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收藏有一方青花瓷(见图)，该砚高4.5厘米，直径14.5厘米，由墨池、水槽等组成，腹部呈弧状，上口和足端各饰青花旋纹一圈，腹部绘青花缠枝菊一周，底书青花楷书“天顺年”三字款，该砚釉面灰暗，青花发色泛黑，绘画手法如明宣德时期技法，画工精细，胎质较粗松，在上口和足端露胎处红色火石红揉和，根据上述种种特征认定该砚确为当朝的民窑精品。

　　这一方砚是2001年笔者驾车到固原拉土豆时，在一土豆种植大户家发现的。该砚主人是当地小有名气的“秀才”，几经商议，未达成转让，当我又一次到他家拉土豆时，以一方贺兰石砚换回这方瓷砚，据他本人讲：“这方砚是我的父亲留下来的，本不应转让，念你拉我家两车土豆的份上就换给你吧!”

　　笔者感兴趣的不但是这方砚本身所载的历史价值，更重要的是砚底洗池的“天顺年”三字款。我们知道中国的制瓷业发展到明代初期已达到历史的高峰期，从选料、制胎到绘画无所不精，但是当发展的脚步步入正统、景泰、天顺时，由于连年战争政局的动荡，国势逐步走向衰败，影响较为明显的就是制瓷业，在上述朝代近30年的制瓷中几乎处于停业状态，有专家称，这一时期为制瓷业的“空白期”(当然这里所指的是御窑厂)。根据已知的史料记载，这一时期虽是空白期，但是景德镇的御窑厂并没有完全停业烧造，前期烧造的是前朝留下来的没有完成的制瓷数量，这些瓷在烧造过程中仍书写已定的前朝之款，到后期该生产本朝瓷器的时候，又逢战争，在景德镇御窑厂明代大事记中虽有“五万三千件”的制瓷任务，但根据当时的国势和制瓷能力分析，在短暂的几年里不可能完成这么庞大的数字，就是烧造出来了有可能书写的还是前朝之款。时至今天除北京故宫博物馆藏有一件“大明天顺年制”款的青花小石碗外，尚未发现其他有天顺年款的瓷器。根据明朝制瓷惯例，民窑瓷是不能书写年款的，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均为“堂名”、“吉谱”等一些无法确认年代的落款，这方圆砚虽未书写“大明天顺年制”款，但它书写“天顺年”三个字已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了(属民窑伪托款)。这正是出现在这个特定的动荡历史时期，否则绝没有人敢冒这个险。

　　总之，这方圆砚再现了天顺年间景德镇民窑的制瓷水平，这件青花瓷笔者虽然经过几年的研究，但是仍然还有很有问题值得我们去推敲，值得我们去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