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陈翔：朱老师，您好!2017年您一口气出版了关于石涛的著书“三部曲”：《石涛研究(第二版)》《传世石涛款作品真伪考》和《石涛诗文集》，关于这三本新书，能否先跟我们聊聊其诞生的过程和初衷?

　　朱良志：很早时就对石涛研究有兴趣，1999年调到北京大学以后，因为我上中国美学课，其中《石涛画语录》是比较重要的内容，当时我就翻了一些书，发现各家的观点差异较大。比如说像“一画”“蒙养”“兼字”“氤氲”“资任”等，就有好多不同的解释。我也发现其中一些理解是有问题的，如“生活”这个概念，有的研究者说意思就是要注意生活、深入生活，我觉得这是误解。石涛“生活”概念是与“蒙养”联系在一起的，主要讲的是绘画如何“开生面”，而不是深入生活。比如“一画”，有的说就是传统画学中所说的“道”，有的人认为“一画”就是一笔一画，我感觉这跟石涛“一画”的确切涵义差距比较大。因此我就由研究石涛画学概念入手，开始接触石涛。后来在《画语录》之外，进一步阅读石涛的作品和相关文献，发现不仅石涛画论很难理解，他的作品也很纷繁，充斥着大量的伪作。如果要深入研究石涛，对他的作品的真伪需要做认真的清理，否则石涛画学理论的研究也很难推进，一个奠定在大量伪作基础上的研究，一定是不可靠的。

清   道济   《石涛画语录》人民美术出版社1963年版

　　另外一个方面我感觉到，石涛研究的基本材料需要拓展，否则很难向前推进。石涛研究中所利用的材料，虽然经过像傅抱石、汪世清、谢稚柳等一些大家的发掘，但材料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有限的。我在文献阅读中发现有大量与石涛相关的内容。知不足斋刻本《石涛画语录》，自十八世纪初开始就渐渐流行，是石涛去世不久后的一个通行本。这个通行本后来有很多刻本参考，中间有个别字的错误，但整体上没有大的偏差。到了1959年，上海博物馆谢稚柳、朱季海、吴铁声他们公布了一个《画谱》本，这个《画谱》与通行本《画语录》差距就大了，文字的改动非常大，而且有好多是观念上的改正，思想比较保守，有些内容前后不是很吻合。里面有两枚印章，很像石涛的，字也特别像石涛的，又注明是“大涤堂”刻本，刻于1710年。这就出现一个问题，如果这是石涛在世时由其手书后刊刻，后来钤上自己的印章，这就意味着石涛晚年思想作了较大的修正，由原来的比较激进而趋向保守，石涛思想原来是比较激荡的，潇洒自如，强调“无法而法”，所谓“不恨臣无二王法,恨二王无臣法”，石涛是不是在晚年有这样的思想退步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的卒年的问题，按照汪世清他们的考证有确凿的证据，在李驎的《虬峰文集》被发掘以后，可以基本确定石涛是1707去世的，因为李驎非常明确的写到“前年(1705年)八大山人死”。“大涤堂”刻本刊刻于1710年，而且是刻好后石涛又钤上自己的印章。这便引起了关于石涛卒年的争论。我就感觉，石涛研究中的问题太多了，值得花时间去清理。

清   李驎   《虬峰文集》

　　我就想埋头读一些书，那时候北京图书馆古籍部在北海附近的文津街，藏着大量古籍，其中有很多善本，那段时间，我几乎每天早上都从北大骑车到北海，在那地方看了八个月的书，几乎是贪婪地吞噬着那些难得的资料，有时甚至连吃饭的时间都舍去，这对我后来石涛研究是有比较大影响的，可以说它奠定了我石涛研究的基础，在发现很多新资料之后，再来看石涛研究，有些问题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有些问题可以向前推进，也发现出不少新的问题。在这样的过程中，我体会到，在文史等研究中，读书的方式非常重要，像陈垣、陈寅恪，他们都有独特的读书方式，读第一手文献，发掘一些别人没有触及的资料，这是研究学问的基本门径，总是读别人整理出来的大路书是不行的。2005年，我的《石涛研究》出版，有西方学者说我是用旧的研究方法来研究石涛，言下之意，不是用西方艺术史那种新的方法、观念来研究，比如说赞助人、风格学等等这样一些新的东西。我的研究偏重于艺术哲学的角度，另外我想将他的交流、生平过程、重大问题(如出佛入道)这样一些基础性的东西尽可能弄清楚。

朱良志   《石涛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我当时没有系统研究的是作品真伪考证，虽然有几章谈到了，但是比较零散，当时没有下大工夫做。后来我去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利用这个机会，我到全美的不少博物馆，去看了石涛作品收藏，又接触了不少私人藏家，后来回到国内又系统地去故宫、上博、天津博物馆、辽博、南京博物院、广州市博物馆、广东省博物馆、四川省博物馆、湖北省博物馆、安徽省博物馆，等等，看了大量的与石涛有关的收藏，并且去日本做了一段时间考察，基本上理清了石涛收藏的基本情况。在这个基础上，我完成了《传世石涛款作品真伪考》。我不在博物馆工作，又没有鉴定的经验，就边做边学。我像是理出石涛作品流传的线路图一样，试图弄清石涛作品的主题类型，创作轨迹。我常常是将石涛一方面的创作放到一个系统中来研究，如他画过很多《杜甫诗意图》，有长卷、立轴、扇面，这里面有真的，有假的，我把它们集中到一起研究，石涛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杜甫的，杜甫的东西怎么融到他的创作思考，有哪些重要的作品，似乎线索就基本清楚了。

朱良志   《传世石涛款作品真伪考》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这本书48章，一共有12卷，实际上以作品为线索来看石涛创作的历史，他的风格发展的历史，他早年喜欢人物画和山水，中期到南京以后酷好渴笔焦墨，到北京后看了那么多东西，画了很多大制作，包括《搜尽奇峰打草稿》这种长卷，《古木垂荫图》等重要作品，也作于此期。回扬州以后住在真州的水乡，画了很多册页，晚年又回到人物画中去，又去模仿很多包括像仇英前期的一些作品。如他画《梅花图》，有一段时期做了100多首梅花诗。画过很多作品，我这样理了以后，反而感觉到，作品真伪对于我来说并不是最重要的了，重要的是理出石涛作品的内在线索。

清   石涛   搜尽奇峰打草稿图卷 42.8cm×285.5cm   纸本 故宫博物院藏

　　我在考据作品的中间，对历史上流传的不是石涛的东西，把它捡择出来。在这个基础上编了一个石涛诗文集。收进去的作品，后面一般都有考据文字，作品出现在什么时候，力求可靠。我是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来做的，像早期的汪绎辰《大涤子诗画题跋》、汪研山的《清湘老人题记》，然后到四卷本的《大涤子题画诗跋》，到汪世清的《石涛诗录》，在这个基础上，我向前推进一些。我自己期许编出一套相对可靠的石涛作品文集。因为石涛一生特别珍惜自己的文字，喜欢把自己的东西抄录出来，有时是一段一段抄录出送给朋友。他自己应该生前有诗文刻本，但是未见流传，我这次做了一个《石涛诗文集》，试图把这一个大艺术家的作品文集呈现出来。

朱良志   《石涛诗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钱陈翔：其实在此之间，您也曾屡屡发表关于石涛的学术论文，可见对石涛的研究热情持续已久，再加之近年来对他所做的专题性研究，对石涛其人其艺一定有更为全面深入的体会，我们想听听您是如何评价石涛的。

　　朱良志：一般来说，八大山人比较精纯，而石涛比较复杂一些。现在有一种倾向，以这种复杂性来贬低石涛，因为流传有一些水平比较低的作品，其实这正是伪作泛滥的结果。还有就是与清廷的关系，有些学者骂得厉害。其实石涛的艺术才华是没有争议的，但由于流传中种种情况，石涛成了一个有争议的艺术家，甚至有的人怀疑他的水平，怀疑他的创作态度，怀疑他的人品。这与八大山人明显不同，八大山人在江西，像仙人一样的，石涛几乎成为“文人无行”的代表，感觉像我们今天有些画家一样。其实我在研究过程中，发现这有明显误导的倾向，这位伟大的艺术家的价值被蒙上了灰尘。石涛其实并不是这样一个人，石涛是一位创造力极为突出的艺术家，他的心里不断在激荡，禀赋奇特，24岁时一见梅清，梅清叹为天人。石涛是一个早慧的艺术家。20多岁绘画就达到很高的水平，我们通常研究说早年如何、中年如何，晚年日臻完善，其实石涛在20多岁时画得的东西，就显示出相当的成熟性，如《黄山图册》《黄山十二屏》《百开罗汉像》等。

清   石涛   兰竹图 120cm×57.4cm    纸本 广州艺术博物馆藏

　　另外他一生的丰富性、复杂性，对他整个艺术有极大帮助，这一点跟沈周、跟八大山人不一样。石涛的人生有很多振荡，交友圈子很大，包括艺术家，包括南京、北京、扬州，当时经济发达，云集了大量艺术家，石涛虽然禀性孤僻，但对真正有才华、气质相投的人，则是乐与之交，如他与孔尚任、屈大均、程邃、查士标、戴本孝等，就有极深的情意。他对公私收藏的过目也是一般人很难做到的，有可能胜过王原祁和王石谷。因为他在徽州的时候，这里当时几乎是一个巨型艺术博物馆，你看吴其贞《书画记》记载明末清初徽州的收藏，今天流传大量书画名迹曾在徽州普通人家，石涛在那里面接触了很多收藏家，很多书法家、画家。这个过程对他的艺术的滋育是极为重要的。

清   八大山人   鱼 104cm × 47.5cm   纸本   1694年 《八大石涛书画集》台北历史博物馆1984年

　　我觉得石涛是文人画史上具有最高成就的文人画家之一。他的艺术成就和艺术观念，他对文人画本身的把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他是决定文人画标准的艺术家。他对中国艺术本身除了绘画、书法之外，对包括纸、砚、墨等都有很深的研究。另外他读的书真的非常多，多的不得了。就是说这个人对中国艺术的了解，尤其是唐宋以来中国艺术传统的把握，我觉得能跟苏轼、董其昌相媲美。他的画论绝对不是照本宣科式的，不像那些画谱之类，摘录别人的东西，给一些学画的人提供一些基础的。他以绘画为基础，进而来探讨艺术本质性的东西，所以才会出来一本很独特、很深邃的《石涛画语录》。他在艺术理论上具有很高水平，是具有创造性的一个理论家。有人讲，石涛人物第一，山水第二，花鸟又其次也。他这三者之间我觉得都有很高的成就。三个方面的成就都达到了中国传统艺术在后期发展中的一个高峰。

明   董其昌   夏木垂阴图 442cm×113cm   纸本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所以在石涛去世三百年来大家分享他的艺术，有的人跟革命连到一起，尤其是清末到“五四”的时候。其实在我看来，对石涛的研究和了解，能更好的了解和把握中国艺术精髓性的东西。石涛对笔墨理论的发掘，对笔墨本身的丰富，以及他尝试在人物、花鸟和山水等方面实现他的理想，所达到的成就，也是很罕见的。总体来讲，我觉得他是中国艺术史上一位伟大的、难得的艺术家，而且是具有未来意义的艺术家。

清   石涛   云山图 45.1cm×30cm   纸本 故宫博物院藏

　　钱陈翔：您的理论研究成果在美术界有着极大的影响力，但与众多美术学背景的学者不同，您是学哲学出身，并执教于北京大学哲学系，那么，立足于哲学来研究中国古代美学和中国传统艺术观念，您认为优势何在?

　　朱良志：谢谢，与其说优势在哪里，倒不如说缺点在哪里。我在做八大、石涛的时候我都感觉自己是一个业余爱好者，我在多本书的序言中，始终自称是一个书画爱好者。按理讲我在北大做美学，可以完全不需要涉及这么深的东西，这主要是与我的趣好有关的。研究八大、石涛，包括《南画十六观》，是我自己喜欢做的，也是在我的教学科研之外，做的一点愉悦自我性情的东西。我不是北大哲学系毕业的，但从哲学的角度看艺术是我自己喜欢的角度，在读书中间，渐渐我感觉到有些问题要讲清楚，非需要思想介入、哲学介入，方有可能获得确实的把握，比方说中国艺术讲“拙”，苏轼、石涛讲“丑”，这就是个哲学问题。对中国艺术的研究，光有历史的、风格的、社会文化方面的把握，是不够的，缺少内在精神气质的把握，所谓“观画看气局”，往往很难得出稳实的结论。在宋元以来中国艺术的发展中，内在精神气质的东西，往往是决定艺术品质根本的东西。

讲座中的朱良志

　　当我们看倪瓒的《枯木寒林图》，你如果只觉得他从郭熙、李成，或者从南宋哪家过来的，这样当然是一个研究路径，但终究跟艺术的内在精神关系不大。因为画这个枯木寒林，跟枯木寒林本身并没有多大关系。另外一个方面是说他表现的特殊的笔墨，对笔墨本身的吟玩，在这里面能够得到得心应手的表现。如果仅仅停留在这个意义上看，也不是太够的。看八大的东西只是玩笔墨，笔墨很精纯，这样来讲一位艺术家，我觉得与其说你在推崇他，不如说在否定他。因为艺术它要表达自己，中国的艺术实际上是在宋元以来，越来越向个人心灵化发展，由外观到内觉。文人画之所以能够产生，就是跟这个潮流有密切关系。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文人画，就是“一种非从属的绘画”。因为绘画本来是要画一个外在形貌的东西，来表达某种宗教的、政治的，或者官方所强调的载道的东西，我作画，是为了表达某种需要贯彻的观念，这种从属性的东西，实际上在中外都是如此，这是绘画发展的一个必然路径。但是文人画在一定意义上是非从属的，表现人的内在觉悟，艺术只是一种表达自我心灵的媒介而已，笔墨只是他一种呈现心灵的方式。简略的绘画实际上呈现的是人的生命思考，这种绘画我觉得具有很高的智慧。

朱良志获“张世英美学哲学奖励基金”学术成就奖   2017年

　　所以呢，我就喜欢哲学的角度来切入中国艺术的研究，与我从业的状态关系不大，这是我个人的癖好，虽然我知道，很容易空，很容易落入主观，西方有些艺术史研究者讲我做的有点外道，这我是知道的。我总感到，艺术家以艺术来愉悦情性，那研究者不一定都要照本宣科，按部就班，像完成布置下来的作业，研究者为稻粱谋，就应该是苦行的活儿，我认为不应该如此，研究者也可以追求愉悦自我情性的东西。只是更要留心研究的对象而已。

　　钱陈翔：儒学、佛学、道学以及理学、心学等哲学思想的发生与演变，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绘画、书法的风格变迁，理清哲学史能帮助梳理美术史，那么反过来，研究美术史对于哲学史是否也有意义?

　　朱良志：你这个问题很重要，我最近就在想这个问题。对艺术哲学本身的把握，对艺术理论本身的把握，应该丰富思想史和哲学史的研究。我们长期以来觉得艺术只是利用哲学原来的概念来哺育创作的思维，其实我在研究石涛的过程中发现，在清初，像石涛这样有深邃哲学见解的人真不是太多。他的思想跟王夫之比，我觉得有过之而无不及。他虽然不是从儒家的哲学概念入手，但通过艺术这样的门径，探讨人的生命、人的存在价值意义，在思想史上有很高价值。我觉得对待这方面的内容，理起它的内在脉络，辅助一些概念的提炼，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推动哲学史的研究，具有哲学史研究的价值。

朱良志于安徽师范大学做学术报告   2008年

　　我觉得要把这样的叙述纳入到哲学史的研究需要很大的工夫，未来这个方面可以多做一些工作。实际上在明末清初像黄道周、傅山等一大批人都非常有贡献。我们今天研究小说《红楼梦》，它有很多的思想放到清代中期那个时代来看，在哲学上是有重要贡献的。但哲学史、思想史研究，注意艺术哲学的东西很少，所以未来应该在这方面有更多的发掘，这对中国传统思想，包括民族文化的基因、精髓的把握，精神气质的把握，我觉得都是题中应有之义。

　　钱陈翔：我个人最早读到的您的书是《中国美学十五讲》，读完又读，意犹未尽，其中您提到“中国哲学是一种生命哲学”“中国美学是一种生命安顿之学”，我至今印象深刻。中国的哲学与美学之间是种什么样的内在联系?

　　朱良志：《中国美学十五讲》是当时在大学里面上美学史的课程，后来整理出来的一本书，出版了很多年，印了十几次了。现在我一直都没有修改，几次都尝试修改，但是有一点点力不从心。那个时候虽然已不年轻了，气还有些盛，文笔也比较花哨，现在要修改，把它搞的很老成，感觉不符合当时那种气质。所以我实际上很喜欢这本作品，它毫无滞碍地把自己那种浅疏的思绪传递出来了。我自己怎么想到怎么写，胆子特别大，什么都不管，很少有学术史的回顾，单刀直入。我觉得有点痛快淋漓的感觉，但是比较单薄，情绪挥洒的东西多于学理的辨析，未来当然这方面需要加深。我感觉这本书很大一部分，就是您所提到的哲学和美学之间的关系。美学传递人的体验，人人有自己独特的生命体验。中国美学作为一个生命安顿的学问，通过包括琴棋书画等等的审美方式，延伸自己对世界体会的情趣，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朱良志   《中国美学十五讲》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中国艺术从高头讲章的概念陈述(比如说庄子讲齐物哲学)，落实到最基本的生活中，一花一草，一笔一画，一段具体的生活过程中，都是艺术体验的过程。我觉得美学在这里面肯定起到一个比较大的作用。美学属于哲学的一个学问，但在中国美学发展中间，它是要解构这个知识的，它是一个超越知识的过程，从概念背后探讨人的生命意义，来丰富人对生命的感觉。在这一方面，我感觉到意义很深。而且也是中国文明的一个重要的特点。甚至用美学这个概念来归纳它都不一定很确切。我觉得是中国学术的一个精髓所在。因为中国的学术总体来讲，是安顿人心的，为人心而做的，人怎么能够成长为在社会、在宇宙中的一个合适的存在。所以中国哲学在这一方面形成了自己一个传统，美学在这里面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而中国美学大量地体现在我们今天所说的艺术中(古人并不认为这是艺术)，在古代就是生活方式本身。比如说我们家做一个房子，前面扔几块石头，种几根竹子，这种“何可一日无此君”，就是美学的态度，对世界存在的态度。我“乘兴而来，兴尽而归”就是一个态度。我觉得这真是一个波澜壮阔的生命海洋。

朱良志于清华大学演讲

　　钱陈翔：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中国古代书画、传统美学等产生兴趣的?这个领域涉及的内容丰富庞杂，在学习的过程中，您觉得什么样的学习方法是更为有效的?

　　朱良志：肯定是多读书，多体验啊。因为我自己感觉到比如说书画的研究，你可能要有一定的书画基础，但还是要对这门艺术要有独特的体会，还需要太多的东西。我觉得，人要有血有肉，没心没肺是不行的，是不能成为一个大艺术家的。如果满脑子计较利益也不可能成为一个艺术家。学习书画艺术、研究这种艺术，一方面喜欢它，还要有一定的情怀，当然不能脱离研读一些基础的东西，包括作品本身你得了解。

明   王铎   行书题画诗 180.5cm × 58cm   纸本   1650年 《好古敏求——敏求精舍四十周年纪念展》香港艺术馆2001年

　　中国艺术家的成长都不是一个简单的艺术家形象，伦布朗他可以不读书，画得像就可以，在中国，尤其唐宋以来的艺术家，很多都是大学者，基本上可以说，没有文化就不可能成为有影响的画家，画出来的东西也没人看。书画艺术是跟人的学养、人的情性联系到一起的。在这个意义上讲你不具有一定的学养，你想去研究中国古代书画，比如王铎的东西很好，但是你不具有深厚的学养，就很难体会他微妙的表达。有的人书读的好，四平八稳的，但研究书画就是套一些概念，实际不懂书画，讲了很隔膜的东西。在中国历史上也有，这样是不行的。我觉得要两方面结合起来。

　　钱陈翔：关于文人画，您做过许多专题性的研究，又有《南画十六观》这样系统的著作，您怎么看文人画在中国画史中的地位?

　　朱良志：文人画肯定在中国艺术发展中有极高的地位，在中国绘画发展中它也是一个独特的阶段，文人画是在唐宋一千多年来发展起来的，它是在艺术中呈现的，将生命和智慧融合的比较好的形式。在技术性、强调载道等等要求之外，拓展出一条呈现心性呈现的道路，利用特有的空间和笔墨形式来呈现它，我觉得文人画是极有贡献的。

朱良志   《南画十六观》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文人画中所呈现出来的文人意识，实际上是中国古代文人传统在新时代的发展。在东汉末年的时候，“士”的阶层是在政治、国家方面发挥很大的作用。文人要有气节，讲究修齐治平，重视文行出处的考量。到唐代中期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所以文人画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而且它是中国艺术中非常精致而微妙的一个组成部分。不仅在绘画，它影响到整个中国艺术，像音乐、园林、篆刻、书法、戏剧等等，带来了中国人生活方式的新面貌、艺术呈现的新面貌。我觉得对它的研究肯定对揭示我们这个民族的基本特点有很大的作用。个人意识，我觉得是在艺术中第一要义的东西。

　　钱陈翔：除了文人画，您还对文人的清供、赏石、文房等颇有研究兴趣，文人的雅玩其实也处处渗透着中国的美学精神，您如何理解中国古代文人阶层的审美趣味?

《顽石的风流》新书发布会现场   2017年

　　朱良志：我写过《顽石的风流》，虽然是关于石头的，关于石头的赏玩，其中涵括了中国人独特的审美生活和人生智慧，中国人爱石，赏它，玩它，品味它，将石当作朋友，甚至当作自我生命的象征，以石来安慰心灵，并通过石头来看宇宙人生的大道理。品石，不光是对石的欣赏，所看重也不全在其审美价值或者实用价值，很多人是通过石来玩味生命，从中寻找生命智慧的启发。近些年来，海内外有关中国艺术史研究，非常重视物的研究，这对揭示我们民族的审美传统和精神追求，是非常重要的，想孙机的《中国古代物质文化》，扬之水和雷德侯的研究，等等。好多人在研究中国古代物的文明，比如看法门寺的地宫，你就感觉到唐代文明达到什么程度，看何家村坛子里面出土的东西，你感到盛唐时期能够达到多么高的水平。中国人将艺术精神、审美情怀、人生智慧，融入到物的赏玩中，我甚至觉得这是一种艺术观念的延伸。

朱良志   《顽石的风流》 中华书局出版社2016年版

　　钱陈翔：目前您还担任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主任，作为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关于该研究中心的成立目的及其研究的主要内容，您能否简单作一介绍?

　　朱良志：因为北京大学有一个美学研究的传统，从蔡元培的“以美育代宗教”，他在北大上的唯一一门课就是美学课。美学在中国开始出现了，实际上在1949年之前，在北京大学，就有像邓以蛰这样深通艺术的人在这里执教，老一辈学者中，很多人们对艺术有很高的修养，我觉得这个传统今天不能讲完成失落，但是感觉上有些淡薄了。北大的艺术和美学的研究，像朱光潜、宗白华、邓以蛰以及北大培养出的李泽厚等等，对当代中国美学的发展起到很大的影响作用，他们大量的介绍西方美学思想，并结合中国实际，进行卓有贡献的研究，在今天仍然是我们接触中国美学的基础。他们重视美学学科的学理特点，尽管有时也受到外在非学术因素的影响，但总体上来说，研究品质还是很高的。

朱良志于美学中心

　　北京大学成立的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是教育部的重点研究基地，承担国家大量重大研究项目。我们做过不少有影响的项目，如《中国艺术通史》七卷本，《中国历代美学文库》十八卷，1000多万字，《中国美学通史》八卷本，等等。实际上这个基地主要运作按照教育部的要求也很多，比如说要指导培养人才，要发挥平台作用，组织国际会议等等，我们在2010年还开了世界美学大会。

《中国美学通史》

《中国历代美学文库》

　　钱陈翔：在高校的日常工作之余，您仍写文著书不断，其中辛苦可想而知。有人说做学问是个苦差事，若非真正热爱则难有所成。对于眼下正在攻读硕士、博士，并有志于美术研究的年轻人，您有什么叮嘱?

　　朱良志：现在可以分散我们精力的东西实在太多了，要读书，非有毅力则很难深入。我觉得，如果要在这方面有深入的研究，必须多读一些书，听一些本来应该听的课，吸纳各方面有用的知识，培养自己对这个学科研究的真正兴趣(现在有些研究者，是没有兴趣的，是被逼迫来做的，拿了学位之后就束之高阁的)，接触西方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发掘我们民族中真正有价值的内涵，注意将当下与传统融合起来，做有担当的学问，做有情性的学问。

朱良志在外地考察

　　我觉得现在年轻人应该出去玩一玩，但是你要是玩得很畅快的话，你还是要多读书，多了解很多东西，看热闹还是不行的。我觉得还是把自己修养培育好。然后使自己真正有理论、审美的鉴别力。自己要有一技之长。因为我们讲有很多东西，最后可能就几个学者能够达到最尖端的地方，这就必须钻研，浮在表面上追求那种比较漂亮的东西，想走捷径，是难以达到理想效果的。只要用心，我觉得哪里都可以，现在人员交通、利用资料这么方便。北大气氛很好，现在全国好多地方学术空气也不错，外在的环境真是越来越好。关键是我们自己心要安静下来。真是人生苦短。你自己要有一技之长，多读书，多明理。

朱良志书房一角

　　钱陈翔：读您的书，行云流水，不由得常感叹您的诗文功底、文学素养之深厚。您怎么看写作水平对艺术评论和艺术理论文章的重要性?对于写作，您有哪些经验可以与我们分享吗?

　　朱良志：我的写作，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必须要有自己一定的积累，尤其年轻的时候也要多记一些东西。学术的囤积，你不到那个地方，你讲话总是虚的，你自己没有研究，讲话有时候就就会闪烁其辞。像做艺术史这一块，一定是很有研究的时候你才会说得轻松，当你捉襟见肘的时候不可能很轻松。我还是提倡要个性化的表达，我以前特别喜欢高尔泰的文字，喜欢李泽厚、王元化的文字，再往前看，每个人的文字都很好，胡适的文字不错，陈寅恪的，陈垣的都非常讲究。而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色，都有一定的气势。不像我们今天的千人一面、教科书式的，有时自己写自己看，我觉得学问做到这份上，是有些遗憾的。

朱良志于读书会现场   2013年

　　我感觉要有自己的风格，不要混同于大路的东西，敢于形成自己的特点，把道理讲清的情况下，叙述方式上尽量能够注意一点。高居翰为什么影响那么大，他的文字好的不得了，西方艺术史界的人特别喜欢他介绍中国艺术史，像他们很多人研究中国艺术史的影响都没他大。他的文字特别好，他特别会选择一个进入的角度。这个是要有训练的，文章还要写出自己的感觉，别人才会看，那种刻意模仿西方的那种，欧化的那种，晦涩的，拿了国家的什么基金，最后去出一本书，任务一样的，印一千册，送几个朋友。这样做学问，太可惜了，太对不起自己短暂的人生了。学问必须给人看的，给学者看，让很多喜欢艺术的人分享。因为我们现在做艺术研究的人，很多文章搞艺术的人也不看，太难看了，文章不好玩，特别啰嗦。有的讲空话，讲大话，没有逻辑性，属于做哲学的人说的，有那种“民哲”(民间哲学家的简称，北大、清华的门口，经常可见到他们宣讲自己发明了什么大的原理)的味道。没有逻辑就没有力量，但是逻辑不是你排比概念就能达到逻辑，要有内在的基础。

　　钱陈翔：访谈接近尾声，我们还是想问问您关于未来的计划，石涛研究后，您的学术研究下一块想要攻占的高地将是什么呢?

　　朱良志：高地是回家，干不了什么了，反正肯定会读书，这段时间再读读书，写一点东西，身体状况如果允许的话还会做一些深度的研究。现在可能做不了像以前我写的很轻松的《中国美学十五讲》了。还会做一些专题性的研究，还有一些愿意说出来的话跟大家分享的，我肯定会做的，我是闲不住的，是属于那种比较“废纸”的人。

主编钱陈翔与朱良志   2017年

　　(铸山微信平台据朱良志对话语音整理经作者审核)

　　2018年1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