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素习当时流传比较广泛的今文《尚书》，但他“年十岁则诵古文”[1](P3293)，且撰作《史记》时曾说“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不离古文者近是”[1](P46)，又曾从孔安国问《尚书》故，理应对孔氏《古文尚书》学颇多了解。孔安国兼通《尚书》今、古文学，故司马迁亦应兼习《尚书》今、古文学。此点可以从《史记》述《尚书》兼采今、古文可知。司马迁以治《古文尚书》学为主，班固言其述《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縢》诸篇，均用古文说。但司马迁《史记》引《尧典》、《禹贡》、《皋陶谟》等亦兼取今文说。此外，司马迁撰作三代史事多取《书序》为说，还博采与《尚书》有关的经纪、经传，如《五帝德》、《帝系姓》、《尚书大传》、《尚书集世》等，以之作为经文的补充。台湾学者洪安全认为“《史记》是一部很好的《尚书传》，一部今存较早的《尚书传》”[2](P117)，其说虽有以偏概全之嫌，但详细考之，亦不无道理。今尝试系统考述司马迁之《尚书》学。

　　1司马迁《尚书》学之承传

　　司马迁兼通《尚书》今、古文学。其学多源，一说来源于伏生今文学，一说来自于司马氏家学，一说来自孔安国，一说来自贾嘉，一说来自董仲舒。

　　司马迁曾从孔安国问《尚书》故，故司马迁《尚书》学来自孔安国最为信实。《汉书·儒林传》说：“孔氏有《古文尚书》，孔安国以今文字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盖《尚书》兹多于是矣。遭巫蛊，未立于学官。安国为谏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马迁亦从安国问故。迁书载《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縢》诸篇，多古文说。”[3](P3607)《经典释文序录》亦说：“以授都尉朝，司马迁亦从安国问故，迁书多古文说。”[4](P66)孔安国先为今文《尚书》学博士，转任谏大夫后，始以《古文尚书》学私家授徒。司马迁从孔安国问故，当在孔氏以《古文尚书》学私家授徒之际，故司马迁所问应以《古文尚书》学为主。孔安国既兼通今、古文，授《古文尚书》于司马迁时，“以今文证古文，并举旁资，其势决然”[5](P687)。司马迁以著《史记》为使命，而《尚书》为早期史官所记上古之政史，司马迁在其《太史公自序》中对《尚书》性质认定已有表述，他说：“《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书》以道事。”[1](P3297)于司马迁而言，其着意处当在《尚书》之资料的摘取，不会刻意去区分今、古文，故言其从孔安国问故，应今、古文之《尚书》学兼而收之。且当时今、古文之争还未兴起，学者间当不会扬此抑彼，司马迁更应如此。

　　除受自孔安国外，司马迁《尚书》学有受自董仲舒的可能性。《汉书·儒林传》：“董仲舒通五经，能持论，善属文。”[3](P3617)通五经，说明董氏应通《尚书》之学。《太史公自序》：“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1](P3297)说明司马迁亦曾从董仲舒问故。董仲舒或以《尚书》义授司马迁。亦有受自贾谊之孙贾嘉的可能性。《屈原贾生传》说：“贾嘉最好学，世其家，与余通书。”[1](P2503)贾嘉与孔安国齐名，且与司马迁友善，贾嘉曾世其家学，而其祖父贾谊善《诗》、《书》，曾以《书》义谏高祖。《史记·儒林传》又说：“鲁周霸、孔安国，雒阳贾嘉，颇能言《尚书》事。”[1](P3125)无论是受自家学，还是受自伏生，贾嘉能言《尚书》学无疑，司马迁或尝从贾嘉问故，贾嘉以《尚书》义相授。更有受自其父司马谈的可能性。《太史公自序》说：“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先人有言：‘……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本《诗》《书》《礼》《乐》之际?’……小子何敢让焉。……余闻之先人曰：‘……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1](P3295-3296)司马谈亟称《书》于撰史之重要，或曾以《尚书》之学授司马迁。

　　程元敏在其《尚书学史》中说：“汉文、景、武世，《尚书》学立官者唯今文学，故无论司马谈、董仲舒、贾嘉，即孔安国，时亦皆治《书》今文，故马迁从所习者亦今文无疑。”[5](P686)此说尚有可商榷处，贾谊、司马谈、董仲舒皆汉初著名学者，三者均有传习《古文尚书》学的可能性，除伏生、孔氏《尚书》外，在民间或有传自先秦时期的《尚书》，如河间献王藏书中就有《古文尚书》。武帝朝，《尚书》家并未着意于今、古文之分，盖学者多兼而习之，司马迁亦然。司马迁《尚书》学，虽兼通今、古文，但其学却未能下传。司马迁毕生心血，用于继承家学著史，虽其兼习《尚书》今、古文学，但似曾不遑授徒，其《尚书》学及身而绝。当然，后汉弘农杨氏有《尚书》家学，其学或有来源西汉司马迁的可能性，司马迁之重外孙杨宝治《尚书》学，师承不明，或曾受司马迁《尚书》学影响。

　　2《史记》称引《尚书》研究

　　(一)《史记》引用《尚书》体例问题

　　《史记》称引《尚书》，体例有多种形式，前人多有探究，如古国顺的《史记迻录尚书原文例》、易宁的《史记殷本纪释尚书高宗肜日考论》、黄盛雄的《史记引尚书文考释》等。《尚书》之文，最是古奥难通，司马迁取其经文，作为撰著四代的史料，若不将《尚书》原文改为当时易晓的文字，则卒难通读。故《史记》除个别地方直接照录《尚书》原文外，翻译经句，改写原文，增饰释文，方式十分灵活。前人于此多有研探，张钧才在《金陵学报》第六卷第二期《史记引尚书文考例》一文中定为七例，卓秀岩在《成功大学学报》第十三期《史记夏本纪尚书考征》一文中定为四例，古国顺在《史记述尚书研究》一书中定为六例，李周龙在《孔孟月刊》第九卷第九期《司马迁古文尚书义释例》一文中，仅古文就定为五例。在诸人研究成果基础上，今概而言之，约为八类：

　　一为照录《尚书》篇章原文。如《五帝本纪》中照录《尧典》部分文本，《夏本纪》照录《皋陶谟》、《甘誓》部分文本，《殷本纪》照录《汤誓》、《高宗肜日》、《西伯戡黎》等部分文本，《微子世家》照录《微子》部分文本，《周本纪》照录《牧誓》部分文本，《鲁周公世家》照录《金縢》、《无逸》、《吕刑》等部分文本，《燕召公世家》照录《君奭》部分文本，《晋世家》照录《文侯之命》部分文本，《宋世家》照录《洪范》部分文本。其中《夏本纪》照录《禹贡》达一千一百九十六字，《宋微子世家》照录《洪范》一千〇四十四字。

　　二为据训诂改难识、难读字。《史记》录《尚书》文，若其有难读字词，则以故训字易之，如《尧典》“克明俊德”、“协和万邦”[6](P31)，《史记》将“克明”改作“能明”，将“协和”改作“合和”[1](P15)。司马迁又多取《尔雅》同义字代《尚书》经字，如“旧劳于外”[6](P508)，《史记》作“久劳于外”[1](P97);“庶绩咸熙”[6](P98)，《史记》作“众功皆兴”[1](P17);“寅宾”[6](P33)，《史记》作“敬道”[1](P16);“方鸠”[6](P47)，《史记》作“旁聚”[1](P20);“禹曰：俞，如何?”[6](P122)，《史记》作“禹曰：然，如何?”[1](P77);“彰厥有常”[6](P125)，《史记》作“章其有常”[1](P77);“莱夷作牧”[6](P170)，《史记》作“莱夷为牧”[1](P55);“达于河”[6](P169)，《史记》作“通于河”[1](P54);“六府孔修”[6](P197)，《史记》作“六府甚修”[1](P75);“其如台?”[6](P228)，《史记》作“其奈何?”[1](P95);“逖矣西土之人”[6](P335)，《史记》作“远矣西土之人”[1](P122);“相协厥居”[6](P352)，《史记》作“相和其居”[1](P1611);“彝伦攸叙”[6](P352)，《史记》作“常伦所序”[1](P1611);“曰”[6](P355)，《史记》作“曰治”[1](P1618)等。

　　三为摘其要而适当剪裁《尚书》文本。《史纪》各《传》多引用摘取《尚书》本经中的重要章节、字句，如摘引《尧典》、《盘庚》、《微子》、《多士》、《文侯之命》等部分内容，从引用文本来看，与今传《尚书》相关文本并不完全一致，乃摘要剪裁所致，但又不同于改写或意译。

　　四为意译《尚书》文句。如《五帝本纪》“信饬百官……如妇礼，尧善之”[1](P21)一段，即是司马迁将《尧典》“允厘百工……帝曰‘钦哉’”[6](P35-48)翻译后的通行文字。

　　五为以记事体改写《尚书》记言体原文。如《五帝本纪》将《尧典》“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时!柔远能迩，惟德允元’”[6](P85)改为“命十二牧，论帝德，行厚德”[1](P38)。

　　六为简化概括《尚书》原文。如《周本纪》用“乃命召公毕公以相太子而立之”[1](P134)，实为概括《顾命》“乃同召太保、高伯、彤伯、毕公、卫侯、毛公、师氏、虎臣、百尹、御事……用敬保元子钊，弘济干艰难”[6](P584-586)之文而成。

　　七为对所引《尚书》原文加注释。如《五帝纪》为《尧典》“文祖”增注曰：“文祖者，尧太祖也。”[1](P22)这样的情况不是很多。

　　八为用专用术语等引《尚书》事。如“鸿渐”之谏等。

　　(二)《史记》采摘《尚书》及称引《尚书》篇目问题

　　司马迁撰作《史记》，特重采摘《尚书》，特别是虞、夏、商三代纪事，司马迁在《史记》中曾多次流露此意。如《五帝本纪赞》说：“太史公曰：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1](P46)司马迁撰《五帝本纪》，主要根据《尧典》以下多篇《尚书》文，正合此说。《伯夷列传》说：“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诗》、《书》虽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1](P2121)《尧典》、《舜典》、《皋陶谟》、《禹贡》、《甘誓》等皆是虞、夏之文。《夏本纪赞》说：“太史公曰：自虞、夏时，贡赋备矣。”[1](P89)《大宛列传》又说：“故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1](P3179)贡赋、九州山川，皆出自《禹贡》篇。《殷本纪赞》说：“太史公曰：余以《颂》次契之事，自成汤以来，采于《书》、《诗》。”[1](P109)采自《书》者，是指采摘《汤征》以下二十三篇，采自《诗》者，《那》、《烈祖》、《玄鸟》、《长发》四篇而已，故其言“采自《书》、《诗》”，不言“采自《诗》、《书》”。司马迁撰写《史记》，确是“考信于六艺”，其重视《尚书》，于此可见一斑。

　　《史记》称引《尚书》篇目问题，前人多有探讨。据《书目季刊》第七卷第四期阮芝生《太史公怎样搜集和处理史料》一文转述，金德建在《司马迁所见书考》中定为篇目六十，篇数六十四。程元敏在其《尚书学史》一书中认定，《史记》之用《尚书》本经说义与称引百篇《书序》本文，或但称《书序》所载《尚书》篇名者，共得七十三目，九十二篇。另据程氏统计，九十二篇中有二十二篇具见伏生传本，孔壁真《古文》逸十六篇中，仅《舜典》、《汨作》、《大禹谟》、《益稷》、《旅獒》五篇未见称引。其他十一篇之称引，或有争议，但玩味其文义，确是不离其义，如《殷本纪》曾引逸《汤征》残文“汤曰：予有言：人视水见形，视民治知否……”等五十七字[1](P93)，引逸《汤诰》“维三月”等一百二十六字[1](P97)，又载有《汝鸠》、《汝方》佚文[1](P94);《周本纪》曾载《泰誓》、《武成》四篇佚文。

　　(三)《史记》称引《尚书》今、古文之文本问题

　　《史记》称引《尚书》今、古文的情况非常复杂。西汉《尚书》今、古文原本早已亡佚，今人无法亲见，但仍可依汉石经、《尚书大传》、《说文解字》、《白虎通义》等所称引《尚书》文本或其残字来考定《史记》引《尚书》今、古文的情况。

　　《史记》称引《尚书》今文文本问题。今本《尧典》有“协和万邦”[6](P31)，《五帝本纪》引为“合和万国”[1](P15)，此非汉代朝讳，自是今文《尚书》本作“国”字，《古文尚书》作“邦”字，可知《史记》此处用今文。今本《皋陶谟》有“予思日孜孜”[6](P134)，《夏本纪》引为“予思日孳孳”[1](P77)。《说文解字》说：“孜，汲汲也。……《周书》曰‘孜孜无怠。’”[7](P68)《周书》应出《古文尚书》之《泰誓》篇，故知《史记》此处称引亦用今文。今本《洪范》有“鲧陻洪水”[6](P353)，汉石经之《洪范》残字作“□伊鸿水”[8](P2)，《宋微子世家》引为“鲧陻鸿水”[1](P1611)。因汉石经用今文本，可知《史记》此处亦用今文。今本《洪范》有“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6](P368)，汉石经残字《洪范》引作“毋偏毋党，王道荡荡：毋党□□，□□□□”[8](P2)。《宋微子世家》引为“毋偏毋党，王道荡荡;毋党毋偏，王道平平”[1](P1614)。汉石经用今文本，亦可知《史记》此处用今文。

　　《史记》称引《古文尚书》文本问题。今本《尧典》有“肇十有二州”[6](P77)，《尚书大传》为“兆十有二州”[9](P17)。由是可知，《古文尚书》“肇”字，今文《尚书》作“兆”。《五帝本纪》有“肇十有二州”[1](P24)，知《史记》用古文。今本《洪范》有“王眚惟岁”[6](P380)，新出土汉石经残字中《易·震》“眚”作“省”[5](P694)，石经为今文，由此可知《古文尚书》“眚”字，今文《尚书》作“省”。《宋微子世家》有“王眚维岁”[1](P1618)，知《史记》此处用古文。今本《无逸》有“肆高宗之享国，五十有九年”[6](P509)，汉石经残字为“肆高宗之飨国，百年”[10](P24)。石经“百年”说为今文本，《鲁周公世家》作“高宗飨国，五十五年”[1](P1520)。“五十五”当作“五十九”，“五十九年”为古文本，知《史记》此处亦用古文。今本《无逸》有“文王……惠鲜鳏寡”[6](P511)，汉石经为“……怀保小人，惠于矜□”[10](P24)。《鲁周公世家》为“祖甲……不侮鳏寡”[1](P1621)。汉石经用今文本，可知《古文尚书》“鳏”字，今文《尚书》作“矜”字。由是可知，《史记》此处亦用古文。

　　3司马迁《尚书》学说研究

　　武帝之前汉代《尚书》学研究状况，今人能看到的仅有辑本《尚书大传》和《史记》所称说最为可信。司马迁的《尚书》学说，集今、古文各说兼而有之，其具体内容主要体现在撰著《史记》的称说中。

　　(一)《史记》“多古文说”问题

　　《汉书·儒林传》说：“司马迁亦从安国问故，迁书载《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縢》诸篇，多古文说。”[3](P3607)段玉裁《古文尚书撰异·序》谓此“说”当为说义，非谓文字，并指出司马迁撰著《史记》“偶有古文说”。实际上，司马迁撰著《史记》，是今、古文说兼采的，这从以下例子可以得到验证。

　　《史记》载《尧典》、《洪范》用古文义举例。《尚书大传》：“尧推尊舜，属诸侯，致天下于大麓之野。”[9](P15)郑玄注云：“山足曰麓，麓者禄也。古者天子命大事、命诸侯，则为坛国之外，尧聚诸侯，命舜陟位居摄，致天下之事，使大禄之。”[9](P15)此为今文说。《五帝本纪》：“尧使舜入山林川泽，暴风雷雨，舜行不迷，尧以为圣。……舜入于大麓，烈风雷雨不迷，尧乃知舜之足授天下。”[1](P22)《史记》不云大禄万几之政，与《尚书大传》今文异，可知《史记》此处用古文义。《尚书大传》载记，箕子受封在陈《洪范》之前，其文曰：“武王释箕子囚，箕子不忍周之释，走之朝鲜。武王闻之，因以朝鲜封之。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无臣礼，故于十三祀来朝武王。因其朝而问《洪范》。”[9](P59)《宋微子世家》记载，箕子受封在陈《洪范》之后，其文曰：“于是武王乃封箕子于朝鲜而不臣也。”[1](P1620)《尚书大传》为今文说，《史记》与之不同，当采用古文义。

　　《史记》载《金縢》用今文义举例。今本《金縢》：“武王既丧，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国，曰：‘公将不利于孺子。’”[6](P399)《尚书大传》：“成王幼，在襁褓。”[9](P84)此为今文说。杜佑《通典》卷五十六“天子加元服”章引《五经然否论》：“《古文尚书说》：武王崩，成王年十三。”[11](P1571)《鲁周公世家》：“其后武王既崩，成王少，在强葆之中。”[1](P1518)在襁褓中与年十三不符，可知《史记》此处异乎古文义，当是用今文说。再如《尚书大传》以为《金縢》“秋，大熟”以下至篇末，记周公薨后事，其文曰：“周公死，天乃雷雨以风，禾尽偃，大木斯拔，国人大恐。王与大夫开金縢之书，执书以泣，曰：‘周公勤劳王家，予幼人弗及知。’”[9](P85)《史记》说：“周公卒后，秋未获，暴风雷，禾尽偃，大木尽拔。周国大恐，成王与大夫朝服以开金縢书，王乃得周公所自以为功代武王之说。”[1](P1522)此处与《尚书大传》说义相同，可知司马迁用今文义。

　　由上观之，司马迁《史记》采用诠解《尚书》资料，不限今、古文说义。班固所谓“迁书载《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縢》诸篇，多古文说”，并未精准。

　　(二)《史记》因袭《书序》问题

　　《史记》因袭《书序》涉及今、古文篇目问题。《史记》称述《书序》，亦兼采今、古文。据程元敏先生考证，《史记》称述《书序》用《古文尚书》篇目者有《女鸠》、《女房》、《仲□作诰》、《异母同颖》、《薄姑》、《鲁天子之命》;其对应今文《尚书》家本分别为《汝鸠》、《汝方》、《仲虺作诰》、《异畝同颖》、《蒲姑》、《旅天子之命》。《史记》称述《书序》用今文《尚书》篇目者有《毋逸》、《臩命》、《甫刑》、《肸誓》;其对应《古文尚书》本分别为《无逸》、《冏命》、《吕刑》、《费誓》。

　　《史记》因袭《书序》文本问题。《史记》照录《书序》文本，涉及五十六目，即《夏社》、《明居》、《咸有一德》、《五子之歌》、《汤征》、《帝告》、《汝鸠》、《汝方》、《嘉禾》、《仲丁》、《河亶甲》、《祖乙》、《甘誓》、《胤征》、《汤誓》、《典宝》、《汤诰》、《伊训》、《肆命》、《徂后》、《沃丁》、《高宗肜日》、《牧誓》、《武成》、《大诰》、《微子之命》、《康诰》、《召诰》、《洛诰》、《多士》、《君奭》、《多方》、《立政》、《周官》、《顾命》、《康王之诰》、《毕命》、《仲虺之诰》、《太甲》、《咸》、《泰誓》、《归禾》、《无逸》、《贿肃慎之命》、《冏命》、《吕刑》、《费誓》、《分器》、《伊陟》、《说命》、《成王政》、《将蒲姑》、《亳姑》、《盘庚》、《文侯之命》、《秦誓》。据本经述其义与《书序》相合者，有《酒诰》、《梓材》二目。司马迁未见原序文，但据《书序》所存篇目而只记其篇目者，有《九共》、《槀飫》、《厘沃》、《疑至》、《臣扈》、《原命》、《高宗之训》七目。另外，司马迁据经本文述义而不及篇名者，有《尧典》、《皋陶谟》、《禹贡》、《西伯戡黎》、《微子》、《洪范》、《金縢》七目。又有《史记》据《左传》述蔡仲事同《书序》但不及篇名者，有《蔡仲之命》一目。司马迁《史记》述义不及亦未引篇目者，仅《舜典》、《汨作》、《大禹谟》、《益稷》、《旅獒》、《旅巢命》、《君陈》、《君牙》八目八篇而已。

　　《史记》因袭《书序》篇次问题。《史记》因袭《书序》篇次有与《书序》小异者，如《史记》为《典宝》次《夏社》前，《书序》为《典宝》次《夏社》后;《史记》为《咸有一德》次《明居》、《太甲》前，《书序》为《咸有一德》次《明居》、《太甲》后;《史记》为《君奭》次《召诰》、《洛诰》、《多士》、《无逸》前，《书序》为《君奭》次《召诰》、《洛诰》、《多士》、《无逸》后;《史记》为《周官》次《立政》前，《书序》为《立政》次《周官》前;《史记》为《费誓》次《吕刑》、《文侯之命》前，《书序》为《费誓》次《吕刑》、《文侯之命》后。程元敏先生说：“稽考异同五篇，知《史记》得正次者《典宝》、《周官》、《费誓》，可正《伪孔本书序》之失次;《书序》得正次者《咸有一德》、《君奭》，则可援以匡正史误也。”[5](P701)

　　(三)《太史公自序》模仿《书序》问题

　　《太史公自序》为《史记》一百三十篇中的最后一篇，其要旨在叙说撰著《史记》的体系与体例。该篇从多个层面都对《书序》有所模仿。主要分以下几个方面：

　　《太史公自序》模仿《书序》“为某事作某”行文体例。俞樾《湖楼笔谈》卷三说：“纪事之体，本于《尚书》，故太史公作《自序》一篇，云‘为某事作某本纪、某表、某书、某世家、某列传’，犹《尚书》之有《序》也。古人之文，其体裁必有所自。”[12](P388)《太史公自序》叙述一百三十篇目之要旨时，上文述某事，下文乃结言作某文，确如俞樾所说，实仿《书序》行文之体例。现以本纪、世家、列传为例，各举一行文例：《太史公自序》说：“维昔黄帝，法天则地，四圣道序，各成法度。唐尧逊位，虞舜不台;厥美帝功，万世载之，作《五帝本纪》第一。”[1](P3301)《太史公自序》说：“武王克纣，天下未协而崩。成王既幼，管蔡疑之，淮夷叛之，于是召公率德，安集王室，以宁东土。燕易之禅，乃成祸乱。嘉《甘棠》之诗，作《燕世家》第四。”[1](P3307)《太史公自序》说：“末世争利，维彼奔义;让国饿死，天下称之，作《伯夷列传》第一。”[1](P3312)遍检《太史公自序》各条目，仅有一例不合《书序》此一体例者，即“秦既暴虐，楚人发难，项氏遂乱，汉乃扶义征伐;八年之间，天下三嬗，事繁变众，故详著《秦楚之际月表》”[1](P3303)，用“详著”不合体例。

　　《太史公自序》模仿《书序》“作某篇第几”体例。《太史公自序》模仿《书序》“作某篇”于下增序数“第几”体例，并将其统为一大篇，一如《书序》体例。如“作《礼书》第一”[1](P3304)，“作《乐书》第二”[1](P3305)，“作《伍子胥列传》第六”[1](P3313)，“作《仲尼弟子列传》第七”[1](P3313)，“序略……第七十”[1](P3319-3320)等。遍检《太史公自序》，无一例外。

　　《太史公自序》模仿《书序》上、下两序相顾为文体例。《书序》各篇，上、下两序常相顾为文，如《汤誓序》“汤伐桀……遂与桀战于鸣条之野”[6](P226)，继以《典宝序》“夏师败绩，汤遂从之”[6](P232);《洪范序》“武王胜殷杀受”[6](P351)，下《分器序》承之曰“武王既胜殷”[6](P358);《大诰序》“成王将黜殷”[6](P403)，下《微子之命序》承之曰“成王既黜殷命”[6](P417);《召诰序》“成王……使召公先相宅”[6](P459)，《洛诰序》承之曰“召公既相宅”[6](P476)。各序文脉贯连，事迹相因，极便畅读。《太史公自序》仿之，因其分为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类，有时上、下两序文脉未必皆能贯连，当在情理之中。

　　《太史公自序》模仿《书序》殿全书之末体例。秦汉时，序录统缀于编末是惯例，如《易·序卦》、《逸周书·序》、《庄子·天下》、《淮南子·要略》、《论衡·自纪》等。《太史公自序》模仿《书序》体例编制，亦总系全书之后，作为末卷，即第一百三十卷。

　　(四)《史记》论述孔子与《尚书》经、传关系问题

　　司马迁始称《书序》为孔子所作说不确。《史记》所述孔子“序《书传》”、“序《尚书》”、“论次”《书》等等，并不等于言孔子作《书序》。《孔子世家》所谓孔子“序《书传》”，其义实谓编次《尚书》，非别撰《书传》或《书序》。虽然有学者据《孔子世家》“孔子……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而认为孔子“序《书传》”，其实《尚书》本经称“传”者，先秦时已有之，《荀子·君子》篇引《秦誓》篇，就曾作“传曰”。《孔子世家》“序《书传》”与此段话的下文“编次其事”是互文关系。序，即编次;上纪唐、虞之际，即谓孔子编次《尚书》始自《尧典》篇，《尧典》篇正纪唐虞之际史事;下至秦缪，即谓孔子编次《尚书》讫于《秦誓》篇，《秦誓》篇正纪秦缪公史事。

　　《三代世表序》所谓“序《尚书》”，其义亦谓编次《尚书》，非别撰《书序》。《三代世表序》说：“太史公曰……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纪元年，正时日月，盖其详哉!至于序《尚书》，则略无年月，或颇有，然多缺，不可录。故疑则传疑。”此处“序《尚书》”与其上文“次《春秋》”对举，序、次互文，序《尚书》即编次《尚书》。“略无年月”与上文“纪元年，正时日月”相对举，《春秋》按鲁史纪年月日时比较完备，而今传《尚书》廿九篇本经纪年、月、日全者极少。较完整者仅有二篇：《召诰》纪年、月、日，其文曰：“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越若来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越三日庚戌。……越五日甲寅。……若翼日乙卯。……越三日丁巳。……越翼日戊午。……越七日甲子。”[6](P460-462)《洛诰》纪年、月、日，其文曰：“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师。……戊辰……在十有二月……惟七年。”[6](P478-494)纪月、日而缺年者，仅《顾命》、《康诰》、《多方》、逸《武成》四篇，《顾命》文曰：“惟四月哉生魄……甲子……越翼日乙丑……丁卯……越七日癸酉。”[6](P583-590)《康诰》文曰：“惟三月哉生魄。”[6](P423)《多方》文曰：“惟五月丁亥。”[6](P537)逸《武成》文曰：“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粤若来三月……既死霸……粤五日甲子……惟四月……既旁生霸……粤六日庚戌……翌日辛亥……粤五日乙卯。”[3](《律历志下》)《洪范》纪年而不纪月、日，其文曰：“惟十有三祀。”[6](P352)《益稷》、《牧誓》纪日而缺年、月，《益稷》文曰：“辛、壬、癸、甲。”[6](P147)《牧誓》文曰：“时甲子昧爽。”[6](P334)可见，“略无年月，或颇有，然多缺”，与《尚书》文记时的实际情况相符合，正是就《尚书》而言的，序《尚书》，就是编次《尚书》，非为《尚书》作《序》。《史记·儒林传》又有所谓“论次”《书》的说法，其义亦谓编次《尚书》，绝非它指。《史记·儒林传》说：“太史公曰……孔子闵王路废而邪道兴，于是论次《诗》、《书》，修起礼乐。……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此处“论次《诗》”与“《雅》、《颂》各得其所”语相互应，可知是论次《诗》本经与《诗》乐，非言孔子论次《诗传》;以之推度“论次”《书》义，亦当为论次《尚书》篇章，非言孔子论次《尚书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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