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读高学训先生《探究高温釉下彩的源头》(《收藏快报》总第159期)，不点名对我的《高温铜红釉起源再探》一文提出了否定意见，认为高温釉下彩源头在江西洪州窑。我认为进行有益的研讨是必要的，特弊宋模敫魑环郊疑倘丁 笔者曾力排众议，提出“高温铜红釉”为四川邛窑首创。2006年春节CCTV民间赛宝节目中，一件貌不惊人的邛窑小水盂，在3万余件艺术品中脱颖而出，获铜奖。其价值就是高温铜红釉，专家点评曰：“因为这件作品的出现，它的生产时间早于唐代，因而打破了我国高温釉下彩绘(铜红釉)是唐代长沙窑创烧的传统说法，证实最早的高温釉下彩绘始于邛窑。”——该文提及此事，也恰好证明笔者观点获得社会普遍承认。

　　我的《高温铜红釉起源再探》一文，是探讨“高温铜红釉”起源，而不是高温釉下彩的起源问题，与釉上或釉下无关。关于釉下彩之争，应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事了，与“高温铜红釉”无涉。所以该文认为：“我国首创高温釉下彩的窑口，既非邛窑，亦非长沙窑，而是始创于东汉、鼎盛于六朝，延烧至晚唐，历经近千年的江西洪州窑。”与我文章所讨论的不是一回事。因为笔者从来不曾说高温釉下彩起源于邛窑，仅论证了高温铜红釉的源头是邛窑。上世纪八十年代早有文章列举事实否定了长沙窑首创釉下彩，这已为学界所接受。

　　那么，我国首创高温釉下彩的窑口是不是江西洪州窑?显然不是!

　　江西洪州窑已经发掘，江西境内原先是未见三国时期的瓷窑遗址。1992年在罗湖地区以外的曲江镇、尚庄镇、同田乡、石滩乡、河洲乡共发现窑址29处，其中有2处烧造年代可至东汉晚期，其余的从西晋至最晚的唐至五代。从窑址所属地理与行政区划看，可作为洪州窑的前身。窑址(乌龟山)确出土过西晋晚期青瓷点彩器。但问题是它是否属釉下?叶哲民最新著作《中国陶瓷史》已说明：“西晋晚期还出现一种褐斑青瓷的装饰方法……据有人分析，就是使用当地出产的一种含铁较多的‘紫金土’，点彩在青釉上然后烧制而成。”因此可知这类点彩是在青釉上。

　　浙江瓯窑西晋后期开始使用褐彩(金柏东：《瓯窑探略》，《中国古陶瓷研究》第3辑，紫禁城出版社1990年)。在浙江全省及以江苏、镇江为中心的苏南和安徽广大地区发掘了大量六朝墓，出土了众多青瓷器，部分施以褐色彩绘。就时代而言，从西晋晚期开始流行，以东晋较为普遍。这时期加彩的手法主要为点彩，少数也用笔彩绘或书写文字。这些点绘褐彩极大部分为釉上，偶见釉下彩。《文物》1988年6期金柏东《温州出土东晋、南朝褐彩青瓷》一文介绍多件浙江温州出土的褐彩青瓷。其中，1986年浙江永嘉县罗溪夏甓山东晋窑址出土青瓷砚一件，残余半块，足底褐书“文苑山者”铭，字迹熨帖于胎骨，四字中部分漏釉部分呈干涩的朱红色，罩釉的呈有光泽的黑褐色，可确定为釉下彩。

　　先不讨论洪州窑青釉点彩瓷是釉上或釉下的问题，看一下早于西晋的真正釉下彩绘瓷。1983年江苏南京雨花台区长岗村发现一处六朝墓葬群，其中时代为吴末至晋初的五号墓随葬的青瓷釉下彩带盖盘口壶(图1)等瓷器，堪称珍品。同墓出土的3件青瓷直筒罐与吴天册元年(275年)墓出土的同类器物极为相似。该壶通高32.1、口径12.6、腹径31.2、底径13.6厘米。圆弧形盖，盘口，束颈，圆鼓腹，平底。瓷胎白中略灰，通体褐色彩绘纹饰，施青黄色釉。盖纽作回首鸟形。上腹有一周贴塑，由4个铺首、2尊佛像、2个双首连体鸟形系组成，排列整齐，间隔有序。它的出土证明我国早在三国时期就已具备烧造釉下彩瓷的先进工艺(易家胜：《南京出土的六朝早期青瓷釉下彩盘口壶》，《文物》1988年6期)。这是一件得到公认的釉下彩瓷，该壶在胎体上精细的描绘了一幅“羽化生仙图”(图1线图)，画面与贴塑融为一体，构成一幅充满神秘色彩的“升仙”场景，为研究我国三国至晋初时期的瓷绘艺术提供了惟一的实物资料。如此细腻生动而繁缛的画面不可能施釉后绘制，画面线条清晰、不晕散。可见这件三国东吴釉下彩绘“羽化生仙”纹盖罐要早于作为“源头”的所谓洪州窑西晋晚期“高温釉下点彩”器皿。

　　如果说南京雨花台区长岗村青瓷釉下彩带盖盘口壶仅为孤例，证据不是很充分，那么张浦生发表于2000年的《关于中国古代彩瓷研究问题》、2003年《关于中国古代彩瓷研究的几个问题》等文章也可以作为佐证。1999年张浦生在南京偶然发现了一件东吴至西晋初淡青釉彩绘云龙纹残盘，经上海博物馆热释光测试距今1600-1700年，后又经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做切片化验，证实彩绘系为氧化铁着色，为釉下彩绘。

　　2004年《中国文物报》头版又报道了南京出土多件有地层年代可循的釉下彩绘瓷。次年5期《文物》杂志刊《南京发现的孙吴釉下彩绘瓷器及相关问题》详实说明了2002年7月、12月及2004年4月先后在南京多处地点共出土釉下彩绘双领罐(图2)和盘口壶(图3)各一件(复原)和30多件釉下彩绘残片(图4)，并附多幅彩图，可清晰观察这几件釉下彩作品，以断面和釉面看，黑彩完全被罩在釉下，烧造温度也较高，标本的瓷化也充分，决不会再让人有“釉中彩”的感观。

　　近读2006年12月出版的内部交流刊物《长沙窑研究》创刊号，有覃小惕先生《再谈高温铜红釉的源头》一文，再次强调长沙窑是“高温铜红釉的源头”。覃文曰：“确实，邛崃窑有高温铜红彩瓷器，今年春节前后中央电视台的赛宝节目里将一个邛崃窑的高温铜红彩水盂还评上了奖。其实欧阳希君先生有所不知，不仅邛崃窑，而且在河南鲁山窑、巩县窑里都发现过高温铜红彩器物或瓷片，这说明唐朝时出现高温铜红彩的现象比较普遍，不过，多数人认为那种状况偶然性较大。而长沙窑里出现的通体高温铜红釉和高温铜红作彩和高温铜绿为线等器物，则表明长沙窑的窑工们已完全掌握了烧制高温铜红釉技术的器物，因为没有掌握烧制高温铜红釉技术是不可能烧成那些东西的。”笔者以为，既然有那么多唐代窑场烧“高温铜红釉”，硬要说长沙窑是“高温铜红釉”的源头能成立吗?其他早于长沙窑的铜红釉不是源头，是偶然，而晚于邛窑的长沙窑就不是偶然，而是一开始就“熟练掌握”铜红釉工艺?而且笔者读过全国古窑址调查报告(简报)、发掘报告(简报)，从来未曾听说唐代河南鲁山窑(唐中期-元)、巩县窑(隋-晚唐)唐代有高温铜红釉瓷器。

　　古代冶铜工场很多，但与瓷器烧造没有联系。覃先生指出：“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楚国便在此设立冶铜工场……铜官的百姓和工匠们对铜冶金熔铸技术非常熟悉，这些知识通过工匠们一代一代的传授……到了唐朝，有人在铜官创烧长沙窑，那些知识便派上了用场。”这恐怕有些牵强附会。试想一下，春秋冶铜工匠(只有少数技术人才，而非“铜官的百姓”)的技术，能在不冶铜的时代“相隔万年”代代相传吗?

　　覃文说：“咱们玩的是收藏，而非科学研究”，又说“‘寻觅高温铜红釉的源头’的课题从开始到发表，我花了近七、八年”。但他也未找出“源头”之佐证，更不见推翻“生产时间早于唐代，因而打破了我国高温釉下彩绘(铜红釉)是唐代长沙窑创烧的传统说法，证实最早的高温釉下彩绘始于邛窑”的文献与实物证据。其实，这类的文献与实物证据不少，有心寻找，应该是不难找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