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摹五代水月观音图轴 张大千

　　本报记者 梁腾

　　张大千是20世纪中国画坛的艺术巨匠，在国内外都具有典型性与影响力。为全面呈现他的艺术成就，1月16日，由中国国家博物馆、四川博物院和荣宝斋联合主办的“张大千艺术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幕。

　　张大千(1899—1983)出生于四川省内江县，早年从母与兄习画，后拜海上画坛曾熙、李瑞清为师学习书画诗文。他饱览了众多名家收藏，遍学明清文人高士画风，尤崇尚石涛。他聪慧过人，过目不忘，早年就具备了深厚的传统文人绘画功力。为得魏晋唐宋艺术之真谛，张大千于1941年远赴敦煌，克服困难，历时三载临摹敦煌壁画，这对他后来的艺术成就起到了尤为重要的作用。此后，张大千大量收藏五代宋元绘画名迹，并临摹其精华，对董源、巨然、王蒙等古代绘画大师的艺术特征了如指掌。20世纪50年代后，张大千旅居印度、美欧，广泛接触西方艺术，博采中西艺术之长，以中国传统泼墨为基础，开创出以泼墨、泼彩为主要艺术语言的绘画风格。

　　“张大千艺术展”是“中国国家博物馆20世纪名家系列展”的重要项目之一。此次“张大千艺术展”共计展出100余件(套)作品，以“集古得新”“临摹敦煌”“大风堂收藏”“大千师友”“大千用印”五个单元系统展示了张大千一生的创作历程。展览既展出张大千不同时期的代表作，如《龙泉寺检书图》《华山云海图》和《临晚唐劳度叉斗圣变》等，也展出他收藏的陈洪绶的《右军笼鹅图》、石涛的《长安雪霁图》等重要的古代绘画藏品。通过此次展览，可以让观众对张大千的艺术道路有更为全面的认识，进而理解其在20世纪中国艺坛的重要地位。

　　其中，张大千临摹敦煌的这段经历对他的艺术创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1941年至1943年，张大千在敦煌共临摹作品276件，我们该如何认识在敦煌期间的张大千?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常沙娜在展览开幕现场，向记者深情讲述了其父常书鸿与张大千的交游以及张大千敦煌临画背后的故事。

　　美术文化周刊：此次张大千的展览相对系统地呈现了他各时期的作品，特别是临摹敦煌的作品，您认为有什么意义?

　　常沙娜：张大千先生的展览有特殊的纪念意义。每每回忆起敦煌岁月，我都非常激动。现在国家也常提铭记历史、不忘初心，所以能看到国家博物馆举办张大千先生的作品展，我认为非常有意义。

　　张大千先生在敦煌时，我年纪还很小，并没有见到他。但我经常听到父亲讲张大千先生，也通过父亲的自传《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了解了他们那一辈人的敦煌情怀。我父亲常书鸿1943年到敦煌，把他的后半生都奉献给了敦煌，他和张大千先生很熟，相互了解，而且关系密切。张大千先生于1941年到1943年间在敦煌待了整整两年七个月，临摹了无数作品。我在敦煌时经常看到、听到有关张大千先生的成就。这次我来看张大千先生的展览作品，发现他临摹过的东西有一些我也曾临摹过，也深有同感。

　　美术文化周刊：据您了解，张大千在敦煌期间有过什么有趣的故事?

　　常沙娜：我听父亲讲，他们对敦煌的艺术品进行整理保护时发现，张大千先生在短短的时间内，一方面临摹研究，一方面对文物进行编号，大千先生把莫高窟的窟号也做了一次编号。所以直到现在敦煌莫高窟的编号共有三种：一种是张大千先生编制的，叫系;第二种是法国考古学家希伯和到敦煌去之后搞的一套编号;第三种是在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时，我父亲制定的一套比较全面的编号，那也是后来一直沿用至今的编号。

　　大千先生和我父亲聊天时告诫父亲：“你要在敦煌莫高窟待下去的话，你就得下定决心，绝不离开，要长期在那里坚持下去!”大千先生离开敦煌前曾悄悄给我父亲一纸条，他说，等我走了，你再看。

　　张大千先生走后，父亲如约拿出纸条看了以后很高兴。张大千先生给的纸条上都写的、画的什么呢?其实就是一个蘑菇的形状!因为那时候生活非常艰苦，没有菜、没有食品，张大千先生悄悄指示父亲：“我已经发现，你只要顺着这个路道走，你就可以发现有蘑菇，你拿着蘑菇作为珍品来吃。”我父亲看了以后很高兴，就按照他指点的路子，果然找到了几个蘑菇的生长点，后来这也成了一个被人津津乐道的故事。

　　《美术文化周刊》：在敦煌期间，张大千临摹的作品有什么特点，有什么是令您印象深刻的?

　　常沙娜：张大千先生是一位真正的画家，热爱艺术、善于临摹，他过去已经是一位很有名的国画大家了，后来他抽出时间在敦煌研究临习，说明他对敦煌莫高窟的重视。后来我父亲在看了他临摹的上百件作品后，总结了三种临摹的方式：一个是客观临摹，就是把现在破损的、开裂的、剥落的壁画都要如实的临摹下来。第二种是整理临摹，就是把那些不完整但旁边还有色调和线条的壁画整理出来，并将其绘制完整。第三种就是张大千先生的临摹方式，即复原临摹。他有一种观念，就是现在看来壁画上氧化了的黑色部分，原来肯定是红色的，所以后来你们看他的临摹作品，大部分都是红的和绿的。石青、石绿、大红，这样的色调又成为了张大千特殊的色调，成就了其复原临摹的方式。

　　张大千在离开敦煌以后，又创作了很多带有敦煌风格的作品，以此来改进他的人物绘画，勾线、用线、开脸表现得特别精细，特别好。今天我看展览有的作品已经画得很完整，有的看来还没有来得及勾线，但是被四川博物院完整地保存了下来，这已经成为国家的宝藏，我觉得非常珍贵。

　　《美术文化周刊》：您觉得这次张大千的展览能够为艺术的传承带来什么样的启示?

　　常沙娜：这次的展览有些出乎我意料，我没想到能把张大千先生的作品从四川博物院带到这里展览，让大家都能看到并了解上世纪老一辈艺术家的勤奋，他们对传统的不断学习，不断创新。铭记历史，不忘初心，让年青一代知道我们的历史是这么走过来的。我现在也不断地思考，如何根据我的特点把敦煌的艺术文化弘扬开来。我采用的是另外一种形式，把图案运用到现代的生活用品，比如工艺品景泰蓝、丝绸、头巾等，我已经把敦煌的图案作为一个专题来进行研究。虽然我现在已经87岁了，但是我还行，我手不抖，视力也尚可，所以按照我父亲常讲的，就是张大千先生提示他是“无期徒刑”，他说这是生命不息、跋涉不止。所以我现在依然是按照这个精神来推广，能干一天是一天，为了弘扬我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艺术，为了我们后代能辈辈传承。我希望通过像这样的展览的不同形式来树立文化的自信，促进文化的推广、发展和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