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职于摩根大通(JP Morgan)的凯尔·索莫(Kyle Sommer)曾表示，在通胀上升时，艺术品已证明是对冲价格上涨的有效手段，“平均而言，过去40年中，在通胀上升、尤其是高点的时期，艺术品的表现要好得多。”当通货膨胀率下降时，艺术品的回报似乎是最弱的。投资专家表示，现代艺术品是抵御通胀的有效手段，在经济增长的时候，回报往往会更好。

　　一项最新研究表明，艺术家们投资自己的作品，或许会比投资股票收益更大。这项研究来自纽约大学视觉管理学助理教授艾米·惠特克(Amy Whitaker)和卢森堡大学金融学教授罗曼·克劳瑟(Roman Kraussl)。

　　两名学者根据Leo Castelli画廊的历史数据建立了一套投资模型，来推测如果贾思培·琼斯(Jasper Johns)和罗伯特·劳森伯格(Robert Rauschenberg)这两名艺术家保留了1958年到1963年间由Leo Castelli画廊所售出自己作品的10%的所有权，他们将会获得什么样的收益。

　　研究发现，劳森伯格的作品《画谜》(Rebus，1955)最初以2800美元的价格售出，该作品最后一次拍卖是在1988年的纽约苏富比上以575万美元落槌。如果劳森伯格当初保留这件作品10%的所有权，他可以收益57.5万美元。贾思培·琼斯的情况甚至更为可观，琼斯1959年的作品《False Start》最初定价为1000美元，最后一次拍卖同样是在1988年的纽约苏富比拍卖会上，以1550万美元的价格落槌。

　　在与同一时期的标普500指数进行比较后，两名研究者认为，如果不投资金融市场而投资自己的艺术作品，劳森伯格可多获得140.8倍的收益，而琼斯可获得986.8倍的更多收益。

　　尽管琼斯和劳森伯格的案例只能代表乐观的情况，不过两位作者认为，即便艺术家和艺术商在作品首次出售时放弃现金而换取一小部分的作品所有权，他们仍可以从这个机制中获益颇丰。与依赖法规和义务的转卖版税不同，依靠区块链技术，这种分割后的权益可以独立于作品之外进行交易，使艺术家自己能够生产出由市场驱动的赞助能量。

　　同样，投资者也可以购买或持有多样化的“股权”投资组合来分散风险。两名研究者认为，所有在生涯初期难以确定自己作品价值的创作者们，都可以采用这种分散股本的模式，以避免当作品升值时错过了自己的应有收益。

　　惠特克认为，艺术家持有自己作品的部分权益，可以在艺术市场上形成“结构化的去联盟”(structural misalignment)。“我们的研究表明，在这样一种机制下，那些在初期愿意承担风险进行投资的人收益最大。最令人激动的是，这种机制与金融投机者所哄抬的艺术品市场截然相反，它鼓励艺术品自发的价值增殖。”

　　实际上，一些艺术家在开始职业生涯后，就从收藏家、经纪人或者收藏机构手中买回他们的作品。2003年，在一次特别的活动中，达米安·赫斯特(Damien Hirst)与他的经纪人杰伊·乔普林(Jay Jopling)从收藏家查尔斯·萨奇(Charles Saatchi)手中买回总价约1500万美元的12件作品。

　　与之相比，88岁的罗伯特·莱曼(Robert Ryman)的收藏方式更为朴素。这些年来，他逐渐收回了一批自己的创作，甚至买回他在1958年绘制的最早一幅作品。那个时候他还是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中的一名临时安保员，每周赚40美元，这幅作品在当时一场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分馆举办的内部员工作品展上，以80美元被格特鲁德·梅隆(Gertrude Mellon)买下，他是时任馆长的多萝西·米勒(Dorothy C. Miller)的一位朋友。“有人想买这张画，我当时感动极了。”赖曼说，“尽管现在听起来很荒唐，但我那时候房租每个月35美元，80美元可是帮了我大忙。”

　　这幅作品在由梅隆保存30多年后，被带到纽约的佩斯·威登斯坦画廊估价。尽管机构方面不能对以前的标价构成确认，但根据1991年以来苏富比的拍卖纪录和相当水平的作品进行推测，这幅绘画的估值在8万到10万美元之间。

　　现年91岁的亚历克斯·卡茨(Alex Katz)是当今世界上最活跃的艺术家之一，他是各大美术机构收藏最多作品的艺术家之一，作品受到各地众多藏家的追捧。尽管如此，他表示自己卖得不多，“从开始卖画起，我就知道应该留下百分之十的好画。”

　　他不断收藏一些自己认为最好的作品，有选择性地出售部分创作，并将自己保存的一些早期作品捐赠给公共收藏机构。“《保尔·泰勒》(Paul Taylor，1959)是我最好的一张平面肖像画，”卡茨说，“当时我有许多买主，但我最后把它卖给布兰德霍斯特。原因是：其一，他没有讨价还价就付给我钱;其二，他正在慕尼黑盖一座博物馆，那儿有我两个房间。如果有任何公共空间需要我的画，我就没有权利保留它。”

　　同时，卡茨认为除了经济利益外，卖一件艺术品对于艺术家往往意味着更多情感代价。“在我卖掉《温森特与阳光》(Vincent and Sunny, 1967)后，我妻子开始哭泣。”卡茨指的是一张他儿子少年时的肖像画，“它是1967年画的，我2004年时卖了它。我们已经共同生活了许多年。最后，有博物馆提出需要它，于是我想，‘我得让它走了。’但所得的钱不能与这张画相比。我的生活习惯非常简朴，我不想浪费时间花这些钱。它没有任何意义。看一张真正好的画则使我感到愉快。当它离开时，那儿留下了空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