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教育是面对未来挑战的先行者，建构一个能够适合未来发展的教育体系，是中国乃至世界的一个首要而紧迫的任务。中央美术学院作为“双一流”建设的艺术院校，为贯彻落实国家提出的文化发展战略，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在迎接建校百年之际，于2017年12月至2018年9月期间，启动「未·未来」全球教育计划。通过网络平台，搜集影响时代的社会话题与教育议题，面向全球征集热点问题，邀请来自全球不同国家的16位影响当下与未来的思想者，针对精选出来的100个问题，进行发声研讨，同时「激活创新」现场还与全球艺术设计院校进行连线，共同讨论与交锋，试图对未来提出洞察、预知与研判，积极提出应对世界结构变革的新观点，激发创新新生动能。

主题：与伊藤穰一的时空对话

　　伊藤穰一：每一个人都喜欢这个老师，内格罗斯也听了大家这个对话，他说你知道吗?这个人不是我们想找的那个，而是随便的另外一个。所以对于媒体实验室来说，为什么可以这么好的运行?我们可以拓展并且欢迎另外一个人，比如说，让我们把组织推出自己觉得舒适范围这个人，我们是需要跟他们合作。所以我们彼此信任，彼此自由讨论，我们希望可以找到这样一个人，这个是我们的基因之一。

伊藤穰一

　　我们把它叫做不驯服的文件，就是在科学在理科当中，大家有问题。大学的理科有一个非常顺从的系统，这当中，别人告诉你做什么就做什么，或者创始人基金提供者告诉你做什么就做什么。但是说实话没有人真正做到别人要求他做的事情，所以对于机构来说，建立一个非常健康的文化，同时建立一个支持性的帮助性的并且健康的文化。人们能够有一些想法、有一些假设的时候，都可以自由地提出来。

　　艾伦·萨耶格：穰一你好，我叫艾伦。我对于媒体实验室教授非常的熟悉，实际上早在90年代初期，对它都是非常的熟悉。那个时候也在做着其它的事情，而且非常非常的成功，我不是说现在不成功。但是这个模型目前变得非常的流行，你怎么能够保持你之前的这种寻找，而不会对自己有太多的稀释?实际上我们也是进入了一些其他的领域，有一些领域比如说可变计算等等。

　　很多其他的公司也开始做可变量计算研究，有一个研究很难，我们也是不断地推进，包括其他的一些机构研究或者企业可以及时地赶上这些研究，我们希望能够找到一些东西，当然可能这样说有一些技术太强了，我们的资金基本上都是来自于一个公司的联合会。所以在过去我们和他们建立了非常好的关系，这个关系当中，他们不会告诉我们要做什么。所以我们在雇一些人员的时候，我们希望这些人可以从其他的地方找到资金，包括我们的这些员工，他们开始从其他的一些资金资源包括政府拿一些资金。

艾伦·萨耶格

　　所以也是很奇怪，这个技术的角度上面来说一下，对我们没有要求的地方的公司那里融资，相对而言风险比较大，但是政府还有其他的一些机构，他们可能要求我们做什么，但是给我们提供非常稳健的资金。

　　所以不管怎么样，我们这些博士还有一些硕士等等，我们也有这样人员。但是还有其他的一些跨学科的机构，比如说斯坦福大学的，每一个老师都来自于不同的学科，但是他们在一起做研究，除此之外，我不清楚是否还有其他的一些学术部门或者系，他们把这些非学术的论文进行深入地研究，或者说是不是长期任教于同样的一个系或者科，不管怎样，我希望有这样的能力吸引特别特殊的人。谢谢。

　　凯文·凯利：我叫凯文凯利，我想了解一下，你们在过去三年特别有感觉的是什么?但是现在你突然发生变化了，主意变了。

凯文·凯利

　　伊藤穰一：凯文你也是来自于这个社区，所以我这么说你也有共鸣，那个时代我们还是非常的乐观，对于某一些技术，比如说当时我们也有互联网，还有《连线》杂志，我们把它叫做这个技术乌托邦，技术人员会连成一线，可以成为一个世界，我们叫它密码，通过创造未来，预测未来。所以媒体实验室对于知识，还是非常的乐观的。

　　我们实际上有些观点也是非常的审慎，技术可以好也可以坏，是好事也是坏事。托尼也在这，他是来自于新学校安妮学校。他也可能知道很多有一些批判性的设计，真的反映了社会对于技术的批判性的思维，不一定是负面的，是一种反思式的批判。所以这也改变了我的一些想法，因此我也希望可以改变实验室的想法。技术人员应该负责，他们应该有一个感觉，尤其是对于社会的感觉。而不仅仅是生产技术，只是为了技术而生产技术，我们应该有对社会有一定乐观感觉之后，再做技术的研究，这个是我们的原则。

　　范迪安：我的问题是每一个学生，都是带着不同的原来的专业学科的背景，或者从小就形成的一些经验，加入到一个集体当中。在你的工作室或者实验室，怎么解决来自不同的经历，包括兴趣的这些年轻的学生呢?可以使得他们进入一个共同研究当中。在美国也是有不同专业的分科，把他们弄到一个共同平台当中的时候，作为教师是怎么引导到跨学科跨文化的研究的?

范迪安

　　伊藤穰一：对于每一个学生来说，他不需要做一个东西，另外我们有机器人，有心理学家、教育学家，还有机械工程师、软件工程师，还有人工智能AI专家。所以你在做这个机器人的时候，即便彼此不能够进行学术上的沟通，但是你要了解，实际上这个也和架构的业务相关，要有一个架构设计师，要有一个工程师，所谓架构就是建筑，所以有不同学科的人。

　　这个建筑模型我们可以讨论，但不是以学术语言进行描述，但还是可以进行合作。所以我希望跨学科之间可以非常容易地沟通，而不仅仅是学术的讨论，所以沟通的能力，尤其是跨越专业的沟通能力，对于我们学生、对于老师来说非常的重要，每一个老师都有自己的专业，学生也是的。

　　但是不可以说评判学生，评判学生其实很难，比如说有的学生是戏剧得了一个PHD，就是这个理科学生的旁边。所以实际上我们也给教职员工一些自由，让他们来评判学生，当然我们还把其他一些专业的专家带到一起。我觉得你说的对，就是来衡量一个学生学术上面的进展其实很难。当然你要想做一些变革性的改变世界的，比如说社会机器人，比如说基因工程，比如说这些创造性的工作的时候，这个项目本身已经说明了，它本身就是跨学科的一个研究。谢谢。

　　克莱夫·范·希尔登：你好，我叫克莱夫·范·希尔登。我发现现在媒体实验室这个学科上，确实发生了一些变化，比如说在90年代早期的时候，设计基本上是没有的，就在实验室里面。为什么?比如说从技术标准的角度上，有一定的标准。所以我想这样一个变迁是自然的变迁吗，就是加入一些新学科，加入媒体实验室，还是有什么其他的考量?

克莱夫·范·希尔登

　　伊藤穰一：我觉得是很多因素的组合，我们吸引了有创意的人，做一些有意思的东西。但是非主流的人，我们怎么做?就是通过这样宣传，我们也吸引了做一些特别奇怪事情的人。我们也寻找一些特定领域的老师，也找到一些没有想找的人，比如乔尼，他也是来自于NASA，他也是做一个航空的项目。把发展中国家的教育还有气侯等等参与了这样一个联合项目当中。我们不太清楚这样的人存在，但是居然找到了，更不要考虑对我们来说的确也是如此，我们不断地寻找，但是同时也是吸引着某一些人。

　　我们的员工也会被邀请参加一些大会，和一些比较奇怪的人见面，也会见到一些比较奇怪的人。但是我想了一下，其实很有意思，我们最近六到七年也进入了一个生物技术。对于我们来说需要深入地思考，去理解生物学是否适合我们的实验室?对我们教员是否可以开创这样一个基因学领域。比如哈佛都觉得不合适，但是我觉得他们很聪明，就是这种想法对我们来说非常的激动人心。

　　所以，我们就决定下赌注让他们进来了，他们就成为了整个MIT第二代实验室，又取得了很多的奖项。所以现在有很多这种风险，我们有的时候是需要去冒险，去走入一些未知的领域。这并不是我们常做的一些事情。所以我们的赞助者，有时候他们也很有韧性，他们支持我，让我们能够冒一些风险。

　　另外一个就是巧合或者命运，因为我们发明一半有用的东西，不是故意去发明的，都是偶然遇见的，所以我们需要去面向这种可能性，保持开放。而不是更多用集中，然后把其他美好可能性都挤出去，是不好的。

　　阿什利·霍尔：非常感谢伊藤教授，感谢您的分享，还有您对我们问题的回答，非常的感谢。