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6日，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秘书处致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正式推荐“良渚古城遗址”作为2019年世界文化遗产申报项目。距离“良渚”两字首次出现在考古领域，已经过去了80多年。80年前，“良渚”如何从一个小镇的地名成为遗址名称乃至史前文化的一个类型?

　　1936年，杭州古荡老和山在建造杭州第一公墓时，出土了一些石器。这引起了当时一些考古学家的注意。当年5月底，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和吴越史地研究会合作对遗址进行试掘。据文献记载，当时试掘开探坑3个，仅获石器6件、陶片3块，另采集石器10余件。后来，这次试掘被认为是“江浙地区第一次与良渚文化相关的田野考古发掘”。虽然此次考古仅持续了一天时间，但这可以看做是良渚遗址发现的开端。

　　当时参与古荡发掘的西湖博物馆工作人员施昕更，在接触到出土石器后，“感到很熟悉”。他意识到“家乡良渚镇屡有出土的石器应与古荡有某种内在的关联”。次日，施昕更回到其家乡良渚搜集文物。“除了石铲之外，意外的又得到许多不同形式的石器”。这一年7月，他第二次再赴良渚调查，并在枯竭的池底，拣到“不少”石器。同年11月，施昕更第三次赴良渚，在“良渚镇附近棋盘坟的一个干涸池底，偶然发现一二片黑色有光的陶片”。

　　西湖博物馆当时对此非常重视。馆方依照当时颁布的《文物保存法》第八条规定，呈请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取得采掘执照。1936年末、1937年3月，施昕更先后三次代表西湖博物馆对棋盘坟、横圩里、茅庵前、古京坟、荀山东麓以及长明桥钟家村等六处遗址进行试掘。

　　此次发掘出土了大批黑陶和石器，同时经调查“发现了以良渚镇为中心的十余处遗址”。此后，施昕更据本次发掘完成了《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

　　报告记录了遗址发现经过、各遗址底层堆积情况、出土遗物、年代与文化性质分析以及编写报告过程。同时，该报告对以“良渚”作为遗址的定名也做了说明。报告这样写道：“最新的考古报告都以地名为名……我也来仿效一下，遗址因为都在杭县良渚镇附近，名之良渚，也颇适当……所以决定采用这二个字，有名实兼收之妙。”

　　不过由于日寇入侵，该报告的印刷、出版“经历了许多患难困苦的历程”。《良渚文化》记载，“杭州失守后，《良渚》报告在杭印刷的字版及锌制图版，在形势危急中均无法携出，在随同西湖博物馆迁徙流亡途中，施昕更以满腔的热情和惊人的意志，重新整理旧稿，经馆长董聿茂先生奔走，得到浙江省教育厅经费支助，至1938年终由上海中国科学公司印刷出版”。

　　但因当时条件所限，考古学者并未采取“良渚文化”的说法。即便是发现者施昕更也认为，良渚遗址与山东的龙山文化属同一文化体系。

　　1949年后，随着江浙一带的诸多文物在考古发掘中出土，有学者逐渐意识到良渚当属独立的文化体系。

　　1957年，考古学家夏鼐在《浙江新石器时代文物图象》的序言中指出，良渚等遗址出土的遗物有其独有特色。两年后，1959年，在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文物考古队队长会议上，夏鼐提出了“太湖沿岸和杭州湾的良渚文化”这一说法。

　　此后，相关考古不断进行。1987年，浙江余杭瑶山发现良渚祭坛和贵族墓地;2007年，良渚古城的发现和确认，标志着良渚遗址进入都邑考古新阶段;2009年—2012年发现和确认良渚古城外郭城;2009年—2015年发现和确认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而这些都被列在此次“良渚古城遗址”申遗的范围之内。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宁远曾对媒体表示，良渚遗址拥有水利系统、分等级墓葬、祭坛、以玉器为代表的礼器，遗存类型丰富、遗址格局完整，成为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实证。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刘斌此前也曾表示，目前主流的国际学术界已经因良渚的发现，接受了中国有五千多年文明史的观点。

　　据悉，良渚申遗结果将于2019年出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