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记得十年前的冬天，那还是小学的时候，去了一位远房亲戚家中(按照辈分应该叫做一声大爷)，看到那个高高的柜子上面堆满了用蓝色函封的线装书籍颇为好奇。当我翻开这些古籍，一股沁人的书香扑面而来，用手去抚摸那充满了年代的纸张，一个字一个字的指着读，可惜的是绝大多数的字都不认识。但看着那竖排的字体，有的一排是大字，有的是双排小字，有的是蝇头小楷的批注，有的是朱批。直至今日，我在想古人研究学问严谨的样子是多么让人敬畏。

　　人们都说时间可以忘掉一切，诚然。前些年回到那个地方，发现早已经人去楼空了，只是剩下了几本书，翻开一本类似日记的书籍，上面写着“仲春之月，得监本诗经一册(扫叶山房本)”，而具体年代也已经无从考证，上面还写着一些记录抗日时期的事迹，但也模糊不堪，不知何处下手了。听其他邻居说大爷在临去世前留下遗言：“但凡剩下的书籍，医药卜筮等全部烧毁，一概不留。”与此同时我又发现了一些东西，那日记上还写着“此等药丸奇方不传，不知，不答，不问。”听说大爷家以前是三代中医，传到他算是第四代了，家有遗训，如果没有子孙或者子孙不孝的不能传下去。《礼记》有句话叫做”医不过三世，不服其药。”可以想象当时是多么享有名气。当初看到过几张民国时期类似于广告的宣传单，应该是他的父亲当时开的医馆而做。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一切都过去了，但一切又都不会过去。斯人已逝，哀叹也挽回不了什么，倒不如从现有的材料出发，还能寻找新的线索。(前几个月从大爷的邻居家得知原来大爷曾经给过一本藏书目，后来再去借到了，今凭记忆把书目列于下面：《阮元刻十三经注疏》、《珍珠囊补遗药性赋》、《本草纲目注》、《京房易传》、《钦定四库全书经部》、《二十四史》百衲本等，可惜这些书都毁于战火，不复存在了。)

　　许逸民先生在他的《古籍整理释例》说到:“谈到古籍往往要连带说说古典文献，二者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是肯定的……古籍专指古书，而文献则指一切历史性资料。古籍与文献是两个内涵不等的概念，文献的包容量远大于古籍，估计只能说是文献组成的一部分，或者说是其主要的组成部分。”在有印刷术之前，书籍多是抄写，起初是竹简，到后来就是帛书，再到后来纸张的发明，都有所传承。自从印刷术发明后，书籍的印刷速度更快，更有利于传播。由于手抄本在前，所以和刻本相校对，手抄本弥加珍贵。《中国目录学史》、《目录学发微》等书对古籍的版本都有系统的介绍与论证。

　　章太炎先生不可不谓是一代大儒，他的学生黄侃，对经学，文字训诂等也有所造诣。清代不可不谓是考据学鼎盛的时代，尤其对古籍版本的考订，疏证做了详细的考究。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商务印书馆、浙江古籍出版社等百年老店之所以能够长存至今，就在于对古籍、外国经典书籍的详细订正。我尤其钟爱中华书局出版的古籍，不仅仅是质量，更有那份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从《诸子集成》到《新编诸子集成》，从《中华活页文选》到《文史知识》，新修订的二十四史《史记》、《新五代史》、《旧五代史》、《辽史》。又有中华经典译注丛书，中华国学文库等。李理说“一代人要有一代人的事情要做。”我想，我们这一代人就是要把我们国家具有代表性的典籍继承，发扬下去，让更多的人们了解，传播的更广。

　　“仲春之月，得监本诗经一册”，也许是缘分吧，那一次的回去得到了这一本书。虽然它是朱熹的《诗集传》，但我发现与通行的现代本子有所不同。书的内页发现了一张书签，写着“不义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这不正是《论语》里的吗?这更加吸引我对这本书的探索。经学家说“读古文必通小学”，这是古代对通晓十三经等先秦典籍的一致看法。什么是“小学”呢?它不同于我们现在意义上的义务教育，在古代“小学”指对于文字的训诂，考订，音韵学都需要知道一些，也指洒扫应对的事。为此，高中期间誊抄了《尔雅注疏》《尔雅义疏》《说文解字注》《章太炎说文解字授课笔记》，也许真的是皇天不负有心人，三年时间，这四本书大致抄完了。我把这两个《尔雅》的本子互相校对，看看两方是否有错误的，一个是宋代的注释，一个是清代的注释，互相指正，写出另一个本子，总结正确的部分，同时还参考黄侃的《尔雅音训》。同理，《说文解字》也是这么做的。为什么选择这两本书呢?《论语》说读《诗经》可以认识山川草木虫鱼鸟兽，而《尔雅》是汉代经师专门解释六经的一部词典，分为十九篇，从释诂到释兽，真是一部古代的百科全书。《说文解字》专门通过字的本体解释，追寻字的本意。时间也是有限，不可能把所有关于小学类的书籍全部看完。当年苏轼说“发奋识遍天下字，读尽人间书”恐怕一生都不能做到，何况到今天这个时代呢?

　　在西学东渐、各种思潮互相激荡的20世纪初，以刘师培、邓实等青年人以“研究国学，保存国粹”为宗旨，在上海发起成立国学保存会，发行《国粹学报》，并且形成反清革命队伍。什么是国学呢?刘师培说“中国固有之学术”，又章太炎在日本组织的“国学讲习会”，大概他们两个就是国学两个字的最初使用者。(曹伯韩《国学常识》，中华书局，2016年)国学不仅仅是儒家的学说，曾国藩分为“义理”“考据”“词章”三类，这也是各个门派的分别。“五四”时期以后随着西方学术引入对国学有着新的整理与继承，直至现在也是如此。为什么呢?国学不是中国人独有的，而是世界共享的。外国人研究我们的学问，我们研究外国人的学问都是应该互相勉励的。《论语·颜渊》中颜渊问“礼”，后回复孔子说“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整理国学的，当谨记如此。过去的东西值得我们当今借鉴学习，断不能数典忘祖，“不懂得过去就不能理解现在。”

　　还记得在半个多世纪前，章太炎说研究国故之学要从自国自心发出来;钱基博在《国学必读》一书中则更重人文主义的国学，“发国性之自觉，而纳人生于正轨。”本是带有传统文化乡愁意味的国学热，现在却日渐演绎成匪夷所思的闹剧。子曰：“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对古籍的发掘、修订、校刊、出版，对国学的继承与发扬，需要我们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