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节高(国画) 马新林

　　马新林

　　生态美学的产物

　　毋庸置疑，花鸟画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一方面不断协调自身来适应新时代的审美要求，另一方面又在潜移默化地塑造和改造人们的审美情趣。比如当代花鸟画，绘画语言形式与前人相比较有很大的转变和发展，它们在构图形式上增加了构成意识，更加多变，色彩方面也向装饰性发展，其自身表现力进一步加强。加上绘画材质和工具方面的进一步丰富，把花鸟画带到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它们当中不乏蕴含兼具书写性和主观意像表现的作品，在保持传统性和民族性的同时，又创造了不少独特的新技法。

　　时代更新，国家与国家之间在空间上的距离缩短，新科技的传播也让很多艺术形式不断冲击大家的视觉感受，但这并不妨碍中国花鸟画自身的发展。中华文化艺术有深厚久远的共性，也由于自然环境、生活习俗等不同，自然存在各自的区别，而且这些不同又会随着时代的发展以及艺术发展规律路径得到充分的发展。

　　花鸟画实际上是一种生态美学的产物，作者以人与自然的生生之态和自然本身的生生之态为审美的原动力，以“写生”这种独特的表现手法，在生态审美的精神主张上体现出注重人与自然的亲和性和同一性，倡导生命与生命、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彰显出中国人“天人合一”的精神世界。《芥子园画谱》有载：“古诗人比兴，多取草木。而草虫之微细，亦加寓意焉。”花鸟画在演变和发展过程中，也伴随着中华文明的进程，通过自主的审美方式抒情达意，托物言志，形象性地展现着中国精神的宇宙观和自然观。

　　我们的先民将自然中的花鸟变换为图腾，图腾，就是原始时代的人们把某种动物、植物或非生物等当作自己的亲属、祖先或保护神的一种原始崇拜。相信他们有一种超自然力，会保护自己，并且还可以获得他们的力量和技能，能够让族群不断繁衍壮大。在原始人的眼里，图腾实际是一个被人格化的崇拜对象。直到人们逐渐形成了独立意识，从而在日常的生活中不断否定了自己同动植物的亲属关系。虽然图腾信仰在时代的变革中逐渐模糊，但在历史中，图腾信仰并未完全销声匿迹，在演化为民俗之后成为生活寓意，这种寓意也影响着花鸟画。甚至成为某种规定，不断地被程式化和重复表现。如花鸟画中常见的石榴、葫芦、蝙蝠之类题材便是人们所喜闻乐见的“多子多福”“福禄”等。

　　花鸟画通过通借、谐音等艺术手法寄托着人们对自然、对生活的美好愿望。并且假以笔墨的独特性来达到自然载体和个性笔墨的相统一。花鸟画不只是在客观地表现对象的形态，它既能引起大家的某种联想，也能让画家通过花鸟寄托得到观者的共鸣。如《宣和画谱》中描述：“花之于牡丹、芍药，禽之于莺凤、孔翠，必使之富贵;而松竹梅菊、鸥鹭雁鹜，必见之幽闲清高。至于鹤之轩昂，鹰华之击搏，杨柳、梧桐之扶疏风流，乔松古柏之岁寒磊落，展张于图绘，有以兴起人意者，率能夺造化而移精神，遐想若登临览物之有得也。”不难看出，花鸟画中的题材除了祝福寓意外，也在抒发着中国文人的生活情趣和精神操守，满足着每个时期寻常百姓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笔墨结构体现写意精神

　　花鸟画广阔而晴朗的未来是能够让我们为之凝神瞩目的。花鸟画作为民族心灵格式，在新时代的背景下依然持续发挥其抒情功能。不同的是，它在全球化的大时代背景下变得更为多元，也构成了其他时代、其他画种不能取代的独特性，镌刻下这个时代独有的印迹。时代怎么发展，花鸟画这一传统样式非但不会被现代艺术形式所同化，反而被相当数量的现代人所喜爱和学习，这是传统花鸟画富于强大活性的自身原动力。

　　不可否认的是，花鸟画几经变易，始终没有改变的是其笔墨结构和写意精神。当中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哲理内涵，更是民族文化精神的体现。有学者提出，以儒释道为核心的民族文化精神，决定了花鸟画在大道至简的表现形式中完成主体精神的高扬和自由。其中，花鸟画写意精神不仅是中国画的精神，也是中国文化的精神，这种精神是跟中国文化“天人合一”艺术法则相统一的。

　　花鸟画的产生与辉煌，是与独特的文化土壤和血脉密切相连的。同样，在全球化背景下，在呼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古代花鸟画的承继与变异、现状与发展，与如何解读花鸟画和西方花卉之间既互相对抗又互相消化的现实，是我们该思考的课题。国外的绘画对花鸟画产生过影响，无论是技法上还是理念上，造成过一段时间的混乱。20世纪“碰撞”最为激烈且贯穿始终，面对“西风东渐”，花鸟画向何处去?

　　中国花鸟画也影响着他国的绘画，除了技法之外，更有哲学思想的影响。中国画笔墨结构便承载着东方哲学思想，石涛所总结的“一画”之法，除了丰富的审美意蕴外，还有独立的审美价值。“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一点一线、一笔一墨也将中国画的意像精神包含其中。这种哲学思想，甚至西方现代派大宗毕加索也主动接受。所以，花鸟画也是在探求艺术规律，借鉴世界优秀文化形式，包容并蓄和领异标新，并从中确定自身的发展走向。

　　(作者为中央文史研究馆书画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