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菊生先生面对我国花鸟画的丰厚传统，思考和探索自己独特的创作道路，他在研究和借鉴我国古代绘画特别是宋代花鸟画形式特征的同时，创造出自己独特的风格样式。王菊生是60年代美术专业的毕业生，他的学术视野开阔，由于他早年从事过年画、连环画、宣传画以及油画与水墨写意画的创作，这样对多种绘画形式的实践，自然有益于他以后二十多年所专心致力的工笔花鸟画创作，使其能更深入地体悟到我国工笔花鸟画的堂奥以及自己应找到的形式突破口。王菊生还是一位对美术史论潜心研究，并有丰富学术成果的学者，曾先后出版过两部学术理论专著。他的史论研究帮助画家对绘画创作实践有恰当的审美把握，在绘画创作方面他取得今天这样令人瞩目的成就，可谓水到渠成，实是在情理之中。

　　由于王菊生对于工笔花鸟画史及当代工笔花鸟画的创作胸有成竹，因此他在自己的花鸟画创作特点和风格定位上，方向颇为明确。早有清晰的创作蓝图和艺术之理想目标，加上他的勤奋用功和敏锐的感悟力，目下的创作成果就是他多年来艰苦努力的最好见证。观看他的工笔花鸟画作品，其总体风格特点是清韵典雅，品味隽永。他所画的水滨杨柳、水鸭，或是百合、枫叶、鹦鹉、喜鹊，有如“采采流水，蓬蓬远春”“柳阴路曲，流莺比邻”之纤秾佳境。

　　王菊生的工笔花鸟画形式创造，在用笔、敷色和构图三个方面，都颇具匠心，绘画风格鲜明，独树一帜。

　　线的勾勒和色的敷染是中国画最重要的两个方面，南朝的山水画家宗炳在《画山水序》中就提出过“以形写形，以色貌色”的创作原则，南齐谢赫在《画品》论绘画之法时，将“应物象形，随类赋彩”作为品论绘画优劣的二条重要标准。中国画讲究“骨法用笔”和以线造型，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说：“夫象物必在于形似，形似须全骨气，骨气、形似，皆本于立意而归乎用笔，故工画者多善书。”王菊生还对晋代画家顾恺之、唐代画家吴道子、宋代画家李公麟的用线造型特点进行过细致研究，吸收他们的线条表现力方面的特点，同时，他又对用线的方法加以改革，和历代画家强调线的流畅贯通不同，王菊生则注重线条的挺直与方硬、断离与刚正，从而形成他自己独特的用线断离、顿挫的画风，使线条更具有骨力和律动之美。他在花和叶子、树的枝干、以及诸如喇叭花、山里红、柿子、绣球等花果的造型上;在禽鸟、蜂蝶的造型上，均采用直线转折而形成方折几何形，这使他的作品中花鸟果木的形象都具有了几何造型的特点和线条硬直方正、节奏分明的审美意味。

　　中国画也是很讲究色彩的，从西汉楚墓中的T型帛画，到唐宋人物画和青绿山水，色彩对于造型及形式美的构成，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所谓中国画只重水墨不重色彩的观点是片面的。唐宋绘画的绢本质地带有暖黄色调，高贵而典雅。王菊生将这种色调作为其工笔花鸟画的基本底色，增加了作品高古而富贵的品味。同时他还有意弱化色彩的鲜度和纯度。大量使用暖灰色，使画中色彩暖而不燥、艳而不俗，使色彩丰富多样，又能和谐统一。其作品色彩有如惠风和畅，苒苒在衣，形成其温馨可掬、古雅平和的审美特征。

　　王菊生在作品的空间表现方面，其独到之处是：既不采用西方绘画的三度空间焦点透视法，也不袭用我国古代绘画中的多点视线和远近法，而是采用方构图，强调平面装饰感，构图饱满，抑制空间深度，让所表现的草木花卉，均拉近距离，造成较强的视觉效果。如《又见棕榈》、《争妍》、《仲夏》、《南天一柱》、《花冠天下》、《玲珑八月》、《绿荫》等，均将花木形象占据画面主体位置，近距离放大，形象单纯而凸现，纯粹而利落，由于画面主体形象突出，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吸引力，使观众感到一花一世界，一鸟一精灵，并体悟到莽莽大自然的强大生命力，虽然画面中出现的是妩媚多姿的花草叶木，但却予以勃发的生机和向上的潜能，透溢出极强的自然生命价值和奋进的精神力量。《夜阑》、《晚风》等作品的满构图，具有图案和平面装饰效果，他作品构图置陈布局的巧妙，在看似平静之中，却蕴含有强烈的现代形式意味。

　　他的花鸟画，继承了宋代花鸟画的“写生”精神，刻画了草木花果的情感，描绘了禽鸟虫鱼的生趣，这正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如苏珊•朗格所说的是一种“生命的形式”。他的作品乃“素处以默，妙机其微”，从平凡的草木花卉之中，洞察出大自然生命的无限价值，从作品的一枝一叶中，散发出典雅的清韵，流落出隽永的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