美的五彩瓷品，是与其深厚博大的陶瓷文化积淀分不开的。元、明之际，因缘历史风云际会，中华各制瓷名窑的瓷艺汇聚景德镇，奠定了景德镇“瓷都”的地位。至清代中期，中华各行各业手工技艺精华又都“聚于陶之一工”，如清代朱琰所说：“于是乎戗金、镂银、琢石、髹漆、螺甸、竹木、匏蠡诸作，无不以陶为之，仿效而肖。近代一技之工，如陆之刚治玉，吕爱山治金，朱碧山治银，鲍天成治犀，赵良璧治锡，王小溪治玛瑙，蒋抱云治铜，濮仲谦雕竹，姜千里螺甸，杨埙倭漆，今皆聚于陶之一工。”在这样的背景下，景德镇的瓷艺巨匠融会贯通各艺精奥，刮垢磨光修成“七巧玲珑心”，烧制出了转心瓶、转颈瓶之类造型繁缛、工艺难度极大的作品。中国瓷器造型工艺至此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光绪年间，景德镇的瓷业从整体上来说已成颓势，但有着深厚陶瓷文化积淀的瓷艺仍在简陋的作坊中薪火相传，艺术瓷的烧制技艺仍在缓慢进步。所以清末的景德镇仍能出产这样的精品，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从瓷瓶的装饰工艺来看，此件方棒槌瓶也具有极高的美术价值。

　　瓷瓶采用镂雕、堆饰与五彩相结合的装饰方法，成功地将《西厢记》中八个重要的故事场面塑造得栩栩如生，极富立体舞台艺术效果。

　　瓷瓶撇口外沿饰连环回纹一圈，以下颈面以雕、堆手法饰西厢记主要人物张君瑞(花衫青帽者)及其垂髫书童脚踏祥云之像(见图1)，衬以镂空石纹，展示出这位西洛望族子弟汲汲云程的形象，突出了《西厢记》才子佳人题材的装饰主题，起到了艺术瓷瓶所要表现题材的序幕作用。方腹四壁各饰上、下两个倭角开光，内中所饰八个故事场景分别是：1、西洛望族子弟张生在上朝取应途中路经河中府时，携书童游玩普救寺，寺中住持法本长老的座下弟子法聪在寺院山门外虬松之下接引张生主仆场景(见图2上，可定图名为“客中遣闷叩禅扃”);2、张生在寺院观赏梵宫楼台之际，邂逅暂寄寓寺中的前朝崔相国之女崔莺莺(图中绿衣红裙、手持越罗扇者)及侍女红娘(立莺莺之前、与张生答言者)(见图2下，可定图名为“邂逅‘南海水观音’”);3、张生见了“有倾国倾城之容、西子太真之颜”的崔莺莺之后，将其视为“南海水月观音”，再也不能忘怀，从此“情沾了肺腑，意惹了肝肠”，再也无心经史典籍， 一心只在回味“乍相逢”时莺莺的“娇模样”，“只索手抵着牙儿慢慢地想”(见图3上，可定图名“多情惹下漫天闷”);4、张生打听到每天深夜莺莺都会在西厢花园内烧香追荐亡父，为了再“饱看”一回蟾宫娉婷倩影，在两廊僧众睡去、夜深人静之时，潜伏在花园太湖石畔墙角处，待莺莺出来时，步月吟诗升情，莺莺隔墙依韵酬和。张生突然撞出相揖，莺莺惊慌失措急忙回避(见图3下，可定图名为“灵犀已通还回避”);5、郑夫人(莺莺之母)背负婚约之后，张生依红娘之计，用琴声打动了莺莺。莺莺订下西厢月底幽会佳期，张生如期翻墙赴约(见图4上，可定图名为“月底逾墙玉人来”);6、张生翻墙赴约反遭抢白后，相思之疾“症候”更重往昔。莺莺令红娘送药方，在药方之中暗藏“九里山”，再订佳期，张生看破，兴奋无比，“一日十二时，无一刻放下小姐”，“情思昏昏眼倦开，梦魂飞入楚阳台”(见图4下，可定图名为“梦魂飞入楚阳台”);7、郑夫人闻听到莺莺与张生幽会之事后，拷问诘责红娘。红娘力劝夫人成就好事(见图5上，可定图名为“淹润红娘堪担待”);8、新婚燕尔，张生又要踏上万里云程前进路，长亭送别，又是一番千叮咛、万嘱咐(见图5下，可定图名为“人生最苦是别离”)。

　　以上八个场景通过雕塑、镂空的胎装饰艺术手法，着意营造了故事发生地点逼真的空间意境;用堆塑手法集中塑造了《西厢记》中三个主要人物(张生、莺莺、红娘)的活动;再以五彩大红大绿的浓艳色彩铺张，配以开光外装饰——田字深绿地和淡黄的倭角开光边线陪衬，简直使人有身临正在表演的民间戏台之前的感觉。整个瓷瓶制作精巧，形象逼真，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

　　五彩使用的色料非常丰富，用色深浅十分得体。矾红彩绘云朵、服饰、蝙蝠(位于瓶肩圆弧面四角);古黄填绘云朵、衣服、花漏、台阶;用不透明的珠明料(黑色)彩绘堆贴人物的发髻、青帽、眉毛;透明的古紫填绘柳树树干和虬松的盘曲树干、云朵、院脊屋瓦、花漏，乃至台级、山石纹路等配景;淡水绿色的水绿彩绘瓶颈面天空;透明淡蓝色的古翠彩绘太湖石(深)和院墙(浅);透明黄绿的古绿彩绘柳树嫩枝碎叶;古大绿的用处较多，服装、云彩、花漏、山石纹路、虬松松针皆用之。红黄绿紫的云彩及浓艳的人物衣着特别耀人眼目。大红大绿的人物服饰清新鲜明，与民间舞台戏服特别的吻合，十分写实。

　　早在明代万历年间，已有采用镂雕的胎装饰手法烧制的精品五彩器。康熙年间景德镇瓷匠将青花与镂空相结合，创制出赏心悦目的青花玲珑瓷。至清末，这种综合装饰思路的瓷艺已算不上有何新颖之处。然而，该方瓶通过镂雕和五彩工艺的结合营造了民间非常熟悉的舞台意境，用以展现民间日常娱乐的精神生活风貌，确为其难能可贵之处。

　　其次，方瓶所饰九幅图景中，开光内八景为一个戏曲故事连续性的情节画面，这个特点是该瓶艺术价值的另一个亮点。在长沙西汉马王堆的漆棺上，已出现《羊骑鹤》、《土伯吃蛇》的连续画面;河南洛阳烧勾出土的西汉陶井栏版上，也塑有《土伯吃蛇》图像。这说明，早在西汉，中国的冥葬器物上已经有了使用连续性的故事图像装饰物品的艺术。六朝的宗教造像中，也出现了连续性人物故事情节的高浮雕。然而正如我们现在看到的事实一样，彩饰陶瓷古器以人物故事图饰的不少，但大多都是单幅故事图面，或者是不相关联的多幅画面，一器之上饰有连续性完整故事图面的古器极为罕见。这件特别的方瓶在光绪年间产生，可能受到清末连环画报开始流行的影响。从这个方面来分析，该瓶则具有非同小可的美术价值。

　　五彩是明嘉靖、万历时期官窑在成化斗彩工艺的基础上创烧的新品彩绘瓷。因常用红、绿、黄、蓝、赭五色釉上彩饰，所以称此种彩绘瓷器为“五彩”。在生产实践中，五彩系列的瓷品并非一概固定使用这五料彩绘。沿至清初，已经有十多种彩料使用于该种彩绘工艺，如紫彩、釉上蓝彩、黑彩、金彩等。每一具体的器物上，也没有要求一定用五色。早期五彩多为青花五彩，即釉下青花作为一种底彩，再与釉上多色彩饰相结合的综合装饰瓷艺，形如中国古籍印刷术中的套色印刷工艺。

　　康熙时期，景德镇发明了釉上蓝彩和黑彩，从此形成了真正的釉上五彩。此时的五彩较之明代五彩更加瑰丽多姿，特别是鲜艳夺目的金彩广泛使用后，中国的五彩工艺进入了最辉煌的岁月。其纹饰以花鸟虫鱼蜂蝶为常见，人物故事最为生动传神(见图7康熙五彩刀马人物盘、图8之1、2康熙五彩十二月花卉杯)，常具工笔重彩的艺术效果。画风受明末陈洪绶(老莲)的影响，画面线条清圆细劲，故又称“康硬”、“硬彩”。

　　德国海德堡博物馆馆长符可斯在《中国风》一书中写道：“中国瓷器对罗可可风格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这种评价是非常中肯的。十七八世纪的法国上流贵族中，弥漫着及时行乐的思想，上流社会一味追求享乐、刺激。他们主导时尚，影响了整个社会风气。在这种背景下，满足他们艳欲生活的装饰艺术——罗可可艺术诞生了。中国瓷器玲珑剔透、穷妍极巧的诱人造型，浓艳繁缛的装饰味，自然、清新、雅致、不拘一格的艺术气韵，给予这种家居装饰风格的艺术不少启发。装饰味十分浓厚的五彩瓷对罗可可风格影响最大，它的浓艳色彩与欧洲贵族们追求奢华的意绪十分合拍，尤为上流社会欣赏。

　　时至今日，五彩精品瓷已不多见，人们要全瞻它的“辉煌”似乎只有将记忆退回到遥远的过去而将目光转移到域外空间，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幸，我们还能见到江西省博物馆的这件五彩镂雕方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