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0月的一个清晨，我又一次沿京都七条大道一路向东疾行。过鸭川，人流渐紧，路灯和沿街店面招牌上，临时加挂的招贴字幅也愈发密集起来。那招贴上径书两个大字：国宝，外加一行“通关密语”——41年梦8周。正是这口号引得四方人流奔涌，待汇聚到京都国立博物馆前时，已成骈肩杂沓之状。

　　在京都国立博物馆开馆120周年之际，馆方筹划了日本41年来最高等级的特别展览会。展品有210组，全部是日本政府公布的国宝。在日本文化遗产保护体系里，国宝是最高等级，截至2017年，共有223组不可移动的建筑物和885组可移动的美术工艺品被指定为国宝。换言之，1/4可移动的日本国宝都在此次京都大展上现身。展期不过8周时间，个别展品甚至只展出一周，如此说来，“41年梦8周”的口号还真是恰如其分。

　　当然，我感兴趣的重点是日本国宝里的中华文物。按照日本方面的划分，其国宝中的美术工艺品又具体分作绘画、雕刻、工艺品、书迹典籍、古文书、考古资料、历史资料等7类，前6类中都有中华文物的身影。在此次日本国宝大展中，明确为中国传入的就多达48组，约占全部展品的1/4。我记忆最深的是，展品虽然均为日本最高等级的国宝，但关注度仍有高低差异，其中最热门的两件展品全部来自中国，分别是第二期出陈的曜变天目茶碗和第三期出陈的汉倭奴国王金印。为疏导人流，馆方特别在展厅内设置了单独的参观路线，引导观众专门排队近距离观看这两件奇珍异宝。

　　1784年出土于福冈博多湾志贺岛的汉倭奴国王金印，长宽高都不过2.3厘米，堪称是最小的日本国宝了，即使贴近展柜辅以微距望远镜端详，也难以看清印上蛇纽真容。尽管微小，但它印证了汉光武帝刘秀于公元57年赐倭奴国印绶的史实，堪称中日交往初期遗存至今最珍贵的文物。至于曜变天目茶碗，出自南宋建窑，宋元时传入东瀛，成为茶道的无上至宝，其中列入日本国宝的共有三件，此次展出的是最难得一见的京都大德寺龙光院藏品。贴近展柜观赏这直径不过12厘米的茶碗，内壁黑底仿佛入夜的天穹，其上无数釉斑随着观者移动脚步而变幻七彩光华，短短数十秒间，瑰丽奇异的观感竟似遥望星空一般。

　　一卷《汉书·扬雄传》让我驻足许久。现存《汉书》最早刻本或为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北宋刻递修本，而雕版印刷术发明前的《汉书》写本则在国内早已不存，因此这卷由初唐时人精心抄写的《汉书·扬雄传》堪称至宝。此卷今存26页纸，正文单行大字，注文双行小字，多用楷书，兼用行楷，字体俊逸，颇有欧阳询书风。由于该卷抄写年代几乎和颜师古注《汉书》同时，因此可以说真实展现了《汉书》乃至中国传统史部经典的早期面貌。这卷《汉书·扬雄传》由遣唐使带回日本传承近300年后，公元948年，出身于当时日本第一豪族的藤原良秀曾在卷上用朱笔句读、墨笔训注，无形中又让其增加了中日文化交流的价值。此卷直至现代仍由私人递藏，近年才成为京都国立博物馆的藏品，此番公开亮相更成为一些日本文化媒体重点关注的报道对象。

　　大展第三期上，还有保存于京都大德寺的一组《观音·猿·鹤》难得出陈。这是三幅巨型绢本立轴，墨笔淡彩，据说是南宋四川画僧法常的代表作。这三轴居中为观音坐像，两侧分别为一只仰天长唳的丹顶鹤与长臂猿母子。据说葛洪在《抱朴子》里记载周穆王南征时，战死沙场者，君子化为猿鹤，小人变作虫沙。庾信在《哀江南赋》里也曾感慨“小人则将及水火，君子则方成猿鹤。”画家以此典故绘制的这组作品，笔墨爽利，气韵高致，委实蕴含着悲天悯人的大德情怀。法常自号牧溪，在中国画史上似乎名声不彰，元代收藏家庄肃说他的画“枯淡山野，诚非雅玩，仅可僧房道舍，以助清幽耳”，甚至有人说他“粗恶无古法”。但牧溪的许多作品在元明时代被带到日本，成为“日本画道的大恩人”。作家川端康成曾说，“他的画多少有一些粗糙，……但是日本仍然把牧溪视为最高。由此可以窥见中国与日本不同之一斑”。

　　谈到不同于中国的日本，最好的概括也许出自美国文化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她在《菊与刀》一书中曾说：“日本人生性极其好斗而又非常温和;黩武而又爱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顽梗不化而又柔弱善变;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忠贞而又易于叛变;勇敢而又懦怯;保守而又十分欢迎新的生活方式。”

　　通过梳理日本国宝大展中的中华文物，不难发现其制作年代大体集中于隋唐、宋元两个时间段，前者雄强华美，后者清幽雅丽。它们被引入东瀛后，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的做法，是将这两种审美特质各自演化到极端，结果便是变雄强为暴烈，化清幽为阴翳，从而对日本传统精神风貌发生了影响，也因而会被日本政府指定为国宝。对于中国观众来说，它们熟悉却又陌生，或许正因为如此复杂的魅力，才吸引我漂洋过海来看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